我 的 知 青 生 涯

1965年的秋天是一个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秋天，我的人生从这个秋天开始，走上了一条凄风苦雨、布满荆棘的崎岖小路。

那年，我从长沙市五中（现名雅礼中学）初中毕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家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自负成绩在班上和年级总是名列前茅，但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能否被录取就难说了。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课的李老师，阶级立场特别坚定，爱憎特别分明，不但撤了我的班干部职务，还经常教育我不要走“白专道路”，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在我的“毕业评语”中她写道“该同学受家庭出身影响，前进的方向不够正确，读书是为了成名成家“惟有读书高”，发言不能与行动结合，缺乏工农淳朴感情”，学校最后的结论是“不予录取”。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她本人出身地主，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应该会对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学生有更多的同情才合情理，怎么会比别人对我更加严酷呢？现在想来，大约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她只有如此表现积极进步才能保护自己吧。不过虽然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保护她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但命运却还是没有宠爱她，八十年代她就患癌症去世了。而与此同时，我所尊敬的语文老师钟楷老师却因我之故在文革中添了一条罪状。钟老师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后又被送到香港深造，获得中文和法律双学历，之后担任过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后调任《江西日报》主编，因划为右派受到处分，辗转调到五中教初中语文。因为赏识我的作文，有一次竟然破例给足了100分，在全班讲评示范，结果在文革中被列为罪状之一：“重视和吹捧出身剥削阶级的学生，歧视和打击工农子弟”，为此被打得死去活来，牙齿被打落好几颗。

    （工作组整理的钟楷老师的“罪状”，由钟楷老师提供）

    初中毕业的女生，正是豆蔻年华的花季，谁没有对未来的憧憬？谁不是想象着自己将成为居里夫人那样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可是，学校的大门、科学的圣殿永远地向我关闭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下乡一条路。其实，我当时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比较起其他同学来要了解得多。因为我的哥哥冯世续（随母姓）1963年就下放到了江永县回龙墟农场。当学校在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山美水美人更美”、“红薯摁脚板，柚子碰脑壳”的美好景象的时候，哥哥就写信提醒我：“你才16岁，个头不高力气小，到农村肯定吃不消”。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不给我的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我还是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我的父亲出身于临澧县一个耕读农家，1924年，怀着精忠报国的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参加东征北伐，浴血沙场，九死一生，二十四岁时以战功升为团长。在攻打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保送日本军校深造。抗日战争打响后，父亲克服重重阻力，回国报效，担任过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总队长，南京失陷前夕，带队徒步数千里入川。后在陕甘训练民众，组建新一师，亲任师长，开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后，因父亲打内战不积极，加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李宗仁等派系斗争，父亲被解除兵权、逮捕问罪，身陷囹圄。出狱后，投奔同班好友陈明仁，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高参。解放前夕回到长沙，为避免百姓遭殃、生灵涂炭，发起组织在湘军官自救会，与程潜、陈明仁等一道，组织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解放后继续在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高参，在中南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被发表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父亲性情梗直，口无遮拦，在反右斗争中打成右派，主要罪状有二：其一，批评农村大跃进平整土地不应该把老百姓的祖坟都平掉；其二，说在东北时亲眼见到苏军大肆抢掠物资回国。反对“三面红旗”加上“反苏”这两条大罪，让右派这顶帽子沉沉的压在父亲头上，到死再也没有摘下来。降级降薪，时时反省，接受批判斗争。前年为配合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统战部邀我写篇回忆父亲、纪念抗战的文章，我持介绍信去省参事室查阅父亲的档案，被拒。后来黄埔同学会派人去调阅，电话告诉我，已经没有什么有用的史料了，只剩下厚厚的几袋，全部是我父亲的检讨认罪书和思想汇报。1978年接到给我父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以后，我独自一人跑到父亲长满荒草的坟头上，放声痛哭了一场，为了父亲，也为了我自己。

       (父亲的右派分子摘帽通知---1978年)

