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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湘黔铁路的那些日子（三篇）

记不起是哪位名人说的：“人只能在思绪的小径上，去俯拾一两片记忆的花瓣，但却失去了昔日的芬芳。”当年，我随着知识青年排山倒海般地上山下乡，曾参加过大烧荒、大开垦、大批斗、大逃亡，曾转战在湘东铁路、湘黔铁路、官庄水库等建设工地，回忆过去的种种，虽然有些苦涩，有些沉重，但仍能从中品味出一缕甘甜、一缕芬芳。

驻扎在木江坪

1974年，刚忙完秋收，县里便组织各公社的青壮劳力上三线工地，我们跃农公社是去湘西凤凰县参加湘黔铁路的修建。我们知道参加三线建设这是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是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自然，心情都很激动。地富反坏右等黑七类分子是不能参加的，我虽属黑七类狗崽子之列，可我是下乡知青，破格加入了民兵行列，随大部队意气风发地踏上西去的征途。

我们跃农公社与金江公社合并为一个民兵营，驻扎在凤凰县木江坪。这是一个上千人口的大村落，傍靠沱江，房屋全为木质结构，被烟火熏得墨黑，多为破旧，显然是一个十分贫困的村落。

营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雨衣雨裤，一双短统橡胶雨靴，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最大的享受了。我在乡下这些年，下雨天穿戴的就是蓑衣、竹笠，更别说买上橡胶雨鞋了，常年一双赤脚下地。这些东西一发下来，不少民工当时就穿上，满村寨里走得蹬蹬直响，一副挺神气的样子。

晚上政治学习时，我们照例首先是挥动手里的红宝书，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如同历史上叩谢皇上隆恩一样，无不高呼万岁万万岁。然后教导员给大家宣布纪律。教导员姓张，是金江公社党委秘书，他神情严肃的对我们说：“大家一定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要时刻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今天木江坪的民兵营长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村里有个地主婆，50来岁的人了，还老来俏，见你们来了，特地去供销店里买了一双新袜子穿上，想引诱你们，你们每个人可得高度提高警惕。”

不少民工便嘻嘻地笑。

我笑不出，却感觉有一种撕扯胸膛似的痛苦。人一旦背上了家庭出身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怎么就失去了做人的权利，连穿一双新袜子的权利也没有了呢？当然，这些话我只能在心里想，是不能说的，我便直眉瞪眼的装麻木。

尽管教导员向民工们宣布了连队纪律，可终究是农民，一时还无法适应，便有一些诸如上工迟到、政治学习不够认真等现象发生。教导员想把纪律抓好，知道我是知青，在民工中算个文化人，便叫我就这些现象画几幅漫画。漫画画好后，我又与教导员一起把画张贴到宣传栏里。因天气热，忙完这些后我便一个人跑去村旁那条叫沱江的河里洗澡。不一会，我们生产队里的两个民工急急地跑来对我说：“你现在千万别回去。”

我吃一惊，忙问：“出什么事了？”

他俩说：“西满和金牌大队的民工看了你画的漫画，说你一个黑七类的狗崽子恶意丑化、攻击贫下中农，要找你算账，他们在村里四处找你。”

我顿觉脑子“嗡”地一声大了，什么也不能说。我能说什么呢？在那个阶段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年代，一代人的天赋良知，在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文革”酷境中，已日渐退化，由于“阶级路线”的深入人心，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我遂感到紧张，害怕，我叮咛自己：别慌，别慌！可汗却一古脑儿往外冒，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好。

我还得回村里去。其实，他们要找到我非常容易，我只能听天由命了。所幸的是，他们没找到我便扯下宣传栏去找县指挥部了。县指挥部就设在离木江坪大约两公里远的一个山坡上，就几栋用牛毛毡盖顶的工棚。不知指挥部的领导给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回村后居然没有来找我。

第二天，指挥部政工组来人找我了。来人姓李，一位年轻干部，他竟然夸我画得好，问我是不是上过美院。我完全傻了，跟脑死一个档次，只觉得自己的视线渐而变得模糊。我眨了一下眼睛，却把眼睫毛也浸透得沉重。

我说：“我没上过美院，只是平日喜欢画画而已。”我还给他看了我的一个剪报本，上面贴着一些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画。老李一看高兴了，当即便叫我跟他到指挥部去，就留在政工组里搞宣传。

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叫“祸福相倚”吧。我记得那天太阳很大很圆，我眯缝着眼睛看去，很像数学老师用圆规画上去的。阿嚏！我的鼻孔被阳光刺得痒酥酥的，狠狠地打了一个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