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亲自来给我们每人胸前佩戴上一朵大红花，并向我们说了好些勉励的话：“同学们，你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也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希望你们投身到广阔天地里去，为党和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

锣鼓“咚锵咚锵”地敲打起来了，我们跃上一辆东风牌大卡车，全意气风发地站立在车厢上。车头上扎着红色的彩绸，车厢两边悬挂着写有“好儿女志在四方”、“上山下乡光荣”字样的红色横幅标语。车子缓缓地从学校驶出，驶过湘春路，驶上大街，一头向火车站驶去，我忽然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浑身的血液像沸腾的开水，带着一股不能忍受的热气，一直流到手指尖，我居然就有一种想向这座省会城市用力挥挥手的欲望。

登上南去的列车

长沙火车站今天显得格外热闹，车站前面的广场已是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攒动，有各学校赶来的下乡学生，有前来送行的家长、亲友、同学，四处是红旗飞扬，四处是红色的横幅标语，锣鼓声响得震天震地。

我们班有不少同学前来送我，他们都是从各自的家里赶来的。我们使劲地握着手，短短的几分钟，说些什么好呢？我只觉着心里涌着许多话，那是需要许多许多时间才说得完的话，时间，在这样的场合，为什么会这般吝啬？过去，我们在一块同窗学习，并不觉得怎样，现有一旦分别，天各一方，便倍觉友情的珍贵。要上车了，他们朝我挥着手，挥着小三角红旗，说着“再见，再见”，我眼睛立时湿润了，心中埋着说不出的难受。

开车的铃声响起，火车大声地吼叫一声，蒸气便像一股火焰从烟囱中冒出。车站月台上，立时变得紧张而且喧闹，响起一片哭喊声。车里的学生向窗外哭喊着：“爸、妈，再见！”外边的人直朝着车窗内挥手：“孩子，好走，到那边要来信啊！……”

我父亲因被划右已发配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劳动改造，母亲是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匠，一条腿残疾，行走极不方便，因此他们都无法来送我。但我透过车窗仍看见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居然也挤进月台来了，他们不停地挥着手，高喊着：“再见！再见！”我知道我的眼泪已经滴落下来了，眼睛变模糊了，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火车已缓缓地开始启动，车站、人群都慢慢地往后退去，渐而变小，忽然一转眼就完全不见了，可我眼睛里还留着同学们的影子，仿佛他们还在向我招手。

车子驶出好远，车厢里仍有着断断续续的哭泣声，各人有着各人的心事，脸上都现出异样的神色。空气沉闷得很，令人连呼吸都似乎受到压迫。

来长沙接我们的是我们即将要去的江永国营桃川农场的书记李种田，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身子不高大，脸很黑，瘦瘦的。有人告诉我，李书记原是三五九旅的一位团长，是王震将军的部下，现在是江永县农垦局的局长。我不知道这人是怎么知道的，也不明白团长与局长是多大的官，团长是不是等同于局长，我没法去探究，但我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军人的气质和威严，立时我对他便有了一种景仰。

李书记大概是也感觉到了空气的沉闷，便站起来笑着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听一听江永那边的情况？”

于是，大家便争着围了过去，争相提出许多问题：

“李书记，江永那边有饭吃吗？”

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吃，也许是这些年大家饿怕了吧。对于饥饿，我是深有感触的。1960年，我被长沙市八中录取，从浏阳徒步走了两天去上学，第一天走到永安镇就走不动了，又累又饿，便花一角钱买了三只草粑粑。说是草粑粑，其实就是把稻草捣烂拌上一点葛根粉，金黄金黄的，样子很好看，却很难吃下去。我好不容易吃下去一只，尽管肠胃里饿得一阵辘辘翻动，另两只仍只得扔了。因此，我特别关注那边是不是有东西可吃。

“有啊，有啊，”李书记呵呵笑道，有如一位慈祥的长者，他看着我们说：“猪肉有的是，赶桃川闹子（桃川镇赶场）一斤肉才七八毛钱；南瓜遍地都是，又大又甜；还有香米，旧社会那可是专向皇上进贡的贡米啊，锅里只要放上一把米，整个屋子就都香了……”

于是，我们就极向往。从明天起，我们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也许是一种热烈又新颖，甜美又奇巧的生活。

我们便不再叩问，不再寻求和动物同等的权利，谁也没有去探究前面会不会横亘着吞噬太多光亮的无限深邃。

大家一同唱起歌：

年轻的人，

火热的心，

跟随着毛泽东前进，

紧紧跟随毛泽东前进……

歌声是那么嘹亮、欢乐、富有光彩，充满了真意，蕴藏着无限的魅力，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努力地写好，只为了记住历史，只为了祭奠我们早逝的青春岁月。

  能写就好,我们为你加油,为你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