    父亲当时已经很衰弱了，戎马一生，他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从小珍爱，但在单位反复动员和指令之下，他告诉我，已经在参事室替我报名下乡了。横竖是下乡，还不如主动到学校报名与熟悉的同学一起下吧，何必再给深受打击的父亲增添麻烦呢。就这样，我们五中82名高初中毕业学生在锣鼓声中被送出了校门，远离了家乡和亲人。离家那天，父亲撑着拐杖，努力挺直不再挺拔的腰身，把我送出院门，遥遥挥手告别。走出好远，我忍不住回头，还看见父亲苍老瘦削的身躯倚靠在门边。尚不懂事的我也万万没有想到，父女这一分手，竟就是生离死别的永诀！我下乡后不久，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拖着重病的身体接受批斗，秋天，他就郁郁而终了，其时我在靖县接受再教育，又没有路费，不能回来奔丧。我尊敬的父亲，我坚强的父亲，他没有倒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的战场，也没有倒在重庆暗无天日的沉沉黑牢，却在六十四岁时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倒在了群众专政的震天口号声中！

    我和我的亲属们最不能接受的是，去年，为了办理老知青参加社会保险的手续，我从靖县档案馆复印了我这一生唯一的一份档案资料——知青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上，我的“家庭出身”一栏被填的是“伪军官”。我的父亲的经历是复杂的，但不管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他都是被国家政府堂堂正正委任的军官，如果说不承认他起义有功，不承认他在解放后的军职，称他是“旧军人”也就罢了，但他从来没有加入过汪精卫的伪政权，更没有替日本侵略者卖命，相反他是与日伪军血战到底的勇士，他更是有功之臣，怎么直到现在还要把“伪军官”这样一个屈辱的称号强加在他身上呢？！

    来到靖县，我们82位同学一部分下到离县城不远的接官亭园艺场，一部分下放到了飞山脚下的飞山公社塘湖大队，我很幸运地分到了园艺场。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园艺场是出集体工、吃食堂，每月还有几块钱工资，比插队落户要好。我也总结在学校时的教训，一改活跃好强的性格，少说话，多干活，尽量不突出。可是过没多久，“好事”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根据上面的调整，我和曹志华加上两位男同学被对调到了塘湖大队的湾里生产队，我从此才真正感受到农村的滋味。自己种菜才有菜吃，自己砍柴才有柴烧，没有水了，自己去挑，没有厕所，方便时要人放哨。麻麻亮出早工，麻麻黑才收工，一天下来，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尤其是挑牛粪下田，靖县用的是用竹子固定的箢箕系，特别高，我个子矮，掂起脚来，箢箕也离不了地，只能勉强拖着走，下到水田里，拖泥带水就更重了。社员又笑话又同情我，安慰我：“你挑担子吃亏，插秧就不吃亏了”。真到了插秧季节，我和曹志华不知深浅，自告奋勇包了一丘大田。半夜两点就起床打着手电扯秧，从早插到晚不敢歇气。扯好的秧不能过夜，直插到月亮当头才完工，腰像要断一样直不起来，勉强爬回家里。

    对于我们女知青来说，劳动的艰辛还只是一种磨难，而目睹农村妇女的困苦更使我们不寒而栗。那个时候，当地的妇女是从来不买草纸的，更不用说现在这么名目繁多的女性保护用品了。当时连县城都买不到草纸，我们都是写信要家里寄来，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可以买搓纸楣子的皮纸代替。我很奇怪：当地妇女来了月经怎么办？我偷偷观察她们，发现她们用旧布缝成一个长形口袋，里面装上干柴火灰。我大吃一惊，难怪当地妇女妇科病多，生育率低。在农村，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同样出工，回家后，全部家务由妇女包揽，稍不如意，招来男人一顿打骂，还不能外出诉说。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女社员在家里被打得哀哀啼哭，想上门劝架，也被旁人拉住：“我们这里夫妻吵架，不兴劝架”。第二天出工，我们撩起她的衣襟，只见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看得我们心惊肉跳。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要我这样过一辈子，那还不如死”。

欢迎燕归来的到来!!

看到第一篇,我掉泪了,为你.为我,为我们的父亲,为他们的一生经历.

燕终于归来了，十分欣喜，怎么样？其实上网并不难吧。

我们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很容易产生共鸣，你的文章又把我带到过去荒诞的年代，深为感慨！

你能够坚实的走到现在，真不容易。

燕归来--拜读了这篇让我们心酸的文章,思绪万千......作为同学和朋友,深知你坎坷的生世和创业的艰难,为有你这样的女强人而感到骄傲!

