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三篇）
每次到长沙常遇到一些知青朋友问我：“你后来又去过江永吗？”我只得老老实实地摇头。我虽然没有再去过，却总会勾起我对那个年月的好些回忆。
陈指导和他的老婆
1968年，一位伟人发出了“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江永县委大概是考虑到我们农场（国营桃川农场）是个知青集结地，没有贫下中农，便从周围公社抽调了一些党员贫下中农到我们学生队担任指导员。到我们队的是一位姓陈的农民，大约三十来岁年纪，善良憨厚，每天和我们一起劳动，脸上总是一副笑嘻嘻的表情。
陈指导是带着他老婆一块来的。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因为我们与她没有什么交往。她长得实在不怎么样，脸模子虽算周正，可一脸麻点，我们背地里给她取了个外号“爆米花”。
我们学生八队在霸王岭工区，这里原是一家煤矿，现已倒闭，只留下两名干部住在场部看守。其中一个姓吕，大约四十来岁年纪，未带家眷，单身一人过日子。虽说守着场部没什么事干，却仍每月拿着几十元的国家工资。那时我们叫拿工资的为吃国家粮，尽管才几十元，这仍是很令人羡慕的事。
陈指导刚来没几天，我们便发觉爆米花常往吕干部那儿跑。一天清早，我们居然发现她一手端着便盆从吕干部房里出来，见了我们便忙低垂下头，略略有些羞涩的样子。
我们便议道：
“爆米花昨晚一定睡在这里了。”
“这还用说，当然是睡这里了。”
“陈指导不知道么？”
“怎么会不知道？一个大活人一晚上都不在自个身边还不知晓，那除非是个死人。”
“那——他就这么心甘情愿吗？”
“哎哎，不谈了，不谈了，人家是贫下中农。”
便都禁声。我们这些黑七类狗崽子是不能随便谈论领导阶级的。
陈指导照样和我们一块劳动，仍然是一脸笑嘻嘻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笑的里面有着悲哀和痛苦。一个大男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跟了人家，谁能会无动于衷呢？
我们又一块议论：
“陈指导也是没有法子，家里穷呗！”
“人来到世上，首先就得要求活下去，面子能吃能穿吗？”
想想这话，我觉得也有些道理。那会江永的确很穷，农民基本上没吃过一顿干饭，餐餐都是熬的稀粥，吃的菜大都是地里扯的野胡葱用坛子腌上，很难见到晕腥。我忽然明白，其实人与人都是一样的，要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硬要把人划分为四六九等，这都是人为的。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在那个年代只有能填饱肚子，才能知耻、言耻、痛耻，才能有自信、自尊，才能谈及理想、前途和世界革命。
我们谁都没有嘲笑过陈指导，反而我们去他家去得勤了，和他聊天、说笑，有的还偷偷地塞给他几斤粮票，人与人之间，除了阶级斗争，还应该有一份人性的关爱。
我的爱情生活
我下到桃川农场那会才十八岁，还有比我小的，才十五六岁。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大概是未涉世事，全是满脑子里充满着幻想，充满着光明和向往。
那会，农场里没有图书室，也没有娱乐室，更没有歌厅舞吧。一是因为农场是创建阶段，农场拿不出钱来办这些；二是最主要的，我们是来干革命的，是来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来接受改造的，怎么能搞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呢？白天，我们拼命地改造自己，使大力流大汗，可晚上，黑灯瞎火，哪儿也不能去，就只能早早地压床板。人是个古怪的动物，偏偏会有思想，人一挨上床板就偏偏睡不好，就偏偏有些不安份，老想找人倾诉些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兰兰（化名）的。她比我小两岁，一个挺清纯的女孩。她也喜欢文学，我们在一块便谈文学，谈童话故事，谈红楼西游，天上地下漫无目的，我们谈得很愉快，就这样打发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夜晚。我觉得我们在一块挺有意思，有意思的日子跟没意思的日子就是不一样，直接决定人的心情愉快不愉快。
霸王岭工区的后面是一片坡地，很开阔，长着一人多深的巴茅。那是一个休息日，我们一块走进那片茅草里，那是一望无际的绿，人走在里面，就像是淹没在那一坡一坡的旺绿里，又像是置身于一波连一波的绿色海浪里。草里面还夹着一些长短不齐的蓝的紫的鹅黄色的和粉红色的野花，像一块不整齐的地毯，远远地一直铺到都庞岭下。我们坐在里面，正兴致勃勃地说着话儿，这时有一个猎人扛着一杆猎枪，在草丛里一边走一边大声吆喝着，大概是想把藏在草丛里的鸟儿野兽什么的赶出来吧。我俩吃了一惊，忙伏下身子，紧张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好容易那人走远了，不见人影儿了，我轻舒一口气，低头一瞧，可又懵了，两只胳膊不知道要怎样放才好，对怀里一脸惊吓的她居然碰都不敢碰，好像趴在怀里的不是人而是一只刺猬。
那些日子，我一直都有些提心吊胆，总觉得人家看我时的眼睛有些异样。
安排在我们队的驻队干部是一个姓庄的老头，人挺和善的。一天中午，庄老把我叫了去问：“你谈爱了？”
“没有啊！”我说，心却忐忑，跳个不停。
