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顶山上一家人 作者：林敏

   32年前的那一天，湖南靖县甘棠公社社长吴岳东亲自来长沙市一中接学生，我们向他提出要到一个最艰苦的生产队去。吴社长说：那有哇，乐群的12队就是。吴社长一个电话，“到顶山”上仅8户人家、41口人的乐群大队第12生产队又增添了第9户，这就是我们的知青之家。宁静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开始热闹起来。

居住篇

乐群十二队接到有知识青年到队的通知时，我们这群人在长沙已动身了。队上赶忙为我们做准备。乍一来到山上，床还没有做好，我们被安排住在队上的谷仓里，地上铺上了厚厚一层稻草。我们10个人，分睡在三间仓房里。仓房只开了一扇小木窗，小窗是不能打开的，若打开，衣被就都湿了。关上窗户，屋里漆黑一团，分不清白天黑夜。冬天的到顶山，常常十天半月被笼罩在浓浓的云雾之中，不要说周围的山，就是对面来的人也要走到跟前才看得清。我们在山上住了半个多月，天才晴，我们也才看清四面群峰的真面目。
在我们住的仓房楼上，中间隔成了一间大房子，在木板墙上安了书架，放了10套毛主席著作，正面贴上了毛主席像和省革委会印制的“早请示，晚汇报誓词”。每天早晚，全队社员聚集在这里，由队长再义带领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汇报工作，检讨过失。这一仪式就在我们房门边举行，因此一次也逃不过。最难熬的是晚汇报，等到社员来齐都11点多了。有时男同学实在熬不住，向毛主席像鞠三个躬就睡觉去了。
不久，生产队为我们在仓库侧边盖了间偏屋做厨房用。毛弟几个人一起琢磨着打了一个三眼灶。大铁锅煮饭，小铁锅炒菜，大鼎罐煮猪潲。加上新做的八仙桌，碗柜，木水缸，用具基本就全了。在厨房里还做了一个可围坐20人的大火塘，厨房后面盖了间洗澡屋，按城里习惯，在地底下开了沟，上面搭上木板，既可接上竹筒冲淋浴，也可拿桶子打水洗澡。社员们都来看新鲜，他们觉得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竟让肥水(洗澡水)都流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每天的洗澡水都倒入尿桶，留下来去浇自留地的菜。厕所只有入乡随俗，两只大木桶，男女各一个，因为太高，需要借助大树墩才可登上。厨房边还搭了个两舍的猪圈。一切都按普通农户的需要设置。一年半后，队上用安置费为我们盖了一栋十柱头的跑马楼。楼上有4套8间小房子供我们住。房外是一圈通走廊，故称为跑马楼。楼下是堂屋和仓库房。窗户是按我们的设计做的两扇推窗，还特地从长沙买回玻璃安上，房内便显得亮堂。我们的新家背靠着山，面向群山和梯田，非常开阔。空闲时，我们喜欢伏在栏杆上看对面的青山、雨中的彩虹和云雾山中的袅袅炊烟。凡是到过我们家的人，都赞不绝口，流连忘返。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到顶山上一家人　　（2）　生活篇　　　　
生活篇

