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春节是我下乡到武平第一次离家在外过的年。大哥从另外一个很偏僻的公社被借用到县城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当美工，我就到县里来同他一起过年。除夕的年夜饭是由一位饮事员老头为几个无家可归的工作人员做的，记得每人有一小碗肉。除夕夜，小县城无所去处，我和大哥在展厅里翻阅《人民画报》打发时间。累了，兄弟俩钻进一只被窝里，展厅很大，冷得睡不着，听得外面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在有气无力地迎新春。大年初一，大哥带我去向几位在县城工作的闽南老乡拜年。有土产公司的，有新华书店的，有建筑队的……时间久了，又后来大哥去了龙岩，我同这些人没有来往，记不住他们是谁。只有一个人我还有印象，他在县医院当医生，姓刘。

刘医生是厦门人，基督教徒。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模糊，当时我年方十八，在大哥和他朋友的眼里是不懂事的孩子，他们在交谈中我连当听众都被嫌小。刘医生人削瘦，大年初一穿白大褂当班。过年没病人，他带我们到门诊室旁边他的房间喝茶。房间正面墙上贴着不能没有的“毛主席像”，白色的小桌子上竖摆着一套不能没有的红塑料皮的四本“毛选”。引我眼球注意的是桌面玻璃下压着一张毛笔书写的白纸：“ 红酥手 黄藤酒 满城春风宫墙柳……”他房间里的这一特殊情节我记住了，后来我在“宋词”里读到了陆游的这首《釵头凤》就想起县医院这位刘医生。

八年以后的1978年，我在历尽了经年不断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求学争抗，终于被福建师大艺术系破超龄之格，通知可以参加“体检”了。我很怕这一“范进中举”的好事坏在体检的哪个环节，下乡近十年从未体检，我对自己的身体是没有信心的（体检证明：体重仅105斤，腰椎某一节早有伤裂已自愈）。我特地在去县城体检的路上在万安公社下车，找到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厦门人陈兄，请他告诉我到县医院可找哪位医生帮忙，万一有事关照一下。这时我先想到的就是那位刘医生。陈兄为我写了一张字条，但让我找的人并非刘医生，我便问他：“找那位我们厦门人的刘医生不更方便吗？”

“刘医生？！他死去多少年了！”陈兄像触电一样停下笔，看着我。那一瞬间我看见他眼中盈盈的泪水。“他自杀了。很多年了。用手术刀割断大腿的动脉。”

陈兄也说不淸刘医生何事自杀。他听说的，或是刘医生的言论被同事告发，或是笔记本被人偷窃，反正公安局是找了刘医生。陈兄不明真相，也不敢打听，但刘医生自杀后的场面别的医生是向他说得很仔细的：躺着的刘医生盖着鲜血浸透的白被单，一地血浆；墙上的毛泽东像黑成阴阳脸，炸开的墨汁喷向四壁，墨汁玻璃瓶碎片满地；空气中是血腥味混杂着墨汁的胶臭味……

我一直想把这“红与黑”的壮烈场面画下来，却一直没有动手。不是我没有描绘的能力，我画下来了要挂在哪里？给谁看？
文：庄南燕，男，67届厦门一中初中，1969年武平插队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