燕归来你好,终于在网上见到了你的大作,正因为你坎坷的人生磨炼了你,你才走到颇有成就的今天.盼继续看到你的文章.

我们都是同类型家庭的人,也同样有不同的遭遇.

   “燕归来”，这个网名起得妙，蕴含着无限深意。文章更是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我是看一段又回首重温一遍，然后再接着往下看。

    早期的知青都有着如此相似的遭遇，而你更有一位人生际遇如此奇特的父亲，如果不是遭逢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你父亲应该为他人生的选择而骄傲，你应该为有这样的父亲而幸运。但是一切都有因时代而改变了，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回首和梳理过去，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你的回忆，对于曾在一口锅里吃过饭的我读来更是感同身受，盼着接下来更有嚼头的文章。

    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子女生育得越多，妇女就越辛苦，但是如果没有生育，妇女就简直失去了生存的平等权利，我们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王大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王大姐个头不高，精瘦能干，下田使牛，上山砍树，样样农活不弱似男子汉。她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又待人真诚热情，队上安排她来带我们女知青出工，照顾我们的生活。她挑选我担任队上的记工员，每天晚上，我都要到她家里去，在昏暗的油灯下，按照她的口述，将全队每一个女社员的工分记在工分簿上。有时夜太深了，王大姐会煮点东西端给我吃，在那远离家乡亲人、饥肠辘辘的夜晚，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真是不仅充实了我的胃，同时也温暖着我的心啊！

    时间一长，我发现王大姐是一人独居，这在当地农村是极为少见的，又不敢问。还是别的女社员悄悄告诉我：王大姐本是从小送到本村陆家的童养媳，因为没有生育，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农民虽然都没有多少文化，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却是都懂的，王大姐理所当然地被休了妻，赶出来独居生活，也再没有人动过娶她的念头，到我们下乡的时候已经过去十多个年头了。我们看着她白天生龙活虎、有说有笑，夜里却独对孤灯、自言自语，心里不禁为她悲叹，联想到自己的人生，心也在为之颤抖。我们要是响应号召，扎根农村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究竟是嫁为农妇，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一生，还是像王大姐这样独身生活，永远埋葬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呢？那个时候，我眼前只有一片茫然，找不到答案，因为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十年后的1995年，我们五中四个同时下放到靖县飞山塘湖湾里生产队的知青重返靖县，得知王大姐终于再嫁到了艮山口，但是命运仍然没有眷顾这位好心人。她本来以为晚年有靠，且第二个丈夫有个儿子，自己将他视同己出，贴心照顾，总可以人心换人心，继子会为她养老送终。不料想她的第二位丈夫又不幸病逝，已成年成家的继子却不再认她，不仅不承担赡养义务，且形同陌路，不相往来。无奈又加上她依然是一副热心热肠，她又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相依为命一起生活。我们特意赶到艮山口去看望了她，看到她狭小的木板房里，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王大姐已然衰老，而怀中的女孩尚嗷嗷待哺，我们都落泪了。俞氏、程树人、曹志华和我都不知道如何安慰她，语言是这样的苍白无力，只能尽力给了她一些经济帮助。

    前年（2005年）夏末秋初，我们又再次前往看望，白发苍苍的王大姐正顶着烈日在田野里拣拾稻穗，她除了拣点别人洒落不要的稻穗和山坡树丛中遗落的茶籽，来解决口粮和食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来源,她穿的仍然是十年前我们送给她的衣服。我们找到当年队上的青年、如今已担任镇领导的熟人，提出希望为她解决困难，镇领导也很同情重视，但后来电话告知我们，当地反复研究后认为她有法律意义上的儿子，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五保户的条件，儿子不赡养她，只能慢慢帮助教育或提起民事诉讼，但教育一时难以奏效,王大姐又不愿意与儿子对簿公堂，镇里也无可奈何。女孩已经长大，在艮山口中学念书，这更增加了她的负担。我们再次默然，在她的住房前留下了这张合影。大约是心情的缘故，大好的晴天、返乡重逢的喜悦，没有给每一个人增添一丝笑意，我们的心都是沉甸甸的。

    其后，我又多次送去钱物及汇款给她，但是再没有过回音，也不知近来可好。我只能遥望西南，默默祝愿王大姐，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虽然我也知道，我们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我也懂得，我的良好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那般的软弱无力。