“年轻人说话要坦白，不要说谎。”他说，样子很严肃。
我能怎么说呢？承认谈爱了吧，可我们连一个“爱”字都没有说过。我曾看过一些爱情小说，那里面的恋人都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可我却从没有半点那样的感觉，这也叫谈爱吗？我知道，知青谈恋爱是犯禁的，邻队的一位男知青就因为谈恋爱，被我们场的党委书记李种田（据说是三五九旅的，王震的部下），提着一支驳壳枪从霸王岭工区追到茅草地工区又追到粗石江工区，追了几十里，李书记是位军人，最痛恨资产阶级的。我们知青是来接受改造，接受教育的，怎么也能“资产阶级”呢？
“你不是在日记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吗？你好好想想，写份检查来。”庄老头看定我说。我的头便立刻“嗡”地一声大了，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庄老头怎么会知道我写了日记？不用说，这是有人偷看了我的日记然后去庄老头那儿告发了我。我感到愤怒，可又无可奈何，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也感到了空旷和孤单，也随即带来了紧张。
我们曾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以整个生命向往“砸碎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而我砸碎的只是青春、希望、天赋人权乃至最卑微的生存尊严。我从床底下翻出那个日记本，一个人跑去山上，把日记一页一页地撕了，撕成了许多碎片，于是，在我的四周便开满了一朵一朵洁白的花。
一幅油画像
1967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妹妹的日记》的文章在知青《331报》上发表，文章记叙的是我们农场知青的生活状况，写得较伤感，好些知青看到后还哭了。不知怎么搞的，这文章竟然传去了香港，一家报纸居然给刊载了。这事很快反映到军管会。军管会很重视，立刻指示农场的驻场工作队对我进行了监控，工作队还把我所写的东西全抄走了，包括我写的一个关于知青的中篇小说的手稿也给抄走。我遂很是惶恐不安。
也许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在主宰着自己的命运，人生之事，福祸相倚，这又谁能料定？
偏偏这时工作队要在场里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教育展览”，要在入口处画一幅大型的毛泽东画像，并指定要画那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由谁来画呢？在场里，大家都知道我平日喜爱画点画，于是工作队便定下由我来完成这幅画了。
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当时已属黑七类狗崽子之列，又出了《妹妹的日记》这么严重的事，如果这伟人的画没有画好，那还不定一个死罪吗？
画架已由木匠做好，有两丈来高，我要搭上高凳才能作画。
我已不能拒绝。那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我的灵魂好像已经离我的躯体飞走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我要什么，希望什么……所有的这一切都像混沌的一团雾。我意识到自己太渺小了，灵魂只能缩在某一角落里颤栗，我悲怆地望着房顶一动不动，任泪水流了满头满脸。
第二天我便去镇上买了一个九宫格，用九宫格套在画上，再按照比例在画布上打好格子，然后便爬上高凳一丝不苟地照着描，不敢有半点懈怠。
我在高凳上整整爬了两天，整个人就像一只壁虎贴在那宽大的画布上。我已记不清那两天我是怎么度过的，当我从高凳上爬下来时浑身上下已让汗水浸得没一根干纱。我不敢去看那幅画，我不知道自己画得到底会怎么样。
是一阵叫好声把我惊醒过来的，我这才发现画周围已围了好些人，有场领导、有知青、有工作队，从几个工作队干部的脸上我居然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微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作梦，使劲揉了揉双眼，这才去认真看自己作的画。哦哦，这真是自己画的吗？我以前从未画过这么好的画呀！年轻的毛泽东手挟一把雨伞神采奕奕地走在霞光里，不，他伟岸的身躯正迎面朝我们走来，他微笑着，他一定是已宽恕了我的一切罪过，我知道自己总算是又逃过一劫了，从死亡边上又捡回了一条卑微的生命。一种情感，我说不出是悲哀还是快乐，突然浸入了我的全身，一下子达到了每个毛孔。
工作队说我对毛主席有感情，才画出这么好的画，也自然解除了对我的监控。
那已是1968年的夏天，是我刻骨铭心的一个夏天。这也许对我后来能够去平静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辛和挫折有着深远的影响吧。
后来，我回忆过去的种种，遂明白，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无法改变的。每个人带着希望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注定要甩不掉一些烙在生命线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