插队落户，顾名思义，我们就像当地农民一样过起出工，煮饭，打柴，种菜，喂猪和养鸡的农户日子。我们开始体会到柴米油盐对于居家过日子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事。我们住在大山中，满山都是树，都说柴火不成问题，但并不是伸手砍到的树枝都可以烧。煮饭时，才知道柴要干，否则你即便举着吹火筒不放，把腮帮鼓痛，弄得满屋子烟，眼泪鼻涕双流，还是火不燃，饭不熟。刚去不久，我们急缺干柴用，天一放睛，男同学便上山打柴。那时也不会用藤条捆，就带上捆背包的麻绳。
一天，马棒和兵油子兴高采烈地挑了两大捆干柴回来了，说是在山中捡的。我们凑过去一看，是两捆小杂木棍子柴，好燃极了，当晚做了顿好饭，晚上还在火塘上烧了一堆好火。屋子里没有了往日的浓烟，大家围坐在火塘边，久久不散，议论着柴火，梦想明天还会有奇迹发生。第二天早上，界上的守全大爷找来了，问我们是不是在梅子山背回了两捆柴，我们说是的，还将烧剩的一半指给他看了。他说那是他六月天放的干柴。我们一听只得连连向他道歉，他说：“没关系，送给你们烧吧。”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赶快拿出一包珍藏的长沙豆鼓送到他家。转过背我们纳闷：“怎么知道这柴是他的呢?”后来才知道，干柴是六月天去砍好杂树，放在山上干几个月，出工体息时去捆好，各家都有自己的手位，从不会拿错。第二年6月，我们也去柴背山中，放倒了6棵足有一抱粗的松树，然后全体出动，用两人拉的大锯子将树截成一段段。一有空，男同学就去山中劈柴，劈成一块块，再按井字形码成一堆堆，在山中放干。冬天，我们就把干柴担回来烧。我们有过像社员一样屋后堆满干柴的时候，但更多的日子是缺柴烧。
对我们这样人口多且都是劳力的大家庭来说，吃饭是我们更头痛的问题。山上没有打米机，靠石臼舂米吃。山上气候潮湿，谷子都是润的，要经过烘烤，才可打出火来。烘烤有一特殊工具：焙笼。一双层竹编笼状物，谷子放入夹层内，下面放碳火盆，每天换一次，烘三天。见我们人口多，队上还特地为我们订做了一个可装50斤谷子的大焙笼。而踏米对我们来说更是一复杂过程，每次臼中放不到10斤谷，一只脚踏，一只手用棍子翻拨，脚踏下去，手中棍子拨一下，动作要协调并有节奏。踏好的连糠带米的半成品要经过几道筛子功夫才可将米与糠、谷头分开，用风车吹去糠灰，米才可吃。社员都是天不亮踏米，做早饭吃；如果没有伯娘帮忙，半天我们也搞不出来。而每50斤谷子最多出35斤米，还不够吃三天。买米要翻几座山到25里以外的公社粮站买。哪天轮到谁做饭，第一件事看米缸，然后看屋后的柴。冲里11队安了台打米机后日子才好过点。头一年，虽然每人每月45斤米，但仍不够吃。东西。我在黄家界喂猪，每天全队我最早到界下去，下山沿路的板栗树绽开的板栗掉了一地，一早可以捡到一鱼篓，一边煮猪食，一边将板栗煨在火碳里，现在还能感觉到那甜香的味来。
队上的柿子树是集体所有，谁先采到就归谁。面临高峰的山坡上有两棵大柿子树，九月间柿子还是绿的，毛弟、喇叭和马棒一大早就爬到树上，先下手为强，摘了两担回来。柿子青不要紧，削了皮一晒，成了半干半湿的柿饼，那才好吃。女同学忙着削柿子皮，将削好皮的柿子放进筛子，晒在房顶上。大家都很“关心”这些柿子，天天都有人去捏，软一个，就被吃掉一个，有时搞不清是晒软的，还是捏软的。过年时，社员家都有柿饼，有的社员还一扎一扎拿到市场上卖。我们馋兮兮讨柿饼吃，伯娘说：“你们摘那么多柿子怎么没做柿饼？”不好意思说，早变成肥料了。越没吃的，越嘴馋，特别是下雨天坐在家里不能出工时。我们曾做过米粉。在长沙买回两个铝茶盘烫粉皮，一张张晾在竹杆上，中餐吃一大碗辣椒米粉。虽然没什么油水，也像坐在长沙和记粉馆吃粉一样，非常满足。队上糯谷多，我们又想出一招，做甜酒。当时流行的什么“上海酒曲”“贵州酒曲”都用过。拔甜酒的瓦盆放在焙笼上，温度适宜，不到三天就出一盆甜酒，非常甜。但不管怎样，汤汤水水总应付不了肚子饿。后来，我们发现了社员的秘诀，他们吃饭心中有数，原来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就成群结队到外队去借，秋天送公粮时还到公社粮站。于是我们也加入了每年向平原队借粮的队伍，不再为吃饭拼命去克扣自己了。队上茶树很多，因为劳力少，管理不善，都已老化，每年结不了几颗茶子，人均只有二两茶油一年。种了一些菜油，但产量不高，一人也分不了几斤油，加上我们又不会计划着过日子，所以一年中总有几个月吃红锅子菜。１９７１年的中秋节，我从黄家界回到队上，只见菜锅里倒立着四个平时用来装油的竹筒子。原来毛弟发现有几丘田里长着一点茭瓜，拔了回来，又没有油，就想从竹筒里沥出油来，四个筒子沥出了小半碗油，过了一个好节。队上离场上远，这么多人每天吃的菜当然也主要靠自己。１９６９年初春，从队上分得几百斤萝卜。每天除萝卜丝，萝卜片，萝卜炒辣椒外,再也变不出什么花招。这时彭安丽到我们这里来了，做饭菜她最理手，马上告诉我们可做辣椒萝卜、五香萝卜干、萝卜酸菜等等。全家忙开了，男同学破竹子，洗萝卜，女同学切萝卜，用竹子串起来，挂在屋梁各处吹干。我，黄小健，曾敏敏，刘小娅，小路步行了70多里去县城买坛子，4人买了8个大小不一的坛子连夜又赶回。做了好几坛子萝卜类菜。我们还经常用这几个坛子来做酸菜，泡酸豆角，黄瓜。我们家吃饭最热闹，装菜是用脸盆，一般是三盆菜，每餐都一扫而光。有年队上不知从哪里学来在稻田里养鱼，每人分得２斤多，我们一家共分了近30斤鱼。在山区吃顿鱼是很难得的，更不用说新鲜活鱼了，我们又剖又洗收拾完后，当天晚餐就煮了一大脸盆，大家饱餐一顿。队长老婆来，见我们将分到的鱼一顿吃了一半，惊叫道：“娘哟，来客你们吃什么呀？"大家正埋头吃着，对她的话半天没明白过来。晚上，我到她家一看，才知道他们的鱼都没吃，放在锅里做火焙鱼。来客时，将一条小干鱼撕碎，加上很多辣椒炒鱼辣子待客。我恍然大悟，这就叫过日子。我连忙回来，将剩下的鱼也一条条放入锅中，灶中留下点小火碳，锅盖留下一条缝跑水气，队长娘子告诉我，一晚就可烤干。第二天早上我到厨房一看，锅中的鱼没几条了。这时几位男同胞探进头来说：“真好吃，像熏鱼一样，你试吧。”我无可奈何，拿起一块鱼放入口中，果然如此。看来，我们家的东西要留着待客，就只是一句话了。
队上帮我们在厨房边搭了猪圈，我们和社员一样养猪和鸡。鸡没有专门的鸡舍，而是像鸟一样，歇息在猪圈上面。因此鸡生活得很自在，天亮了从猪圈上飞下来，自由觅食。我们的厨房伴着队长的仓库，鸡在仓房下寻食，我们从来没喂过它们。一天，突然在我的床底下发现了几个鸡蛋，我们才想到鸡已经长大了会生蛋了，大家都非常兴奋，马棒、喇叭、毛弟立即爬到各个床底下和仓库上的干 红薯藤堆中去找，一下找出了十多个鸡蛋，美食了一顿。没菜吃时，就会有人想起爬到哪个角落找几个鸡蛋打汤吃。说起吃蛋汤，也有故事。记得有次县里派到公社的干部来我们队检查，正碰上我们吃饭，那天也没什么菜，就用从哪个角落里找来的两个很小的蛋打了一脸盆汤，十几个人吃。当时“一打三反”抓得正紧，一个干部指责我们不缴纳蛋的派购任务，自己吃了。我们很诧异，因为只知道有派购猪任务，不知道还要缴派购蛋。好在我们公社对知青向来很宽容，后来再没有提及此事。
仓库底板离地约一尺，一天，一只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从仓库底下走出来，原来它在那里生了一窝蛋，当上了鸡妈妈。否则我们还想不起母鸡会孵小鸡。罗五一的弟弟到队上来玩，他用破箩筐在各屋角设置了好几个鸡窝，不到两个月，收了60多个蛋，孵出了4窝小鸡。我们不管鸡，它们因而几次惨遭不幸。在我们厨房门口，有一丘队上的好田，稻穗正灌浆时，我们那些野惯了的鸡关也关不住，不知队上的什么人在田垅上放了农药。早上起来，发现七八只大鸡倒在地上，但还没死。我突然想起中学在黄花公社劳动时，李二爹家用剪刀剪开鸡食袋冲洗一事，立即和小娅一起为鸡动了手术，我俩把这几只鸡的食袋剪开，用水冲洗干净，搽了些紫药水，下午这几只鸡全活了，活蹦乱跳，没事一样。到现在我还没想通，食物怎样通过破食袋进入鸡胃。从此队上的社员都传说我会治鸡病。一天我正在界下出工，界上打吆呵叫我，我应声上去，才知道是宗英的鸡病了,我只有一招，就是剪食袋子，这回又狗戴帽子碰中了。原来她的鸡跳上桌子吃了一食袋盐罐子里的粗盐。有一次，细心的小娅发现鸡少了好几只，我们都在想是不是被黄鼠狼吃了。那天，我正坐在灶口烧火，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凄厉的鸡叫声，我拿起马灯和一把柴刀到屋后猪圈处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吃鸡的不是黄鼠狼，而是我们自己的大白猪。只见猪前蹄踩住一条鸡腿，嘴咬住另一只鸡腿一撕，两口就把一只鸡吃下去了。原来猪圈上鸡太多太挤，一失足掉进猪圈，成了白猪的美食，从此我们知道猪并不只吃素，也吃荤。
作为队上一户人，按当时的政策，每户有缴纳一头派购猪的任务，每年我们要缴纳一头猪，加上自己吃一头，我们必须喂两头猪。社员都说我们人多，糠多，猪好喂，但我们仍喂得很辛苦。派购猪上缴须131斤以上。和社员一样，我们绝不想要它超过一斤，临近送猪了，天天过称。送的那天早上做顿好食，将猪喂得饱饱的，然后将猪放到猪架子上，由两名壮汉抬起快走。一路上猪的屎尿都是钱，所以尽量不让它流失在路上。剩下的另一头猪是留着自己吃的，一心想让它长肥点，但不管精心喂养，都是瘦肉型的，板油顶多只有2斤多。我们的结论是山上的水土养不肥猪。
我们生活在一起，同吃一锅饭，工分也算在一起，不是一个姓，但是一家人。第一年劳动分红，我们共分得现金804.75元，几乎占了生产队现金分配的三分之二。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别提有多激动。管家黄小健，拿着这笔钱不知放在哪里好。第二天一早，我俩踏着大雪下了山，把钱存入了公社信用社。经大家集体讨论，觉得最需要的东西是收音机和缝纫机。我们把钱寄到上海，买回一台红灯牌台式收音机。每晚吃饭时就将它放在饭桌上, 收听新闻和样板戏，这也给山上的日子注入了生机。当时买缝纫机要凭工业票，我回到长沙到各家收集了35张票，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不论男生还是女生，大家都在这台机子上学会了补衣服，做鞋垫。外队的同学也常提着一包包破衣上山来补。这可是当年我们最有价值的财产。后来，由于队上超支户太多，尽管我们工分越挣越多，却再也没拿到过现金。每周赶场，我们总会跟生产队会计讨点钱买煤油点灯。而每年初，我们跟着社员一起去买回全年吃的粗盐存放起来。有一年，公社有一批分配给耕牛吃的盐，只要五分钱一斤，那次我们买了七十多斤。1973年，我招工走时，几个男同学到山里砍了一些杂木棒和竹尾巴送到公社卖了钱，买了一个白脸盆和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黄书包送给我。
和那些生活井井有条的农家相比，我们的家总是乱糟糟的。刚到生产队，我们每人都添置了一套农具，如锄头、砍刀，镰刀、、扁担、蓑衣等。每当出工，总是找不到工具，要不就是锄头松掉了，经常请社员帮我们磨刀，上松掉的锄头把，做扁担。棕蓑衣当时算是很贵的东西了，农民家一辈子也许就是一件蓑衣。我们的新蓑衣比较重，穿不惯，经常乱丢，一到下雨，就往往找不到，为出不了工着急。不过在山上，我们从来用不着锁门，到顶山上基本没有外人路过，一般 不会丢东西，丢了东西也有人捡回来送还给你。也许因为处处有人关照，所以我们始终没养成收拾农具的好习惯。
十几个人，几年下来，光破鞋都堆成了一座小山，但那也是一座宝山。当一只鞋烂得不能再穿时，我们会从里面去翻出另一只配对穿上，还可以配鞋带，颜色和大小有点不同都不要紧。社员们也喜欢来翻，看是不是有舒适的胶鞋底，他们会自己做成皮草鞋穿。
说到我们的家，还得提一提家中一名重要成员――我们的狗“强盗”。
1969年的春天，副 队长仁福家的狗生了一窝崽，满月之后送给我们三只小狗，一只黄的、一只黑的和一只花的。小花狗没活多久，被柴压死了。黄狗是母的，取名“小偷”；黑狗是公的，取名“强盗”。社员告诉我们，挑选狗是看毛色，依次是一黄二黑三花四白。但是“小偷”却很不争气，总是贼头贼脑，躲躲闪闪不讨人喜欢。它长大之后，有天晚上，招来了外山许多公狗，围着我们的房子吵了一晚，大家都觉得很讨厌，于是“小偷”便被处置了。“强盗”并不是纯黑色，它的肚皮和四只蹄子是白色。个头不大，但长得精神。耳朵是竖的，眼睛又黑又\亮很怪，我们从未教它，它却只认长沙人。对远道从长沙来从未谋面的客人，它不但不叫，还摇头摆尾表示欢迎；而对我们队天天见面的社员则总是恶狠狠地叫。队上的会都在知青家里开，每当这时，我们就要吼住它，别人才敢进屋。搞得我们很没面子。“强盗”非常忠诚。我在黄家界（离队上十多里路）喂了几年猪。它总是跟着我。有时我住在那里的小仓房里，它就睡在门口，非常警觉，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冲出去。我去打猪草，它也跟着我在山里转。有回，我看到一蓬葛麻叶（算很好的猪草），正要下去采，“强盗”拼命叫，我不知怎么回事，看了看周围也没发现什么，但“强盗”还是不停得叫，我踢了它一脚，正欲下勘，“强盗”一口咬住我的裤脚。这时我才蹲在边仔细察看，忽然看到一株芒草的叶子上静静地爬着一条竹叶青蛇，与草叶一样的青绿色，不用心细看很难分辨。我知道竹叶青是剧毒蛇。当时心中感激之情与“强盗”无法用语言交流，我搂着它，抚摸着它的头，它也懂事地摆动尾巴。这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到顶山上一家人　　（3）　劳动篇　　　

       下队第三天，我们就开始参加劳动，印象最深的是到对面山高峰大队挑瓦。近看山在对面，走起来要下一座山，再上一座山，真是“望山跑死马”。由于下过雨，山路又陡又滑，挑空担子都不知摔了多少跤。我们每人挑的瓦并不多，还累得气喘嘘嘘，几乎是跪着爬着上山的，还一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句当时最鼓动人的口号。臭臭身体不好， 非要跟着去不可，大家抢了她的担子，最后她一只手拿着几块瓦跟着爬回来。

      山上几代人才烧一次砖瓦。７０年氏初，队上请来了洪江瓦匠，准备烧一窑瓦给我们盖新房用。我们跟 着瓦匠师傅和泥做瓦坯、上窑。烧瓦时窑火不能熄。因为是烧柴，白天我们担柴到窑前，晚上还得轮流守窑，两个人一班。看着我们这么和睦相处的一家人，洪江的瓦匠羡慕不已。

