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出身”

          什么是“出身”？“出身”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如果你拿这个问题问现在70后、80后的青少年，多半会语塞，有的挠头抓腮半天，会告诉你，刘德华是演员出身，经过努力，成了影视歌三栖明星、天皇巨星；而周迅也不是科班出身，成名之前不过是个在歌厅打杂的“小太妹”，却凭着基本条件和悟性，一举成名，成为中国影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至于问到他（她）自己是什么出身，他（她）会莫名其妙，回答你“我没有出身”，反问一句：什么出身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一代人提起这个话题，则好比放开满满一江水，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三天三夜滔滔不绝。尤其是我们知青，又特别是68年大下放以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出身”是一个最为敏感和沉重的话题，是一个努力避而不谈，迫不得已提起时羞于启齿、自惭形秽的话题。它是背负在我们肩背之上一副重逾千斤的磨盘，不，简直就是我佛如来加在孙行者那猢狲头上的、加上了佛旨符咒的那座不能解脱的五指山！为了出身，我们经受了多少不公正的待遇。

      最使我难过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女同胞，她们因为性别的原因，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和屈辱。我的一位同时下乡的女知青，就因为出身的缘故，受尽了凌辱。先是被公社武装部长玷污，其后又被多名干部侮辱。这些畜生因为争风吃醋互相告发，意图搞倒对方，都把这位女知青找去谈话查问题，非要逼着她交代与对方发生了多少次关系，甚至强迫她详细交代每一次的细节。最后的结果是这些畜生们不过落个“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的处分，或者易地为官的处理而已。而我这位知青女同学，从此一些人在她的身后指指点点，说她是个“害人的烂货”，“腐蚀干部的祸害”，不堪入耳的段子，沸沸扬扬的流言蜚语，成了她一辈子清洗不掉的污点。使她深受刺激而神经失常，竟而至于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她只差一步就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人生。后来我们分开了，不知道她的景况，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她祝福。直到几年前，我们才又重新联系上她，知道她已经回到了长沙附近的一个县里工作，组织了一个不错的幸福家庭。但是当有知青朋友提起知青生活往事的时候，虽未谈及她什么，但她立刻变脸，起身而去，好久都不能恢复正常情绪。自那次以后，我们知青见面，大家都只谈现在，不提过去的知青生活，小心翼翼地避开她心灵的伤痕。我的遭遇也算苦的了，但与她比起来简直算不得什么，提起这些，我的心就在哭泣，就在滴血！就为了这该死的“出身”，对那把人划分为不同地位命运的“出身论”的始作俑者充满了愤恨。

      那一切都过去了，从改革开放以后起，我们在填写各种履历表时，再也看不到“家庭出身”这一栏了，我们感觉到无比的畅快和轻松。我也是最近在看一部记录片的时候才偶然得知，是1979年党中央发出了一个红头文件，宣布为全国的地主富农摘掉帽子，片中解说：因为这个文件，全国有2000万人从此改变了屈辱的命运。因为这一句解说词，那一夜我激动得通宵无眠，我想得很多很多。光是地富摘帽就影响到2000万人，那么出身不好的包括所谓二十一种人的本人和家属有多少？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那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承载了我们多少悲欢！

      我说过，我是个大脑还有记忆、还能思维的病号，我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而“出身”的悲剧乃是这几十年里最大的悲剧。也许是因为切肤之痛的原因，我甚至认为，这比文化革命十年浩劫带给我的痛苦还要广泛和深刻。虽然有句话安慰朋友和自己：“让过去的事过去吧”，但我是个习惯于痛苦的人，那就让我再痛苦一次吧，因此我有话要说。

        但这个题目太大了，什么是“出身”？“出身”的由来，“出身”给我们自身和国家民族带来的深刻影响，“出身”的理论探讨，我们要从“出身”问题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以推动和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乃至关于人权和动物行为学的思考等等。所以，我给我的这篇长文起名为《漫谈“出身”》，陆续在湖南知青网上发表（谢谢湖知网给了我一个发言的讲台和发表文字的平台），虽然不是漫无目的，也非漫无边际，但从行文上来说，确是自由散漫，断断续续，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事先并没有完整的思考和文章结构。这就好比当下香港有的编剧和导演，手头并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个大致的提纲就敢于开机拍戏。写得不对的地方，就请各位看官多多包涵了。我也相信，有我的抛砖引玉，一定会有一大批好文章涌现出来。我以为，我的这个预测和期望是不会落空的。