燕归来：你好！

我们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产生了共鸣，你的文章又把我带到过去荒诞的年代，很难忍受，人说男儿眼泪不轻弹我做不到，酸泪倾盆，我要儿子拜读了这用血和泪写成的真实故事，对后代是个极好的教材，我想将其转帖“安知网”，让大家加深感受，先谢了，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幸福！

       (接上页)

      上山下乡的日子苦多乐少。我们所在的湾里生产队距离县城只有八里路，按说比起地处深山老林来要强得多了，但实际上，除了进城挑粪和赶集可以得些便利之外，并体会不到什么优越性。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几个知青一起去赶集，寄回家书，领取家里寄来的包裹和汇款，买一些维持最基本生活所必须的日用品，然后一起走进饮食店吃一碗“马打滚”——靖县当地出产的一种用糯米制作的小吃。我们知青小组的组长是高中校友“俞氏”，他待我们像大哥哥，身高力大，吃起“马打滚”来水平更不一般，偌大的糯米团子他可以一口一个连吃二十个，因此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授予了这个富有地方特色的光荣绰号——“马打滚”。直到四十年后我们重返靖县，走进卖“马打滚”传统小食的店子，俞氏的水平仍然不减当年，令人佩服。

    只有这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我们这些离巢的孤雁与家乡、与亲人还保持着某些联系，从收到的包裹和汇款上仿佛还可以感觉到亲人的手抚摩过的体温。但是这种喜悦对于我这个离家不久的女孩子来说，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奢望。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再没有可能给我寄钱寄物。母亲失业在家，被街道指派去挖防空洞，说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深挖洞”，“备战备荒为人民”，不仅没有工资，连工具都要自备。两个弟弟因为家里困难又出身不好，初中都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不给安排工作，只能去当“土夫子”，天晴去担土，下雨只能望天，饱一顿，饥一顿，自顾不暇。为维持生计，母亲只好变卖旧家具，最后连床铺都卖掉了，搭块门板睡觉，实在没有能力再支援我，我从此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自食其力的农民。

    我们生产队在附近来说还算富裕，每十分工分折算到三毛钱。队上最强的女社员如妇女队长王大姐是评为每天七分工，也就是男劳力的打七折，而我被照顾评为六分，也就是每天可以挣到一毛八分钱。到年底七算八算，扣除一年的口粮钱等等，不倒欠生产队的就算不错了。倒是本地农民因为家庭人口多，分的口粮多，吃饱肚子问题不大，虽然没有钱分配，养猪喂鸡种菜搞副业，办法比我们总是多些。由此我体会到我们是没有办法与那些带头上山下乡的董模范、邢标兵相比的，他们是回乡知青，生活习惯、劳动习惯都是从小练就的，人熟地熟，非亲即故，虽然也会遇到困难，但总算是龙归大海、鸟入森林。加上模范标兵比我们出身好，到处现身说法作报告，政治待遇那更是没法比了，所以他们可以至今无悔，而我却是只能哀叹“没有岁月可回头”了。

    断绝了家里的支援，最窘迫的日子开始了。没有钱买牙膏、肥皂、草纸，更谈不上买书、添置衣服了。下乡一年，我的身体在苦难的磨练中开始发育，原来的衣服越穿越紧，经常会绷裂了线缝，露出了皮肉。十七八的大姑娘懂得害羞，又没钱买新衣，只能趁着晚上脱下来，自己就着油灯下拆开了放吊边，顺便把磨破的肩头、挂烂的衣襟给密密补好。学着邻居用草木灰泡水洗衣服，在小溪边、井台上用洗衣棒槌用力捶打，指望省点肥皂钱。不成想，下乡带来的旧衣服太不争气，经了一年的日晒雨淋、烟熏火燎、水泡汗渍，早以糟朽不堪，再经草木灰碱水浸泡、棒槌捶打，展开来已是千创百孔，叫我后悔不迭，赶快改了办法用手轻轻搓洗，指望它能多陪伴我几度寒暑，穿在身上还得时时注意，别哪里又出了破绽招人笑话。