            我们插队到了乐群十二队，便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知青组是小家，生产队则是大家，我们希望能为改变生产队的面貌多出一份力。增加了这么多劳动力，队上决定开荒地。一些田已经荒废了２０年以上，长满了半人高的茅草和楠竹等。挖竹根、树蔸我们双手都打起了血泡，手掌被茅草叶子割出了一道道口子，睡一觉起来常常手痛得握不住刀。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或歇工不干活。劳动虽苦，但苦中有乐。开荒的时候，我们挖了很多竹笋，散工时一担担挑回家。正值春天青黄不接，竹笋解决了我们的菜荒。笋子在城里是贵菜，在乡下餐餐顿顿吃笋子，又没有油，吃到肚子里那种心里“”的感觉真不好受。吃不完的放在大鼎锅中煮一夜，再用竹子串起来晒干，挂在厨房梁上熏成烟笋。开芒中最开心的是抓“竹林猪”。一次我们在挖树时发现了一个洞，社员告诉我们是“竹林猪”洞，我们马上点燃干草往洞里灌烟，没多久，从洞中爬出一只嘴象猪，耳朵又象鼠，长着两只退化的小眼睛的灰色小动物，胖乎乎的约２斤重。“三月不知肉味”的我们，美美吃了一顿。

         我们学干各种农活的热情很高，特别是犁田、耙田等技术活。男同学不在话下，都被分配了师傅，学当农把式。女同学中，罗马、黄小健劳动力好，又能吃苦，坚决要求和男同学一起学犁田。要驯服牛、把住犁的确很不容易，开始学，一般先犁板田（冬天干了水的田）。再杰把着手教小健、罗马及我们想学的女同学。开始手把不住犁，东倒西歪，总在原路上走，犁铧插不进泥中，翻不起泥坯，一早晨犁不出一小丘田来，小健、罗马是最“霸得蛮”的，她们坚持下去，越犁越好，和男社员一样， 她们各自由生产队了一条牛，到顶山上第一次有了犁田的女把式。女的犁田、耙田本来就是很不简单的了；而在山区，则更见其难。山区是梯田，犁完一丘田，要将犁和牛从一丘田移到另一丘田中，犁比较重，犁头尖利，不小心会划破腿。３月份，春寒料峭，田里的水冰冷剌骨。有一年我曾试着去犁过一次头道田，脚踩在泥水中，便失去知觉，只是像两棍子一样跟 在犁和后面移动。小健和罗马年年和男社员一起犁田，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从未误过工。社员都不得不从心眼里佩服他们。虽然和男社员干 一样的活，但罗马、小健拿的却只是妇女的高工分８分，两年后才给加到９分。当时我们都很单纯，根本没把出工看成是在为自己挣收入，一心只想多 为集体做点事，只想到我们下农村是为了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想起来，那种精神的力量 真不可思议。

          送公粮是我们生产队一项比较艰苦的农活。每年我们队要交售２万９千斤公粮，在短时间内由山里送到公社粮站。队上的田分散在山上，每年收获季节将谷子从田里送到队上仓库都不容易。而从山下和山上的仓库送公粮到粮站分别是１８和２５里公路。每人每天送两趟，要半个月。山里的箩筐比湖区箩筐小，两只大箩一般装谷１００斤。为了多送粮，男同学特地请人编了可装１５０斤的大箩。一般要求女社员只担５０斤，我们个子大点的女同学和男社员一样，连谷和扁担、箩筐一起过称１１３斤，年龄小个子小的女同学也担８０斤。山路窄，不好走，最可怕的是要过两架独木桥。清早，桥上有一层霜，很滑，因怕摔跤泼掉谷子，我们光着脚从溪水中蹚过去。沉重的担子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却又不敢多歇气，只想快点赶到粮站。送完一趟公粮，全身上下湿透，像刚从河里爬上岸的人一样。臭臭当时身体很差，不时犯哮喘病，不让她送粮谷，她觉得自己没有为生产队出力，急得直掉眼泪。从没有人要求我们什么，我们都是在自觉地“改造”着自己。
生产队治虫、育秧等技术活也由我们包了。我们上到顶山的第一年，生产队种的还是在湖区早已被淘汰的南京二号、南脚早等高杆中稻品种。由于田多又分散，加上劳动力少，插秧插的都是随手秧，行距间距有一尺多宽。我们中学时在湖区参加过双抢，对比之下觉得山区较为落后，我们有责任改变这种面貌。公社前些年推广种矮杆品种，山下一些队都种了。而山上社员接受不了，怕没有收成，还说高杆稻草多，冬天好喂牛。生产队长再义喜欢到我们家坐，我们就和他聊湖区的生产，讲科学种田，队长被打动了。我们开始试种“珍珠矮”，并在房前屋后较好的田或较方正的大田实行合理密植。当年我们生产队获得了空前好收成，亩产翻了一番。我们队受到了公社表扬，再义还入了党。

                在我们这个知青家中，对科学种田最认真、最入迷的是罗马。她长期一个人住在离到顶山十多里的山冲黄家界。因为那里气温比山上适宜，她在那里试种双季稻，精心培育早稻秧。由于气温低，山上种双季稻没有成功。她又从农科院搞来良种，种植在一小块试验田中。不知那是什么良种，禾长得差不多一人高，稻穗很长，谷却是空壳多。我们认为可能是没授粉的缘故。罗马还悉心研究杀灭稻螟虫。她从早到晚都在田边，与小虫结下了不解之缘。１９７３年，罗马进了农学院学植保专业。第一个暑假她回到生产队，带着仪器和试剂，在全队各处的田里都测了ＰＨ值，为队上选择施肥方式提供了科学依据。毕业后，她回到农学院靖县分校，１９７８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之后她出国专攻生物工程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在植保方面颇有成就的女科学家。

           在到顶山上我们还研制过“９２０”。“９２０ ”是一种促进植物生长的刺激素，当时正在推广。葛油从长沙买回菌种和许多塑料薄膜。我们在新房楼下的仓房里用薄膜搭了一间实验室培养菌种。小健用她爸爸送给她的一台显微镜对菌种进行观察。后来我们真研制出了“９２０”产品，并用它进行了现场使用试验，效果不错。我们将“９２０”喷到丝瓜上，那年丝瓜多得吃不完；涂在南瓜上，一半涂一半不涂，被涂了“９２０”溶液的那半边南瓜几天后便肿胀起来，与不涂的那半边形成鲜明对比。我还曾试着把“９２０”溶液喷在刚长出的菠菜秧苗上，菠菜便疯长起来。六队的李秋明拿着“９２０”拌在饲料里喂鸭子，鸭子顿时食欲大增，食已到喉咙口还要吃，个头长得特快。我们不清楚当时这项技术能否被认可推广，但我们却初次尝到了科学实验成功的喜悦。

                做队上的活这么起劲，家中的自留地当然也种得不错。为了能在吃菜方面做到自给自足，我们十分看重菜地。女同学一有时间就担上粪桶去菜地。山区都是梯田，我们的菜地分得散，且有好有差。根据土质和光照时间长短，我们分别种上了不同的菜。一回长沙，大西门蔬菜种子店是必去之地，我们绝大部分菜种都是在那里买的。山上气温低，我们的时菜总比山下要晚一个月。于是我们在自己屋后做了温床育茄子和辣椒秧。先挖一个坑，里面放上猪圈里带猪粪的草，让它发酵生热，上面铺一层土作苗圃，再罩上一块塑料薄膜。虽然这样做比较费功夫，但我们比社员提前吃到了茄子和辣椒。山坡上的菜地日照时间长，我们就种辣椒。有的辣椒树长得一人高，有本地小红椒，也有长沙牛角椒，每年从５月到１０月都有吃，还要晒不少干红辣椒。我们种了又大又粉的北京西红柿、长长的青脆的刺黄瓜和长豆角等，这些品种令从未出过山的村民大开眼界。从此山上菜品种也改变了。从社员那里我们懂得了种菜与季节的关系，如“七葱，八蒜，九藠头”等等。种菜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寄托。种子播下后，就时时去关心是否发芽；菜秧子下后，又盼着秧苗快长，盼着开花结果。提着篮子去菜园寻菜，看着满园瓜菜，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在我们精心栽培辛勤管理之下，年年菜都自给有余，别队知青还上山来挑菜去吃。

          最令人兴奋的劳动是放木头。木材是我们生产队的一项主要收入。但把这些木材运出山对我们这样劳力少的生产队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任务。春天到来时，山涧水随着春雨猛涨，漫出水溪。队上通常都是利用这个时期，将山上的木头须着山坡滚到溪边，借助溪水将木头运出山。队长带着我们把木头推到水中，会游水的在水中，小健、罗马都跟男同学一样，站在木头上，手拿一根带铁勾的长竹子，像骑手驾驭着奔驰的野马，随水流急转直下，一直将木头顺水送入渠水江中。

          最有韵味的劳动是打油。每年我们生产队自产的茶籽、油菜籽和桐油籽都要担到榨油坊去榨油。老榨油坊座落在深山中，从房梁上悬吊着一个大木锤，实际上是一根两米多长的粗杂木树，不知有多长年代，已变得油黑油亮。榨油机身是一根被挖空了的树。茶籽菜籽和桐油籽事先都要炒熟或蒸熟，再用碾子碾啐，放在扎好的稻草上，做成一个个园饼形，放入这极粗的圆树被挖空的糟中。在木槽的正中段，放置厚薄不一的一些木楔，靠大木锤打入楔子将油压榨出来。当油饼摆好之后，一人喊着号子，大木锤在富于节奏感的号子声中扬起再锤下。开始时，楔很容易被打进去，油哗啦啦地流出来。越到后面，越艰难，直到油饼一滴滴被榨出油来。我每次跟着去打油，主要是做些杂事和煮饭。最记得队长在槽下接出一小碗油来，沿着正在闷饭的锅边淋一圈，饭熟之后，锅巴就跟油炸出来的一样，又香又脆。