谢谢LYM1951跟帖发表见解，我接着漫谈——

        “出身”是什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个人早期的经历或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的身份”。但在现实生活中，问题决没有这么简明和单纯。在1979年以前的那个时代——特指明确一点——也就是毛时代，它是根据我们的爷爷或者父亲在1949年被划定的家庭成分和政治身份所决定的。当然在这之后，它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基本上只朝一个方向即坏的方向变化。没有听说谁的出身越变越好了，由地主富农变成了贫下中农，或者从资本家变成了工人阶级，只看到每次政治运动以后，又挖出了一大批漏划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揪出了一批又一批漏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现行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直到文化革命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后来又加上什么打砸抢“五一六”分子、“小爬虫”等等。总之，革命胜利几十年，人民当家作主几十年以后，阶级敌人不是得到改造越来越少，反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狂了。以至在文革前夕伟大领袖不得不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都跑了出来，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我们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则不闻不问，我们的干部也听之任之，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修正主义复辟，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认为这是在危言耸听，是在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我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就此展开。而这样以千万计数的公民还没有等看到走资派下台，便首当其冲地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像伟大领袖所号召的那样，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仔细回想，那时的“出身”可以粗分为两大类，即“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当然中间还有“团结对象”例如“中农”、“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等。至于“富裕中农”则已经到了危险边缘了。“出身好”的出类拔萃者被称为“红五类”，大约指“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这些好出身的青年叫做“根正苗红”，被安排上大学、进机关工厂学校，参军入党提干，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我这里丝毫没有说红五类不好的意思，不是他们的错）．而与“红五类”相对应的叫“黑五类”，这可不是现在一种杂粮的名称，那是一个可怕的词汇。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实际上它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这五类，而扩充到所有被当作敌人的人以及他们庞大的家族和亲属。因为本文主要说到这些人，所以在此需要分析得仔细一点。

        在农村最主要的剥削阶级和敌人是地主和富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里，对他们已初步界定，即以大量占有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剥削剩余价值为特征。到土改时，则更明确根据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并结合各地的情况确定政策标准。关于地主，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就是《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泥塑“收租院”里的刘文彩，仿佛全国的地主都长得一模一样，一个德行，十恶不赦。我们学的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就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少儿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也深深的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地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这首歌现在仍然经常被唱起，作为一个时代的儿童歌曲代表，不过，好象总是只听到开头的四句了：“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遗憾，中国有那么多的作家，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把我们最难忘的这首儿歌改写一下歌词，让它不被腰斩，而能够重新完整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出身几乎可以葬送人一生的年代，巳不堪回首。在辩证唯物主义旗帜下发生的这些，当年盛行的辨证唯物主义理论对这一切无法自圆其说------好在一切成了历史。

讲的对!

    在极左路线的时代，“出身”是和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呢？哥巴作过些思考。

    ……现在看来，极左路线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最初虽然只是一种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庸俗实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歪论。但后来却发展成了一种对他人进行迫害、清洗的信口雌黄的邪论。

依据这种邪论，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已不再看他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是只看他的“思想”，只看他是不是“忠”于毛主席，是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人。是，就是无产阶级。不是，就是资产阶级。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彭德怀，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等许许多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功臣成了资产阶级，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共产党的叛徒、旧社会出版商的儿子姚文元之流却不但是无产阶级，而且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更有甚者，凡是因为工作职责的关系，为了党的利益，向党反映过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滩上不光彩的生活和历史的人,都属于资产阶级、反革命,都是坏人。扬帆、刘晓、王世英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老同志，郑君里等文化界人士莫不是如此。

