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铺口，与外部世界联系，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邮递员送达邮件。邮递员是位年轻小伙子，我家住在松子树脚，每逢周一、三、五的上午他总是笑眯眯地走进我家，父亲泡杯热茶递上，他小坐片刻，又匆匆上路了，赶往谢家送信。时间长了，他成了我家最受欢迎的客人。
乡邮员工作非常辛苦。清早，他骑着邮局专用的绿色自行车从县城出发，车后挂着一个大帆布袋，里面装满了邮件和报刊。沿着县城到新厂的砂石公路前行。每到一个投递点他把车停在公路上，步行走村进寨，远的地方来回要走好几里路。终点是新厂公社，那儿距县城有80多里。第二天，乡邮员再从新厂骑车返回城县。每周他要在县城与新厂之间往返三次，风雨无阻。
后来我在长沙上学，父母在靖县。他们要求我每周写一封信，汇报一周的生活。我在长沙投邮时，总是要算准乡邮员工作日程，让信件在周日或周二、周四到达靖县，乡邮员第二天就会将我的信投递到松子树脚。有次我写好了信，准备到邮局投邮。出门前发现身上只剩下5分钱，须粘8分的邮票，我还差3分，无法投邮。假若当天不把信投进长沙的邮箱，那将延期三天到达父母手中。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于是翻箱倒柜，在家中找出3个银角子，总算把信如期寄发出去了。在投进邮箱之前，我在信尾加了一句话：
“近来笋壳不健（读作上声）。”
这是当时长沙城里流行的一句水老倌说，其义是缺钱花。
父母收到我这封信后，如坠入云里雾里。他们拿着这封信去问了好几位长沙知青，都不知所云。父母写信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好意思开口向家里要钱花，回信时没作回答。后来见到父母，他们又问及此事，我才做出解释。他们才知道为了赶上乡邮员的时间，我好不容易才凑齐了8分钱的邮资。
我记不起这位乡邮员的姓名了，我只记得他是株洲人，毕业于湖南邮电学校，他夫人也是那所学校毕业生，也在靖县邮局工作，我在她手上取过包裹。他们夫妇也到了退休年龄了，真心地祝愿他们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