到顶山上一家人　　（４）　　乡亲篇　　　　

　　　对于我们的突然到来，队上的社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头一个月，因为厨房没修好，我们住在队上谷仓，吃在社员再杰家。每天晚上，再杰家的火塘边坐满了人，社员把自己家好吃的东西送来给我们吃，向我们问这问那。这些未出过远门的山里人，试着通过我们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柴火的烟熏得我们的眼睛睁不开，我们仍不断地回答他们的提问。在我们来之前，乐群大队从冲里到界上都没有学校，山上的孩子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冲口鲍家祠堂读书。许多孩子读了几年便都辍学了，特别是女孩子。我们到队上时，仅有界上守全大爷的一个小儿子在上学。在欢迎我们的座谈会上，队从老到小都希望我们为他们办一所学校。见来了这么多知青，乐群大队决定在冲里乐群１１队办一所“乐群三片小学”。这可以说是３０年前的希望小学。由１１队知青肖有阳和我们队刘小娅担任教师。开了一、四、五年级三个班。四五年级是合班上课。房子虽然简陋，但一下子来了３２名学生，都是附近山上已失学的孩子，仅我们队大小就去了１０个。每天早上，小娅领着这帮孩子去１１队上学。小娅教数学，肖有阳教语文和音乐，两人合教体育。葛油有时去给他们上地理、历史课。在队上，罗马、毛弟经常给那些基础差的小孩补课。

        我们都爱看书。每天晚上当我们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东西，经常引来一些社员和孩子观看。知识的春风吹醒了沉睡的大山。二十多年后，当我们重返到顶山，才知道几乎每家都有孩子被送到县城上了高中。
贫农组长元贵老家的伯娘最疼爱我们，总说：“你们行一千多里路远离父母到我们条件这么差的地方来，真不容易。”她事事都关照我们。家里有一点好东西吃，不论多少，一定有我们一份。１９７２年她嫁女，我们算上亲，对方还打发了一块猪肉，一包糖。伯娘懂草药，我们有什么头痛发烧及创伤等，一吃她的草药汤准好。有一次，我的左手中指被切猪草的刀子将指尖切断，只连上一点皮。我按伯娘平日教的方法止血后，立即爬山回到队上伯娘家。当时天已黑了，伯娘立即去门外墈上扯来金钱草熬成水给我清洗、清毒，然后打着火把出去，在山里采回了各种草药，用嘴将这些草药嚼烂，然后给我敷在手指上。第二天药干后，就像打了石膏一样紧紧箍在手指上，也不痛了。一周之后伤口长好了。到现在几乎没留下疤痕。就在同一天，大队的另一知青也同样被切了中指，他是去公社中心医院看的，用的是西药磺胺消炎粉，一个月后伤口都还没长好。伯娘真有妙手回春之功。招工出来后，１９７６年，我曾回了到顶山一次，伯娘那时已老弱多病，她抱着我说：“真想你们，你们走了之后，这里没有了歌声，没有了笑声，很不习惯，我常常坐在门口看着你们的屋，就像看见你们还在那里一样。”说得我心里酸酸的。

            听说我们喝过牛奶，社员们觉得不可思议。当我们绾起裤腿下田干活时，麻子公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嚷起来：“难怪你们有劲，喝了牛奶，腿长得跟牛一样。”跟他们长期营养不良而长成的细麻干腿比起来，我们的腿的确粗壮多了。社员们则认为我们身上有“阳气”，可以驱赶附在身上的鬼魂。界上麻子公公守煌的老伴满娘有病，常常产生幻觉说看见了鬼，说得活灵活现，吵得他们全家不得安宁。麻子公公把小健和臭臭叫到他们家，请她们陪满娘睡，要借她们身上的“阳气”驱走附在满娘身上的鬼魂。小健和臭臭一个伴头，一个伴脚陪满娘睡了半个月，加上扎针服药，满娘病见好转，我们当然就变得更神了。山上因为土法接生，加上喂养不当，婴儿的死亡率很高。队长家刚死去一个婴儿不久，小女儿凤妹又生病了，队长老婆找到毛弟要他做凤妹的契爷，这样凤妹的命才有保障。为此举行了仪式，摆了八大碗菜，契爷毛弟坐上席，我们作为他的兄弟姐妹也被请去作陪。此后契崽契女成风。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既可如乡亲之愿，又可以吃一顿。有时好久没吃肉了，还真巴望被人请去做契爷契娘。２０年后，风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南下广东打工，学得了手艺，现在怀化开了家小理发店，生意红火。当年的话还真灵验了。

         伯娘为我们熬草药治病，我们也为社员治病。当年金丝猴，饼干，曾敏敏，臭臭，小娅都当过赤脚医生。最有用的工具是“小银针”。有次赶场日，大家都赶场去了，我守屋。队上一位老人发高烧，喊我去看，我说我不会看病，她却回答：“你们知青什么都会，一定要帮帮忙。”我只得拿了曾敏敏的那套针灸行头和针灸手册去了他们家，按书上的指点找到“曲池”和“合谷”穴位，用酒精消毒后，照穴位扎下去，边扎边捻，老人头上开始出汗，烧慢慢退下去，我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小小银针，应起急来还真管用。社员很信任我们，谁家有人病了，就找我们。被喊得最多的是臭臭，她有求必应。她身体不好，常常拖着带病之身，为社员看病。1971年，队长被蛇咬伤了，一下子脚肿到了腿上，当时如不放血，吸出蛇毒，将危及生命。他们全家急得直哭。当时正病在床上的臭臭立即爬起来，用三棱针为队长的伤口放血，然后接过队长老婆手上的桐油喝一口含在口中，毅然跪下，对着队长脚上的伤口用嘴一口口将毒血吸出来。再义队长被救了，那条腿也保住了。
在山上，社员把“教”你什么，都说成是“报”你什么。他们报我们犁田，耙田等多种农活；报我们种菜，喂猪；报我们破篾编织箢箕，鱼篓，菜篮；报我们削制扁担。仁贵把他在灶上“炕”了几年的黄柿木拿来，为我们精心削制了几根扁担。因为扁担好，挑担子要轻松得多。他们还报我们怎样挖冬笋，怎样安放夹子捕捉山中的野物。我们与社员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出工时，为头的喊“吸袋烟”（休息），男同学马上会与男社员坐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旱烟；我们也关心田里的收成以及木材、松油的价格等等，到顶山变得与我们息息相关。

           乡下准备过年，挨家挨户蒸糯米，打糍粑。这是一项集体活动。打糍粑时全队的强劳力都必须上场。队长有个大木臼，是专门用来打糍粑的，将蒸熟的糯米放入臼中，由四个人抡起木棒锤打下去，越打越粘，需要很大力气，才能将木棒锤提起，冰天雪地，而抡锤者都光着膀子，不断吆喝着直锤打到看不是饭粒，剩下的活才是妇女干。这团均匀的糯米面被妇女捏成饼状，放在涂了蜂蜡和茶油的木板上，上面再压上另一块又重又厚的大门板，放置一夜。第二天变成一个个已经有点硬了的饼状糍粑，放在铺好稻草的地上，让它再干一些，然后泡入大木桶中，经常换水，可以吃到四月份。我们一家每年虽也打300－400斤糯米，但照例从来不吃到四月，早就被我们这群馋猫烧着、烤着、油炸着吃完了。春天，到较远的野外出工，将糍粑用油煎软，然后用笋壳包好，带着当中饭吃，虽然凉了也不会变硬。有时带生糍粑，在野外烧上火，用树枝权起来烤着吃也别有味道。

         上山下乡使我们从天上掉到地上，掉到现实中，有了一番难得的经历。我们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我们这一家人做到了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翻开那时的日记、书信，篇篇都在讲“自我改造”。现在想起来，那种对自己的不断反省，客观上成了对自己不断要求。我们从未放弃追求，无论这种追求是否能实现。也正是这种不断追求使我们日后在各自岗位上做到尽心尽职，有所作为。
单纯、幼稚，真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们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不分彼此，同甘共苦，比亲姐妹还亲。我们也有过分歧与争吵，但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友情。社会在变革，招工、升学使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陆续离去而自然散席了，但我们这份情谊几十年如一日，总是那么深厚。只要提起当年的生活，就会有说不完的话；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向别人讲述我们这一段难忘的日子。

附录 “到顶山”上新移民“家庭成员”现况

曾铁庄（男）现为广东佛山南方酒店设备总汇总经理

林 敏（女）现为湖南省卫生防疫站主任医师（硕士）

黄小健（女）现在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教授

罗 马（女）现为加拿大温尼泊省生物化学研究员（博士）

曾敏敏（女）现为广东省清远市金属矿产公司财务科

罗五一（女）现在加拿大安达略省

于联湘（女 小名臭臭）现在江苏省扬子石化公司烯烃厂党委

刘小娅（女）现为长沙市雨花区妇幼保健所医师

彭安丽（女）现在长沙市三湘彩色印刷厂

刘小兵（男 小名兵油子）现为湖南铁道学院教授

葛茂琛（男 小名葛油）现为加拿大安达略省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刘颂平（男 小名毛弟）现为长沙市井湾子中学高级教师

周泰松（男 小名喇叭）现在广东省清远市技术监督局

徐建雄（男 小名马棒）现为长沙市化工机械厂海普公司经理

张秉坚（男 小名饼干）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博士）

金世明（男 小名金丝猴）现为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副主任医师（硕士）

林 建（男）现为湖南省交通科研所党委书记兼所长

作者简介 林敏，女，长沙市一中66届高中毕业。1968年12月下放湖南靖县（现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甘棠公社乐群十二队插队落户。1973年招工到溆浦湖南省维尼纶厂当工人。1978年10月考入湖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后曾赴菲律宾大学学习，获“食物与营养规划”专业硕士学位。现为湖南省卫生防疫站主任医师。

神奇的草药

作者:mabong  （马棒）  徐建雄:1968年12月下放湖南靖县（现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甘棠公社乐群十二队插队落户,现为长沙市化工机械厂海普公司经理

