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农业学大寨也学了十年，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正是推行大寨式评工计分的时候，把老老少少的积极性都评掉了，学大寨越学与大寨越不像。我们队也开过荒田，其实就是把一些以前撂荒的田重新开出来种水稻。由于本来就地多人少，为学大寨开荒而开荒，开出来的多数还是一些卫生田，单产能有一两百斤就不错了，开了也没因此增加多少粮食。可是我们还真正像大寨人一样战天斗地，改造了一块地，但是这与生产队集体无关，说的实际上是我们知青的自留地。
我们刚下乡，生产队给我们分了两块自留地，按照当时的标准，每人两平方丈，九个人不到三分地。一块是熟地，在大园，可是由于接近村边和队上的仓库，每每是长得极好的青菜喂饱了从篱笆中钻进来的鸡和鸭，如果进来的是一头猪，那就更糟了。另一块在村后的山沟里，原来是队上的一块红薯地，高高的山高高的树夹着一个山冲，很陡的坡地，种辣椒倒是好地方，种青菜就不行了。随着我们人数的增增减减，大园的地后来也叫队上收回，分配给新迁来的社员了。这样我们就剩下村后一块地了。
山冲中的地由于坡度太大，既不保水也不保肥，土地也很贫瘠。我们种了几年，下了不少肥也花了不少功夫，地渐渐肥沃了，各种菜都能长，但是坡度太大，长也长不好。我一直想把这块地好好的改造一下，可是那时正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时候，不出集体工去整自留地，恐怕谁也不会同意，真要做了，可能我这个富裕中农也当不上了，非得戴上富农的帽子接受批判啰。好在后来政策逐渐宽松，我这个想法才得以实现。
74年，小鼻子上大学，队上只剩下我和萝卜皮两个长沙知青，我们这个知青户还有五个靖县知青。他们来后基本上延续了我们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大家一口锅吃饭，一起出集体工，收入一起花，所不同的是按照各人的工分，一部分分红在年底可以拿回去。这是因为靖县居民的条件比起长沙知青来还是差了很多，记得我有一次到“莲莲婆”家去玩，看到来了客人，莲莲婆的妹妹出去买菜时，专门买了一个鸡蛋，作为请客用，她弟弟（8岁）则在下午游泳时到河里抓了几条小鱼，做了一碗汤。
这时我成了队上年龄最大的知青，山中无老虎，我这个猴子也就当一回大王。秋天收完晚稻，队上放三天假，我把几个新知青召到一起，开始改造我们的大寨田了。
因为是种熟了的菜地，不能简单地平整一下了事，把熟地整成了生地可就得不偿失了，那样菜反而长不好，不如不整。但是要想把坡地改成梯田一样的菜地，依然肥沃，难度可就大了。我把这块地的土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原来菜地的种植层，这是肥沃的熟土；第二类是从路边、坡上以及坎上表层带草根的浮土，这也是肥沃的土，但是必须沤熟了才能用；最后就是底层的生土了。我们先把熟土全部一担担一道坡地上放的空地上，堆成一大堆，再把浮土同样堆成另外一堆。然后才开始把坡地改成梯田的模样，高处挖低处填，敲紧压实，留出路来。回填的时候，我们还把周边山坡上的草割下来，点到底下做肥料，再把浮土铺到底下一层，最后把熟土盖在上面，这样平平展展的一块菜地就形成了。
整个工程做起来相当麻烦，比队上开荒田要复杂多了，劳动强度也要大很多。因为是自己的自留地，大家干起活来都十分卖力，也十分认真，连平时出工有点吊儿郎当的小刘也干得很起劲。三天的功夫，我们把一大块坡地改成了三块平地，可种菜的面积比以前还大，因为增加了不少肥料，种植层也厚了很多。
地改好了，我们让地里的草沤了十来天，在上面种上了白菜、萝卜、雪里蕻等冬菜。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确实如此，总觉得这一年的冬菜长得特别的好。可惜的是当年的冬天我就招工走了，没有充分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我们队的几位靖县知青都十分青春可爱，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样子。三个男生有邓高潮--五个人的核心，积极能干；一位个子大大的小刘，稍许有点调皮，爱发点牢骚，但很真诚；还有一位名字记不清了，但小小的个子，长得非常结实，整天笑眯眯的，说话也很风趣。两个女生，莲莲婆（匡林英）和霞妹子（聂双霞）。比起长沙知青来，他们少了一分压在心底的悲愤，更朴实单纯也听话肯干，显得更阳光一些。常想他们现在过得怎样了，如果有机会真想再见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