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出身”

          什么是“出身”？“出身”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如果你拿这个问题问现在70后、80后的青少年，多半会语塞，有的挠头抓腮半天，会告诉你，刘德华是演员出身，经过努力，成了影视歌三栖明星、天皇巨星；而周迅也不是科班出身，成名之前不过是个在歌厅打杂的“小太妹”，却凭着基本条件和悟性，一举成名，成为中国影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至于问到他（她）自己是什么出身，他（她）会莫名其妙，回答你“我没有出身”，反问一句：什么出身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一代人提起这个话题，则好比放开满满一江水，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三天三夜滔滔不绝。尤其是我们知青，又特别是68年大下放以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出身”是一个最为敏感和沉重的话题，是一个努力避而不谈，迫不得已提起时羞于启齿、自惭形秽的话题。它是背负在我们肩背之上一副重逾千斤的磨盘，不，简直就是我佛如来加在孙行者那猢狲头上的、加上了佛旨符咒的那座不能解脱的五指山！为了出身，我们经受了多少不公正的待遇。

      最使我难过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女同胞，她们因为性别的原因，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和屈辱。我的一位同时下乡的女知青，就因为出身的缘故，受尽了凌辱。先是被公社武装部长玷污，其后又被多名干部侮辱。这些畜生因为争风吃醋互相告发，意图搞倒对方，都把这位女知青找去谈话查问题，非要逼着她交代与对方发生了多少次关系，甚至强迫她详细交代每一次的细节。最后的结果是这些畜生们不过落个“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的处分，或者易地为官的处理而已。而我这位知青女同学，从此一些人在她的身后指指点点，说她是个“害人的烂货”，“腐蚀干部的祸害”，不堪入耳的段子，沸沸扬扬的流言蜚语，成了她一辈子清洗不掉的污点。使她深受刺激而神经失常，竟而至于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她只差一步就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人生。后来我们分开了，不知道她的景况，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她祝福。直到几年前，我们才又重新联系上她，知道她已经回到了长沙附近的一个县里工作，组织了一个不错的幸福家庭。但是当有知青朋友提起知青生活往事的时候，虽未谈及她什么，但她立刻变脸，起身而去，好久都不能恢复正常情绪。自那次以后，我们知青见面，大家都只谈现在，不提过去的知青生活，小心翼翼地避开她心灵的伤痕。我的遭遇也算苦的了，但与她比起来简直算不得什么，提起这些，我的心就在哭泣，就在滴血！就为了这该死的“出身”，对那把人划分为不同地位命运的“出身论”的始作俑者充满了愤恨。

      那一切都过去了，从改革开放以后起，我们在填写各种履历表时，再也看不到“家庭出身”这一栏了，我们感觉到无比的畅快和轻松。我也是最近在看一部记录片的时候才偶然得知，是1979年党中央发出了一个红头文件，宣布为全国的地主富农摘掉帽子，片中解说：因为这个文件，全国有2000万人从此改变了屈辱的命运。因为这一句解说词，那一夜我激动得通宵无眠，我想得很多很多。光是地富摘帽就影响到2000万人，那么出身不好的包括所谓二十一种人的本人和家属有多少？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那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承载了我们多少悲欢！

      我说过，我是个大脑还有记忆、还能思维的病号，我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而“出身”的悲剧乃是这几十年里最大的悲剧。也许是因为切肤之痛的原因，我甚至认为，这比文化革命十年浩劫带给我的痛苦还要广泛和深刻。虽然有句话安慰朋友和自己：“让过去的事过去吧”，但我是个习惯于痛苦的人，那就让我再痛苦一次吧，因此我有话要说。

        但这个题目太大了，什么是“出身”？“出身”的由来，“出身”给我们自身和国家民族带来的深刻影响，“出身”的理论探讨，我们要从“出身”问题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以推动和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乃至关于人权和动物行为学的思考等等。所以，我给我的这篇长文起名为《漫谈“出身”》，陆续在湖南知青网上发表（谢谢湖知网给了我一个发言的讲台和发表文字的平台），虽然不是漫无目的，也非漫无边际，但从行文上来说，确是自由散漫，断断续续，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事先并没有完整的思考和文章结构。这就好比当下香港有的编剧和导演，手头并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个大致的提纲就敢于开机拍戏。写得不对的地方，就请各位看官多多包涵了。我也相信，有我的抛砖引玉，一定会有一大批好文章涌现出来。我以为，我的这个预测和期望是不会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