     记得那是69年，我们到靖县乐群十二队的第二年，母校一中工宣队张某来队上看望我们的第二天。队长通知我们到黄家界去砍田壙。下放深山里知识青年同社员一样养成了带刀的习惯。上山刀可以开路，砍柴；晚上出门刀可以壮胆，我总喜欢把刀磨的又亮又快。

这天早上起来我就磨刀，由于是一把新刀我磨得特别仔细，连刀弯里都磨得锋快。临出门工宣队张某看见我的刀就说：“刀磨得这样快不要砍了手”。我当时想：“玩了一年的刀，怎么可能自己砍自己”。偏偏这次就让工宣队的张某不幸言中了。

我们一行人来到黄家界，我很快就找到一个长满灌木的地方，一心想试一试我这新刀。一刀下去那些小树应而倒，好不得意哦。忽然刀被树藤挂住了，拉一下树藤弹一下，使劲一拉树藤刷一下断了。正想表扬一下我的刀，直觉得左手背一麻。再一看坏了，由于用力过度落下来的刀正砍在自己的左手背上。刀锋在手背上砍开了一个两寸长的口子。伤口翻开可看见骨头，砍断了食指和中指的韧带，砍断了静脉血管。血哗哗往外流，林敏，小健等女生将自己的小手巾全部捐献出来，压住伤口血还是往外涌。这里离公社有几十里路，离我们家也有七、八里地。林敏、小健决定由小亚送我回家，再派人去请医生。

我右手捏住左手手腕，将左手举过头顶，爬了七、八里山回到了家。血还是不停的流，据小亚说血流了一大腕。

近中午，医生来了。我一看，好一个老神仙似的医生。瘦瘦的个子，长长的胡子，七十多岁，但面色红润神采奕奕。拉着我的手看了一下，问我痛不痛。我尽管痛得脸色发白，但看着他的笑脸却说不出痛，只说：‘有一点’。只见他从背篓里拉出一些花草树根，放到一个石头擂钵里，用棒槌捣碎，捣得象黑色的面团。揭开我手背上的手绢，几个小时了，血仍然往外涌。他将那些捣碎的花草树根往我手背上一敷，好家伙血顿时止住了，手背上凉习习的，疼痛顿时消失。我高兴的叫了起来：‘不流血了，不痛了’。

我下意识的动了一下受伤的食指，心里顿时凉了下来。韧带在手背上抽动，但食指、中指都动不了。这下我急了，难道我就这样残废了？老医生象看透了我的心思，说：“我先给你止血，等下再给你接经。”接着又去捣药去了。我忐忑不安的等着。两小时后，老医生进来了。手中拿着两包药对我说，这一包是接经药，那一包是封口药。他揭开我手背的止血药，一看血时止住了，手背肿得老高。他打开接经药包，将药敷在伤口周围，告诉我，不要让伤口封住，如封住就用茶叶水将它洗开。三天以后再用封口药，一周内会好。

难过的三天，看着伤口，看着我这多灾多难的手，想着两个手指头他们什么时候能再动。为了安慰我，同学们散工回来就陪我聊天，曾敏天天帮我洗伤口。为了让我尽快恢复同学们将最后一点黄豆，腊肉都给我炖汤吃了。

第三天到了，早上起来我照例把伤口洗一下。药棉触动了伤口深处，手背下意识地抽动一下，我的手指头跟着动了一下。我在一动手指头，手指头居然动了。我跳起来想把这消息告诉大家，一看大家都出工去了。我立刻按照老医生的话，揭掉接经药。奇怪昨天那象长在手背上，揭都揭不掉的药。今天轻轻一碰就掉了。

我把封口药一上，三天以后药自动脱落，伤口完全长好。伤后一周我又挎着我那把刀下地去了。止血、接经、封口总共只有三副药，历时七天，治疗过程中没有疼痛感，这在现代医院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像武打小说里描写的神奇的伤药。从那以后我就用心学着草药，才知道山里的人都会一点草药，碰到一点小伤就在山上早一点花草树叶，往嘴里一嚼，敷在伤口上，见效的很。

网名：富裕中农   实名：贝华   68年12月下放至靖县甘棠公社乐群大队第十生产队   现任职于广东省珠海市政府

当兵

    鞭炮响起来，我与七个新兵一一握手，嘴里说着鼓励的话，看着他们兴奋却又忐忑不安表情，想起来我当兵的故事。

七二年林彪事件以后，似乎对知青的政策有所松动，征兵时已经不限于贫下中农子弟，也可以招收部分知青。我和张涛也参加了这一年的应征，与一百多个本地青年一起去参加体检。县城的医生对我们很客气，尽管检查得很仔细，但我们都很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听力时，医生轻声说的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地名：北京、上海、长沙等等。对本地青年说的就不一样，龙凤大队有个青年一连几次都没听清楚医生说的白菜、萝卜、南瓜，医生急了大声说“吃肉！”，这下听清楚了，惹得在场的人全都笑起来了。由于这一年征兵的数量较多，我和张涛都选上了。送兵的那天，我兴高采烈地和队上送我的人一起去公社，走到鲍家时，大队的人对我说，你不要去了，你的名额已经叫人顶替了，谁叫人家是公社武装部长的侄子呢。我捧着大红花回到了队里。这朵大红花我挂在我的床头整整挂了一年，直到第二年的这一天，我才把这朵褪了色的大红花悄悄的拿到后山上烧掉了。

就此，心里一个结怎么也解不开，总想有机会还是要去当兵。第二年还真有那么一次机会，县武装部要宣传民兵工作，由于我喜爱照相，又有自己的照相机，就让我跟着跑了一个多月。县城、三湫、甘棠几个地方都跑了一遍，因此也和县武装部混得很熟了，武装部长甚至跟我说，今年征兵哪怕你们公社只招一个兵也是你了。冬天来了，征兵工作开始时，武装部长告诉我，接兵团长也知道我的情况，也说要我。可是命中这一劫还没完，中央军委的征兵令一下来，这一年的新兵年龄由以前的22岁改为21岁，我一下就给划到范围之外去了。当兵的梦再次破灭。

我真正当上兵却是十年以后的1982年，那时我已经30岁了，当了回新兵老战士，那已经是后话了。

        1982年初，春节过去不久，学员队党支部开会，动员党员、学生干部带头响应校党委的号召，主动要求到边疆去，到基地去。话题一提出，几乎所有人都低头不语，谁也不想开这个头。

        我也不想说，春节期间父母双双病倒，二十多天我天天在家端茶送药，待候老人。永远那么精力充沛的父母已经呈现出老态。心想我少小离家，十多年在外，现在也该是菽水承欢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了。更何况前几天教研室几个教师分别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尽管我没答应下来，那也只是因为我觉得还早不必急于表态，心里还是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一班的班长表态了，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四班的团支书发言了，到最能为党作出贡献的地方去。......一个个干部党员都在发言。都在说需要、贡献、建功立业，但没有一个人表态愿意到边疆去，到基地去。......看到发言的人已近一半，我这个唯一的非干部党员，还没发言。但我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一忍再忍，最后实在忍不住，长沙人的骡子脾气上来，什么也顾不得，开口就说：
  
        “你们不要说什么需要、贡献、建功立业，干脆点好不好，到底有没有人愿意到边疆去？愿意还是不愿意到基地去？到基地去又怎样了，再艰苦又能艰苦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们下乡的时候还艰苦？难道比吃不饱饭下田干活，饿晕在田里还难过？年纪轻轻的吃点苦、受点磨难算什么？......你们不去，我去！”

         这一番话，说过之后，我发现真不该说，得罪了同学不说，把自已的退路还堵死了。大家全部一声不吭，支部会不欢面散。

        其实当时我还没充分理解，这段话支我的影响有多大，真正的影响还在后面。

        半年月后我们分赴全国各地实习，同时做毕业设计，毕业论文。我分到航天部二院，给了我一个最难最难的课题，当然实际上是人家不敢选给我剩下的：“烧蚀污染物对电波传播的影响”，一到北京就埋头查资料做试验。由于这个课题对试验要求特别高，在北京的时候我一阵子在中科院力学所做风洞试验，一阵子又在航天部三院做风洞试验，结识了不少航天界、科技界的专家，也使航天部、中科院对我的情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埋头研究使我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也完全忘记了不久即将面临的毕业分配。中间有次队干部打电话来说，准备把我分配到某某地方去，我也是“嗯...哈...”了几句，心里还是想着我的论文。

        由于我的论文牵涉的知识面太广，等我写完以后才发现除开我一个人以外，包括我的指导老师和教研室的老师在内，再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看懂我的论文。再加上我用自已推导的公式对飞行器再入大气层时通信的效果进行模拟分析，与实际结果惊人的吻合，使得我的论文还没答辩就已经显得无懈可击。很容易就通过了。

       回到学校离毕业离校不到一个月，而这时毕业分配的事已经十分火热，同学和老师都全身心投入到分配中去了。我却没多少感觉，平静地等着分配。后来才知道，就在这个阶段，关于我的去向令不少人头痛不已，光是大的改变就是三四次。尤其是当航天部科技局正式给学校去函点名要我，刚刚被学校否决，马上又是中科院电子所从中科院专门要了一个名额，指定要我去，学校还是否决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至此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替换我的自愿去边疆、去基地的“典型”。为了要这个典型，不得不一改再改，一定要把我分配到最艰苦的基地去工作。

        直到正式宣布分配名单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将要奔赴的地方是酒泉。因为前一天晚上得到的消息还是另一个地方。我十分平静地接受了分配结果，反而是二班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四川绵阳市的领导）气得几乎哭出来了：这不公平，两百多同学中只有你吃的苦最多，现在还要把你送到最苦的地方去。

        有的人是一句话改变了世界，而我则是一句话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一个月后我在戈壁滩上穿上了军装。