谢谢各位文友跟帖，本人才疏学浅，不当之处，恭请指正。接着漫谈

  与我们从小受到的阶级教育不同，在我们走入社会以后，我们亲眼所看到的事实有那么多的不一致。在现实中，像“大毒草”电影《抓壮丁》里面那样可怜兮兮的地主大有人在，勤俭持家、劳动致富的地主不在少数，而爱国明礼的地主也屡见不鲜。我也看不出来，他们怎么就一定是旧政权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既然如此，不禁要发问：就算为了建立新制度、解放生产力必须对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重新社会分配，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对他们和子女进行如此持久和残酷的人身迫害呢？是的，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但是这种暴力革命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吗？如果革命就是暴动，我希望人类永远摒弃革命，因为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建设各个阶层和谐共处、通过沟通、协商、让步和必要调节的方式来使各阶层共同富裕，共享社会进步发展的成果的社会。我反对少数人过度聚敛财富，同时也反对挑拨煽动仇富心理以达到转移社会矛盾焦点的卑劣手段。我不希望再看到一部分人心安理得地压迫另一部分人，让那些人过着悲惨、屈辱、没有人格尊严的生活。

  姑且不论对于老一代地主的惩罚是否合理，牵连到他们的后代就尤其无辜。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他们的父母的财产早已被剥夺殆尽，靠着劳动自食其力，他们也是新中国的劳动建设者，为什么要把这种惩罚追加到他们身上？在我曾经参加过社教蹲点的一个大队，晚上经常开会，按湘西的习惯，不管春夏球冬都是要烧火烤的，这送柴的义务就落到地主的头上。老地主实在衰老得走不动了，于是这义务就理所当然地由他的儿子来继承。那个“地主崽子”在出工休息时必须格外辛苦地去砍柴，晚上在周围蔑视的目光下把成捆的硬柴恭恭敬敬地送到会场。虽然他的脸上只有麻木和呆滞，但我从他的眼神中还是看到了深深的不解和不满。

  再谈谈富农。所谓富农是自己参加劳动但拥有土地和财产过多且常年雇佣长工的富裕农民。他们子女的不幸程度与地主相近。除了政治上的被排斥，家庭出身对于他们的婚姻也发挥着重要影响。我下放的生产队有一个出身富农的男青年，高大威猛，勤劳朴实，当他鼓起勇气向一位“门当户对”的富农的女儿表达爱情的时候，他得到的是断然的拒绝。女方的回答十分明确：你什么都好，就是成分太高，与你结婚，如果只是牺牲我自己也就算了，但下一代怎么办？我不希望他们再过我们这样的生活。我只能找一个出身好的来改变命运，哪怕他是个跛子瞎子麻子傻子！男青年彻底绝望了，直到前几年我回队上看望，才知道他成了孤老五保户，住进了乡敬老院。据研究，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和交配权，而政治如此深入地进入人类的生活，这也是匪夷所思的。

  对于我们出身不好的上山下乡知青来说，坏成分应该与我们远离。因为一般划为地主富农的都是祖父辈，但这种耻辱却要一代代遗传下去，永无止境。我们被剥夺了升学、就业的机会和权利，招工、录干、参军、读书都与我们无缘，谁叫咱投错了胎？！

成份

不写简历不填履历表久矣，早已忘却了什么家庭成份本人出生等等的说法了。还是在女儿上高中时，有天她碰到一道数学难题来请教于我，经过我的份析指导，她很快就解出了。感激之余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那么好的成绩为什么高中会考不上呢？”，我感到有些惊讶，还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我，这好像应该是路人皆知的原因吧。但我还是耐下性子仔细解释了我失学的前因后果，说得唇干舌燥，女儿的一句问话“爸爸，什么叫家庭成份？”把我继续往下说的劲头全打没了，一个高中生连这个都不知道，平时的政治历史在学什么。我不想多解释，只悻悻的说，等你长大会知道的。

我们上学那阵，每个学年都会发一本64k的学生手册，翻开第一页上就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家庭成份、本人出身等等基本情况。小时候都是家长帮着填写的，记得父亲在我家庭成份一栏中填的是职员：解放后，共产党在城市里并没有认真地划分、评定过阶级成份，对资本家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拿定息的就是资本家。血统工人是领导阶级，依靠对象是城市贫民，除此以外大部份都可称为职员。职员是一个很复杂的阶级，里面形形色色三六九等什么样的都有，父亲从小在上海学生意，一直坐帐桌，平时胆小谨慎，挣些个微薄薪水养活我们一大家子，看似一个标准的小职员。稍大些，这些内容要求我们自己填写，我当然也将我的家庭出身填为职员，这样我就成了以隐瞒成份而被列入另册的落后学生。初中毕业前，虽然我早就做好了“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但是，摆在我面前的实际却只有上山下乡的这个自古华山一条路了。