    女孩子总是爱美的，在靖县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我和曹志华还到县里的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像，虽然县照相馆的技术不好，后面的布景也差劲，而且前面的栏杆扶手看起来就象是我们被关在栅栏里面，两个人伤痕累累的手不能细看，看仔细了会惨不忍睹，但我至今仍然珍藏着这张相片。我和曹志华几十年来无论甘苦、顺境逆境都亲如姐妹、情同手足，每当我们在一起，常常会翻开这张照片，回忆起我们一道经历过的苦涩的青春年华。

    我们湾里生产队正因为距离县城近、田多人少,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看中，亲自带领县委工作组驻扎在队上，大搞试验田，兴修水利，作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干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得苦耐得劳，不搞特殊化，群众反映很好。不过社员们也评价说，工作组驻队的时期要算老百姓历史上最辛苦的时期了。出工更早，收工更晚，还不准磨洋工。哪怕逢年过节也不休息，战天斗地在田地里、水库工地上。久在农村的社员尚且叫苦，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城市青年能否吃得消就可想而知了。

    工作组长见我虽然个子小，但出工不怕苦，收工后还帮着妇女队长记工分，可能认为我有培养前途，便专门找我谈话，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但是在调查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后就再也不提起了。事后，妇女队长也是老共产党员的王大姐悄悄地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工作组说了，你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子，像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反而表现这样好，不正常，只能说明你思想复杂，队上要特别注意。我听到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上面说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事实上，表现好是思想复杂，要是表现不好那肯定又会说是思想反动，那叫我们如何表现呢？看来这辈子我注定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不过，因为工作组的到来，总算让我走了一回好运。为了应付工作组的要求，塘湖大队指派我跟随农业局的带队干部去沅陵学习养蜜蜂，回来后，大队买了20箱蜜蜂交给我喂养，仍由生产队记工分，大队给生产队以补贴。这样我就告别了艰苦的田间劳动，成为了少见的女知青养蜂人，这种风里雨里漂泊不定的生活又过了一个春秋。

    我踌躇满志地接过这批蜂箱，打开一看，顿时就傻了眼：“怎么全是不适合箱养的中蜂？别人买的不都是意大利蜂吗？”大队书记挠挠头说：“管它东风西风，便宜就好。都是工作组搞花样，不搞还不行，你先养着吧，有什么不懂去问农业局带队干部。不过话先说清楚了，买蜂的钱是大队贷的款，不是儿戏，你可千万小心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蜂箱搬回来，按在沅陵学的办法喂养。养蜂哪里有常人想象的追花逐蜜、蓝天白云、明月清风的浪漫，个中的艰苦只有养过蜂的人才能体会，更何况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那一年我数不清被蜜蜂蛰过多少次了，反正到后来是麻木了，蜜蜂的毒刺刺进皮肤里，既不红又不肿，只叹息又牺牲了一条小生命。尤其我养的中蜂一般都是野生蜂，蜂群小，极易分群，产蜜量不高，箱养容易生病虫害，养中蜂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一不小心，蜂王就带着成千上万的蜜蜂出逃了。我每天都疲于奔命，去追赶出逃的蜂群。赶上蜂群，拨开蜂团，找到蜂王，蜂王的翅膀早已被我剪掉了一半，所以飞不远。庆幸之余，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回蜂箱，带回所有的“逃犯”。每天两次打扫蜂箱，格外留意有无新的王台——就是新的蜂王胚胎出现，如有，必须毫不留情地马上掐掉，否则，不出几天，就会再次上演“胜利大逃亡”了。

    我们生产队附近没有多少花源，为了寻找花源，我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发现被洪水冲毁的飞山水库周围的山里开放着许多荆条花。于是找到农业局请来的沅陵师傅和县镇上的一位男学员帮忙，一道将蜂箱搬运到飞山水库的后山。山中多蛇，有一次，一条碗口粗的大蟒从我身边的草丛中飞快地滑过，吓得我背上好一阵凉飕飕。胆小力薄，只好邀上沅陵师傅和男学员同去。他们见我孤身一人，都有些想占便宜的意思。我又提心吊胆又不敢得罪他们，好在我借住的那家农户为人正直，总是关照和维护我，还特意安排他的小女儿和我一起睡，这才避免了许多骚扰。就是我在山中辛苦追赶蜜蜂的同时，其他的知青和社员们也正在挥汗如雨地修复飞山水库，规定每天要抬足多少石头才有饭吃，真是知青同命运，各有各的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