檵木

神奇的草药提到用草药止血,其实我也有不止一次自己用草药止血的经历。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上山砍柴,柴刀被树藤带了一下，偏离方向,狠狠地砍在脚背上。当时就把我吓傻了，不知道痛也没见流血，只看见红红的肉翻开，里面是白森森的骨头。很快，血哗哗地流出来，我赶紧顺手从身边的树上撸了一把叶子，嚼啐以贴在伤口上，血立马止住。后来只是简单包扎一下，也没做任何处理，不久也就好了。只是那一寸多长的伤疤一直留在脚上，使我时时记得当时的情况。而这把树叶就是檵木叶。
       檵木是靖县最常见也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种灌木，同时又是靖县人最离不开的一种树木。首先，山上哪里都有，哪怕在密密的松林或杉木林之下，其他草木都很难生长，但只要哪个地方大树稍微稀疏一点，只要一天能透过来半个一个钟头的阳光，这个地方往往就有几枝檵木条子在那里顽强地长着。而在灌木丛中，则是檵木唱主角了。到春天，路边、山坡上，河沟里一片片开着毛绒绒、白白的檵木花，如果这时再开着几丛红艳艳的的映山红，煞是好看。
        其次檵木好烧，做柴烧比什么树都好。容易着，火力旺，炭（火屎）也多。用檵木柴烧饭，闷出来的饭特别香，烤红薯也非常好。冬天用檵木柴的火屎放火桶里烤火一点也不比烧的炭差。实际上，烧炭用的木材除了青棡木，也就是老檵木为最好，烧成的炭黑油油，十分致密，敲起来当当着响，像是有金属声。
        还有檵木枝条柔、韧，轻轻一拧就软软的，绞几下结成套，用来捆柴是再好不过的。我们每次上山砍柴，总要先找上一两根拇指粗细长长的檵木砍下来，用来做条子捆柴。檵木条子好捆，捆上后就是柴干了，条子也不松，不脆，不糟，有时一捆柴在山上放了几年，还是紧紧的，扛起来就起走，根本不用担心柴散掉。
       檵木生长快，今年刚砍掉条子的地方，当年就长出了细细的枝条，两三年又长成拇指粗细，又可以再砍了。山里人从来不愁柴会砍光，主要还是檵木的功劳。
       而檵木的叶子，就具有止血的神奇功效，只要把檵木叶嚼烂，敷在伤口上，比什么药止血都快，而且可以生筋长肉，帮助伤口恢复。只不过，要老一点的叶子效果更好，不要枝头当年新长的嫩叶。可是檵木的嫩叶也不是一点用也没有，反而是十分有用。每年春天，当檵木抽条长出一尺来长的嫩枝时，正是生产队割木叶的时候。这时候上山，一天可以割两三担木叶，其实就是檵木的嫩枝，担下山来，细细地撒在田里，用脚一脚一脚把木叶枝踩到田里，沤上几天，随着插秧前最后一次犁耙，翻到泥里。插秧时尽管田里臭臭的，但木叶给田里下了足足一次绿肥，这一年的稻子又可望丰收了。我们队上很多远离树子的“卫生田”，也就靠割木叶施肥了。
       满山遍野的檵木，毫不起眼，却是靖县人的一宝。而这一宝如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70年代初，湖南师院院本部种了一棵红花檵木，与一般的檵木不同，春天开花是红的，略带一点粉红，开起来象火又象彩霞。不知为什么被人民大会堂看中了，移到人民大会堂去，一棵灌木，据说给了师院4000多块钱。自此，红花檵木声名大噪，直到78年在浏阳大围山找到野生红花檵木后，红檵木的栽培迅速形成一大产业。先是桔子洲头种了一大片，后来有专门的园艺场种植。如今湖南省的园艺产品，40%的产值是红花檵木。红花檵木无可争议地成了湖南的拳头产品，也成了农民致富的摇钱树。现在大江南北到处都有红花檵木的身影，连我现在的南方软件园中也种了不少。使我天天可以回想起在靖县的火热年代。
        檵木就象我们靖县知青，平凡、坚毅，顽强，无论什么艰难的处境中都能扎下根来；无论多少磨难，齐根砍断，几天后又长出新的枝条；虽然长不成栋梁之材，但全身却并无废物，点点滴滴都能为民所用。一旦春天来了，毫不犹豫开出花来，尽管小小的，也不鲜艳，但大家一齐开放，连成一片，却也蔚为壮观。

甘棠坳的小石桥

甘棠坳有两条街。一条直街顺着山势从老卫生院直冲山上走，直到公社粮站。一条斜街则从龙凤大队方向斜插过来到公社农机站，中间与直街在肉食站处相交。
老卫生院静静的待在山脚，挨着一条小河，河对面就是塘头大队的一大片田氹，小河的源头是塘头水库，那是甘棠坳最大的水库，也是田氹几个大队的主要水源。一座小桥把塘头和甘棠两个大队连接起来。这是一座爬满了青藤的石拱桥，清澈的小河流水轻轻地流过小桥，早晚总有一大群农妇在小河边洗衣，此起彼落的槌衣声和着小河的流水声，好一派田园风光。
有一天，小河发狂了。那是清明前后，正值发桃花水的时候。几天不断下着大雨，水库容纳不了这么多水，溢洪道里一尺多高的水奔流而下，挟带着一大群一大群水库鱼，一条条都有一两尺长，好多人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多这样大的鱼。人们纷纷赶到河边捞鱼，尽管这种大个的水库鱼太肥，并不好吃，但对于常年吃不饱饭的人们来说，那也是多年难得打一次的牙祭。只是有人没这个口福。有个人看到岸边有一条两尺多长的大鱼，似乎唾手可得，扑上去死死扣住两个鱼鳃就往岸上拖。可是他忘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就是在水中的鱼，力气比在岸上要大上十倍，二三十斤的鱼，几百斤的力，他不但没有把鱼拖上岸，反而被鱼拉下了水。第二天早上，人们在下游的小石桥旁发现了他和他的鱼，双方都死了，他的手仍然牢牢的扣住鱼鳃。据说，那条鱼还是被人家弄走，吃掉了，毕竟食为天嘛。
74年底，即将招工进厂，离开甘棠坳以前，在小石桥前照了一张照片。那时穿着小棉袄，还是那么廋廋的。想想也是的，当时不到一百斤，现在已是一百六十来斤了，总觉得像每天扛着半边猪肉跑来跑去，应该现在更累一些吧。

戒烟

在乡下时有一句话："人生三样补，人参燕窝烟屁股"，人参燕窝我们是见不到的，烟屁股倒真的是少不了的一样补品，如果是星期五、星期六到抽烟的伙计房间里去，只听到声音没见到人。那不用说，肯定是钻到床底下找烟屁股去了。实际上，抽香烟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享受了。更多的是抽从长沙带回来的烤烟或者是当地的旱烟。当时我算是烟瘾比较大的一个，已是五年多的老烟民，自从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开始抽烟了。曾经不用接火，而是把烟敲敲，然后把没抽完的烟头接在前面，接着抽，一次抽了17根烟。香烟一个星期要两条。
        可是我下决心戒烟了。一方面，经济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自已觉得烟抽得太凶有点怕(三十年后照透视，医生看了一眼就说你是抽烟的，我说不抽呀，医生说，肺部纹理太粗，肯定是抽过烟的)。再加上那年冬天发生的事又多，觉得要做点什么。
        当时正在修水库，工程已接近尾声，年前差不多可以完工。我请假回队上，说是有事，实际上就是想戒烟。
       但是没有想到戒烟那么难受。且不说乏困，打哈欠，浑身发软。更历害的是整个胸膛感到是空空的，然后有只猫在里面到处乱抓。身上则象爬满了蚂蚁，痒得直想乱挠一气。一个人关在房里象一头困兽。坐着，坐不住了，站起来；站着，站不稳，转圈走；走着，走不动，往床上一躺；躺着，躺不好，又坐起来。就这样周而复始，实在难受。我想，也许一个人不行，在人群中有人分散注意力会好些。于是又回到工地，而在工地，风子拿出一根烟来，我连想都没想，抢过来就抽，而这时离我开始戒烟才47小时，连两天两夜都没有坚持住。一口烟吸进去，全身一下子全部放松了，好舒服呀。
        (想来，现在戒毒的人，丑态百出，跟我当时也差不多，只不过我这47小时没人看到而已。)
第一次戒烟以47小时的成绩败下阵，思来想去，还真不能就此投降，因为我这两天的经历证明烟瘾已经完全控制住了自已，如果继续抽下去，只怕会越发不可收拾。而这次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太急，如果可以把瘾控制住，慢慢来说不定还有胜算。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控制烟量，首先每天两包，而后两天三包，这样逐渐把量压下来。经过几个星期，工程完工回到队上，继续控制烟量。为了有一个自已能控制住的环境，积极动员其他同学都回长沙，一个人把家里的事全包下来(要喂两头猪，一条狗，三只鸭，和一群鸡)。彭X走时把人家送给他的一包上海牌香烟留给了我，那可是从来没抽过的好烟。在乡下几年基本上是"南瓜"牌香烟(红桔被画成南瓜样，所以被我们称为南瓜牌)就算好烟了，有时场上来了经济牌香烟那可是要抢才能抢到一条两条。这样，我把这包烟作为最后一包，用两个星期抽完，前一个星期一天两根，后一个星期一天一根。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和队长讲好，凡是派工都让我一个人单独干活。这一年奇冷，冰雪很厚，连赶场的路都不容易。我完全与世隔绝了，但这样，哪怕烟瘾上来，想找烟也没处可找，总算把烟戒掉了。
开春，同学们回来，听说我完全戒烟了，还不信。罗马更是要跟我打赌，如果我一年不抽烟，每天给我两粒糖。如果我再抽上烟，从戒烟的时候算起，每天两粒糖赔给她。一年后，我赢了，罗马从老乡那里买了好多蜂蜜给我，顶替糖果，那时毕竟要买七百多粒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次打赌没给我规定一个期限，到现在已经三十五年，一万多天了，如果我再赔给她糖应该要有两万五千多粒，恐怕要以吨计了。
       就这样，烟是戒了，但在此后的几年里，时时在梦中抽烟，而每一次都是想：戒了这么久的烟怎么又抽起来了？吓出一身冷汗，惊醒过来。前三四年这种梦多一些，后来就少了，而最后一次则是在十年之后!可见烟好戒，瘾难除。
       要过年了，这是我过得孤独的一个年，也是最难熬的一个年。这一年冬天，我进入二十岁，因为这一个冬天的经历，我由一个软弱任性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坚毅的汉子。