我的家庭成份实际应该是地主，说得准确一点，是工商地主，双料货。父亲从来不给我们“痛说革命家史”，从母亲平时的唠叨和看了父亲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中，才多少知道点这顶地主帽子的来龙去脉。

我的老家出产一种用毛竹制作的贡纸，我家祖先就像现在农村的经销户一样将分散在千家万户的这种家庭手工作品收集起来销往外地，由于经营得法，也挣了不少钱，纸行的分号遍布沪宁杭苏锡常。有了钱又舍不得花，胸无大志只知道省吃俭用求田问舍，收取些田租再购田，当时可能也算富甲一方了吧。父亲三兄弟中行二，他们从未分过家，由我大伯执掌家门，父亲一直在外学生意讨营生，自食其力。父亲说来与我还算的上是校友，有次，父亲喝得有点飘飘然时与我说过，他是考了个全县第一才考上杭高附中的。但是他初中未毕业就因病辍学了，以后就去了上海学生意，一直在纸行里做帐房先生。先祖在邻县也就是我外婆家也置有些田产，父亲成婚后，这些田产就委托我外祖父管理，田租也由外公收取后再带到爷爷家，土改时，这些田产算在了我父亲头上，于是我父亲就成了地主份子。当然，我的大伯伯，三叔叔也都戴上地主帽子，但比起来，他俩似乎更名正言顺点。

自我懂事起，家里就一贫如洗，有句形容家穷的成语叫家徒四壁，那时我家连四壁都没有了，统统被没收充公共产了。那时我很羡慕那些资本家的子弟，虽然在政治上，待遇半斤八两好不了多少，但在经济上，要强的多了：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定息一直支付到文革大乱时才停止。而我妹妹却说我比她幸运，多少还享受过一年地主生活的待遇，好歹还当过一年小财主。我妹妹因地主成份，小学都差一点不让读，是读民办小学毕业的－－一个真正的老三届知识青年。

我家成份虽然偏高了点，但是历史清白，家庭成员没有人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海外或港台的亲属，我还是属于那些可以教育好的非无产阶级子弟中的一员。在我填写煤矿上的招工表时，我老实的在家庭成份一栏中填上地主，只把本人出身一栏改为知识青年。我那时想，我当上煤矿工人了，在中国社会各界级的分析中说过：煤矿工人“他们最革命”，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我的后代不用再像我一样，吃足成份的苦头了。

很高兴终于没将这个父亲在无奈中传给我的压得我大半辈子不敢大声喘气的工商地主的帽子继续传递下去。谢天谢地！

老灯火与蓦然回首提起成份一事，联想起许多往事，夜不能寐，翻身起床记下几点。2006-05-14

日落兄讲的才算笑话，下头的要不得，受启发重搞一个：

“你屋里么子出身啰？”

“喂哒两头猪，还有一条狗。”

“你啷嘎搞错哒咧，问你是么子成份咧。”

“两三扎畜牲又禾得搞错啰，承粪还不是用箢箕，你啷嘎尽问些咯空话。”

什么出身？

屋里出生，

什么成份？

呷饭成粪。

                                                      家庭出身

     毛爷爷时代，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揪出来唱语录歌，问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等，所以搞得人人都特紧张。话说这哥们病了，去看医生。张过嘴，开过方子，让打针。走进护士室，一年青女护士让他做好准备姿势。那时蔡伦还没发明牛仔裤，所以特容易发生事故。那哥们一不小心，裤子掉地上了。护士以为他耍流氓，大怒，喝道：“畜牲！”那哥们吓一跳，马上立正，答道：“贫农！”护士一听，没有好气，骂道：“二流子！”那哥们连忙答道：“二舅子也是贫农！”

出身影响了两代人的命运.

大家可否还记得这条语录：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有的人就是喜欢看别人互相斗，在欣赏别人的流血中获得快感和满足。

所谓出身，是某些心术不止的家伙故意捏出来的，为的是让一部分人仇恨另一部分人，让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靠了众多的帮凶和走狗，统治者自然就省心省事多了。

所以我们从小被灌输得最多的就是仇恨，不是有人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哪怕是“狗崽子”，也学会了仇恨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