榨油

        我们队每年的茶籽和油菜籽都不多，榨得的油除了上缴以后所剩无几，真正分到社员手中的，茶油和菜油都只有一斤多。但少归少，每年两次榨油还是少不了的，一般都是到鲍家的油坊去榨油。
        去过几次榨油，印象最深的还是榨油的动作优美，再好的舞蹈都比不上，节奏感、形体动作优及动作中展现的阳刚之气，真是太美了！永远忘不了。
        一般榨油都是5-7个人合作。掌油棰的当然是油坊的师傅了，他是负责油棰定位和指挥整个团队的核心。两个人掌油杆（就是连接油棰和大梁的支杆），一般要熟手，最好个子要高大，体重也要重一些的人。另外两个或四个人负责拉油绳（系在油棰中央，一边一根）。榨油时先由师傅指挥，轻喊几声“嗨”，大家轻轻拉动油棰前后摆动，一次比一次摆动幅度大，师傅则定好油棰与油尖的位置。此时师傅大吼一声“嗨！”，大家一起大吼“嗨！！”，扯油绳的人使劲把油绳拼命往后猛拉。油杆工则后退一两步并把油棰顺势往后送，然后跳起来，把油棰推举到最高。师傅抱着油棰头两边使劲把油棰往下压，压到几乎贴到地面为止，并尽力把油棰停住。这个时候是最好看的时候，几个油绳工往后斜着身子，油绳还在手中，但已经松下来了。两个油杆工双手高举，挺直身子定格在空中。油棰成60度斜停在最高处。师傅把着油棰头，身子后倾，两腿前箭后弓，全身几乎贴到地面。定格大约零点几秒后，油杆工的重力把油棰往下拉，并顺势往前送油棰，而师傅一边往前送油棰，一边略微往上抬起油棰头，然后一松手，油棰巨大的冲力打到油尖上，“嘭！！！”的一声，可以传到好几里之外。
        每次我都只有扯油绳的份，很羡慕师傅，也很羡慕掌油杆的人。而且每打一次都为这优美的动作而陶醉。直到几十年以后，才在一个旅游点的仿真油坊里，过了一回干瘾，当了一次师傅，就这样仍然觉得十分兴奋。
        打茶油与打菜籽油的不同之处，在于菜籽要先炒一遍再蒸，否则出油不多。现在已经不用油榨来榨油了，而是用一种像碾米机的榨油机，把菜籽往上面的斗里一放，底下就一边出油一边出油枯，榨出来的油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茶枯可以洗衣洗头，可以作肥料，还可以杀虫，但是不能吃。菜籽枯则可以作饲料。北方用花生榨油，那就不叫花生枯而叫花生饼，可以作花生酱来吃。
        榨油，还演化出来两个游戏。一个是挤油渣子，冬天的时候，大家排成一排贴着墙，一齐往中间挤，直到中间的人挤得受不了了，挤出来，再到两边往中间挤。另一个就是暂（榨）油，四个人分别抓住一个人（油棰）的手脚，前后晃，有时候还有一个人扮油尖，用屁股对准油棰的头，每晃一次都用屁股顶一下油棰的头。两种游戏都挺好玩的，但是好像都只有男孩子参加。

回家

下乡快两年了，其他同学多数已经回过一趟家。可是我家当时四个人分散在四个地方，哥哥招工后在长沙火柴厂，妈妈在平江干校，爸爸则在桃江改造。比起前两年父母都关在牛棚里的时候要好多了，可是要回家仍就是无家可归，空空的房子，连老鼠都养不活。
    夏天收到一封信，说我爸爸会回一趟长沙，恰好那时刚刚过了双抢，农活相对闲了下来，突然一下心里好想好想家里人，马上决定回长沙。拿着凑来的十几块钱，连溅满了泥巴的衣裤也来不及换就出发了。
    本来，十几块钱回趟长沙足够了，从太阳坪到长沙的车票加上住两晚剩下的钱正好够三天吃饭的。可是很不凑巧，到了太阳坪才知道，由于前一阵大雨，往长沙方向的公路被大水冲垮了，要走只能取道通道-龙胜-桂林一线，但这样一来，带的钱显然不够。既然出来了，也就顾不得那么多，总不能再返回队上吧。再说这次如果不回去，下次机会又不知哪年了，至少又得一两年见不到父母了。钱不够，尽可能节省着用吧。
    晚上住在通道，对这座小城印象好极了，城虽小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只是一心一意想尽早回家，没有跟多的心思欣赏小城风光，第二天天不亮就坐上班车到桂林去。
    现在如果谁有机会来到桂林，一定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奇峰异石赞叹不已，可是当我踏入这个城市的时候，感觉却是全然不同。首先是毫无心思久留，只想怎么尽快回家，尤其是到火车站一问，我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到衡阳转车的慢车票，住下是完全不可能了。其次，近两年的农村生活，已经渐渐淡忘城市的喧嚣和紧张，走在马路上对于穿梭来往的汽车也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好多老人和小孩都过了马路了，我还在路边不敢走。再就是感到人们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浑身感到不自在，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这种心境下，青山绿水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靖县的山更青水更绿，而桂林的奇峰异石却让我发出了另样的感慨：“人家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可这鬼石头山上连柴都打不到一根，有什么好的！”足足一个乡里二老倌进城。
    在桂林一共待了四个多小时，这四个小时真是难受极了。开始是饿，本来中午就没吃东西，现在买好车票以后，兜里只剩下两毛几分钱了，而这两毛多钱无论如何还得留下八分钱轮渡费，要不就是到了长沙也回不了家。除了这八分钱我还有一毛六，就得靠它捱过一天一夜还要多。在街上逛了一下就没力气走了，回到车站，买了两个馒头，一口一个吞了下去，感觉好点，在候车室找了一个地方坐下。这时另一种感觉又来了，总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怪物，人家都要多看我一眼。
    我刚坐下，车站服务员过来查票，我拿出票来，服务员把票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还轻轻掰一下试一试是不是撕过的废票，又凑到鼻子面前仔细看看是不是有挖改的痕迹，最后确认没有问题，这才很不情愿的把票退还给我。十几分钟后，清扫工扫地扫到我面前，看了我一眼，往前扫了两三尺，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地也不扫了，匆匆离开。不一会陪着一位服务员过来，又来查我的票，重复一遍严格防伪检查以后，再把票还给我。可恨的是，还问了我一句：“这票是你买的？”
    车站里候车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我听到有人在说长沙话，过去一搭腔，还真是长沙下放靖县的知青（名字忘了，暂且用Z代替吧）。他乡遇故人，与Z言谈甚欢，时间也就过得快一些了。只是中间还有几次查票的，由于在与Z谈话过程中，也就没在意，只觉得有点讨厌而已。
    上车后，我和Z很幸运的找到了座位。这时也怪，一个列车员路过，斜眼看了我一下，停下来要看我的车票，我感到十分心烦，刚才在车站就一个劲的查我的车票，现在上车了又来麻烦我。最后一次，甚至把乘警也叫来了，我实在忍不住了，把票往茶几上一摔，骂起来了。从车站算起，这已是不下十次查我的票了。更奇怪的是，Z就坐在我对面，神定气诺谈笑风生，可是列车员每次总是只查我一个人的票，有时转过身来，也是欲言又止，把话又咽回去了，即使开口问一句“你的票呢？”只要Z说，我们是一起的，也就算了。
    我觉得纳闷，为什么我总是被人追着查票，Z则总是没事，我为什么就这样倒霉？一说出来，Z就笑了，“你看看自己的样子吧”，低头一看，这天穿的还是下田时的衣裤，星星点点的泥巴沾在上面，衣服裤子都打了好几个补丁。加上我又瘦，前不久理的光头刚刚长出短短一层头发茬子。这副打扮，不被人们认作刚逃出来的劳改犯已经不错了，至少也是个要饭的吧，哪像一个可以买得起车票的人呢？而Z就不一样了，显然出来以前换了一套出门用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这时我才知道其实他也是出来以后才发现预算超支，于是买了一张两三毛钱的短途票混上车，打溜票的。其实他比我危险的多，靠了这身既像工人，又可能是干部的行头，一点事都没有。于是我大发感慨，衣食住行，怪不得要把衣排在第一个！
    第二天上午车到衡阳，Z要另买车票，就与我分手了。我还是忍着饿，在车站坐到上车前一刻才吃了一碗米粉。车到长沙，赶紧往家走，好在这一年湘江水不多，小河不用坐轮渡，又给我剩下四分钱，这样我总算没有空着口袋回家，但是多走一段路，更饿了。回家已是晚上，家里黑黑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是从窗子爬进去的。
    回家两天后，我爸爸才从乡下回来，星期天，妈妈哥哥也都回来了。这是下乡以后的第一次全家团聚，也是66年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我家人最全的一次。但是，从66年以来，我们家不可挽回的是，我妹妹贝婴永远缺席了。实际上，从文化革命开始，我家就再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团圆了。
    这次回家的经历，其实还远不是最倒霉的一次。后来还更倒霉，不但要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共一床棉被，睡在楼梯拐角上，半夜三更还给拉到派出所受盘查。不过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组织委员

        我在还没入团的时候就“当过”一次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七几年以后，招工招生逐渐多起来了，同学们纷纷离开农村到城里上学做工去了。由于每次招工招生都是一次夜长梦多的事，只要一确定，几乎是马上办理迁移手续，几天工夫就走了。有很多时候，一些手续还没办完，也顾不上，先走了再说。我因为一直认为自己表现一般，并没有打算被推荐。留在乡下，虽苦虽累，但已经比我刚下乡的时候好多了。生产队搞了科学种田，粮食产量翻了一番，经过几年锻炼，体力技巧都好了很多，工分也挣得多了，吃饭已不成问题。平时收工回来，种种菜养养猪喂喂鸡鸭，小日子也过的可以。再说，农村生活也有它的乐趣，其最大的好处是有一年四季，无论做什么，十天半个月也就过去了，不像工厂当工人，一件是从小干到老，烦都烦死人了。“富裕中农”大概就是我当时心理的写照吧。这样一来，我的信多了很多，一些离开队上的同学，不管哪个队上的，要和农村联系，往往就找我。而他们一些没办完的事，自然也是找我来办，其中也包括转团组织关系。

        恰好那时候公社新调来一位团委书记，年轻，二十多岁，很有点想干一番事业的劲头。由于帮好几个同学转组织关系，一来两往很快就与他混熟了。他由于刚来，对甘棠的情况不太了解，常常问我一些知青和团员、青年之间的事，我当然是有问必答，尽可能的告诉他。因为比较熟了，我要办什么事都十分顺利。

        有一天，我又到团委去，大概是为同学办最后一道手续吧。书记一见到我，就想见到一个怪物似的，表情怪怪的，问：“你是团员吗？”

        我说，“不是。”

        他更奇怪了“怎么不是呢？你怎么没告诉过我呢？”

        “你又没问过我。”

        “我还以为你是乐群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呢，”

        我也奇怪了，为什么这时候问起我是不是团员来了。原来，前一天公社团委开会，各大队的支部委员都来了，开会前他问了好几次，“乐群的组织委员来了没有？乐群的组织委员来了没有？”人家说已经来了，他还不信。最后问到我的名字，有人告诉他，我不是支部委员，甚至连团员都不是。书记连连说了两遍，不对吧，他怎么不是团员？

        回到队上，没两天就有团员找我，要我写入团申请书。这年的冬天，我这个非团的“组织委员”终于意外地入团了。

过敏

        从小我就被人归为矮子一类，尤其是我老兄高我一头还不止，所以无论小学还是中学我都是被人笑话的对象，“怎么不叫你哥哥砍一截补给你啰？”进中学时我才一米二几，1966年初中毕业的时候体检也只有一米四几，怎么看也不想一个中学生。没想到的是68年下乡，一年多的时间竟然长高了十几公分，一下子就由一米五几长到了一米七。可是由于文革期间和下乡以后，营养实在跟不上，个子这样突然长高，结果给我留下了终生的后遗症，严重缺钙。

        如果是现在，缺点钙似乎也没有怎么了不起，吃点补钙的保健品，加上平时注意一点，不让骨头受伤就可以了。可是当时是在乡下，那就不同了，缺钙就容易抽筋。所以我不怕夏日的酷暑炎热，也不怕冬天的三九严寒，怕就怕春暖花开的季节。早春时分咋暖还寒，可是农活不等人，每天要卷起裤腿赤着脚下水田干活，整整一天在冰冷的水中泡上十个钟头，全身的热气都叫田里的水抽走了，晚上可就受罪了。

        每天收工回来，双脚的肌肉紧紧的硬硬的，用手使劲去掐也掐不动，“比铁还硬，比钢还强”。这时候心中暗暗叫苦，没办法该来的事总是要来的。晚上吃完饭喂过猪，回到房间以后就得开始战斗了。盖上被子，先是肌肉渐渐回暖，好像一块冰逐渐化开。好的开始伴随的往往不是好的结果。不到半个小时，两腿就开始剧烈的抽筋，痛得人在床上不停地打滚，我使劲地掐、捏、扳、按、捶、打、搓、揉，全都无济于事，还是那么透心的痛。一直要这样抽上半个多钟头的筋，痛出浑身大汗，累得全身无力，只觉得已到阴曹地府打了个转身，这才回到阳间来。慢慢的缓过气来，再花上半个钟头，才能渐渐入睡。

        年年难过年年过，就这样捱了好几年，情况一点也没见好。队里的赤脚医生开月说，有一种叫葡萄糖酸钙的药可以补钙，打一针就可以不抽筋了。拿过来一个巨大的针管，一针下去估计可以有上百毫升的药水，把葡萄糖酸钙和葡萄糖混在一起，就准备给我打针了。

        这一天，正好生产队在我们新建的知青楼下开会，楼上则是开月给我打针。一针扎进去，刚刚开始往里推药水，我突然觉得浑身发冷，一股凉气从胸腹部开始，很快扩散到全身。不一会，上下牙齿不停地打战，牙齿与牙齿的敲击声传出好远。身上冷得直发抖，床跟着抖动了，门窗也跟着抖动了，接着整个楼都跟着抖动了，似乎我们的新楼都会随着这阵抖动而散架。楼下开会的人惊动了，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跑上楼来，连连问道，楼上怎么了？楼上怎么了？开月一下子紧张得汗也出来了，赶紧停止推药，拔出针头，给我盖上被子，叫人拿开水来。本来我最怕烫的，这是也顾不上烫不烫了，大口大口地往里灌热开水。紧张了好久，总算恢复过来。

        开月说，我这是葡萄糖过敏，极为少见。后来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一直怀疑是葡萄糖酸钙过敏，因为葡萄糖实在太普通了，要是葡萄糖也过敏的话，我这个人也太古怪了。但是不管是什么过敏吧，从此以后我始终不敢打葡萄糖，一直到现在，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从来没有打过吊针。

        补钙失败了，以后几年的春天，哪怕明明知道晚上一定会抽筋，白天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下水田干活去。离开生产队以后，尽管不再下水干活了，但缺钙引起抽筋的情况还是不时发生，春天一来，稍有腿受凉的情况，就是我受罪的时候，当然比起在乡下的时候要好多了。

上梁

    开明开月两兄弟的新房快做好了，为此马师傅和开明已经忙了一个月。我们没事常常到屋场去看看，毕竟起屋是一件大事，而靖县的木屋又是那样神奇，我们还没有如此认真的近距离看过一座屋建造的全过程。

    建屋的木材多数是早就准备好的，但是几根柱子却都是不久前刚砍下来的生木头，马师傅说是为了柱子以后干透了，可以把镶在里面的榫头、木方卡得更紧，这样屋子会更结实。这些木方对接处的榫头几乎个个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倒齿似的结构，也是为了将来对接以后能相互卡住，不容易松脱，也更牢固。可是直到正式立屋前，梁木还没有准备好。

    立屋的前一天，开明开月叫上队里几个社员，又叫上我们几个男知青，说是明天一早去砍梁木。我很奇怪，一根梁木又不重，为什么要上那么多人，后来才知道，抬梁木回来的时候必须是八个人，这是规矩。

    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几个人跟着马师傅上了村里的后山，走了没多久找到一棵小树旁边。这棵树有点特殊，从一个根上长出两根树干，其中一根长得十分挺拔，直直的大小正合适。据说为了找到这棵合适的树，没少花功夫，在决定起屋之前，就要时时注意寻找。做梁木的树，必须从一个根上要发两根树干，取个吉利，意味着好事成双生生不息之意。到了树前，马师傅嘱咐我们，砍梁木的规矩，一是树必须倒向上方，二是树砍断了不得落地，也就是说梁木任何时候是不能沾地的。

    交待完了以后，稍微休息了一下，听到村里的公鸡叫了，开始表演了。马师傅用他那难懂的隆回腔的靖县话唱道：

        金斧一动天地开，

        鲁班先师下凡来。

        东家择个好日子，

        要做万年大屋宇。

        百样材料都备足，

        单缺一支大正梁。

        鲁班先师不辞苦，

        寻梁寻到昆仑山。

        地脉龙神见你生，

        日月星辰见你长。

        又不短来又不长，

        拿给主人好上梁。

    唱完后我们开始砍树，因为有前面讲的规矩，砍起树来十分小心，手忙脚乱了一阵，八个人抬着一棵树下山了。下到山下正好天亮。把树放到屋场前的木马上，下面就是师傅的事了。师傅开始画墨、砍平、刨光。砍好梁口，并在梁的中部用锉刀刻一个一寸见方深约三分的小方孔，放上茶叶、五谷、硬币、条墨等吉利物，然后用刻下的小方木块盖好，裹上红布，四角钉牢。这些东西都是有讲究的，充分表达了农耕社会人们的期望。

    屋起好，所有的方都对好以后，准备上梁了。在屋顶，把还没安装的檩子铺开形成一个平台，中间一架长梯子起来，每一层两边都上去一个人，准备起梁时传递梁木。梁木两头系上绳子，还缠上了长长两挂鞭炮。一切准备就绪，上梁仪式开始。

    马师傅眯着眼睛摇头晃脑的又是比划又是唱：

        上梁上梁，天地开张，良时吉日，……

    旁边的人地上来一只公鸡，用刀把鸡冠割破以后，在梁左边点一点，右边点一点，再在中间点一点，点上鸡血。

    除了各种吉利话以外，大概还说了一个故事，大意是：我为XX建屋，什么都做好了，就是找不到一根合适的木头做梁木，我发愁啊，怎么办？这时来了一个人，扛着一根木头，说是给我做梁木用。我用尺子量了一量，“左一量，量出了金鸡叫，右一量，飞出了金凤凰。”这根木头做梁木刚刚好。我回头一看，扛木头的人不见了，原来是鲁班师傅给我送梁木来了。等等，等等。在唱左一量右一量的时候，还真的拿着尺子左量量右量量，煞有介事，又像在表演一个舞蹈。尽管这个故事与砍木头的时候唱的不一样，但是也没有谁去追究。

    唱完以后，马师傅一句：起梁！两边的人立即点燃鞭炮，屋顶的两人赶快往上收绳子，屋上递梁木的人一时也顾不上鞭炮在眼前炸开的危险，接过下面送来的梁木，一转身又送给上面的人，大家急急忙忙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鞭炮响完以前把梁木起到屋顶。梁木上到屋顶，下面又是师傅的表演了。

    马师傅换上专为上梁做的新鞋，一步一唱地上梯子。

        手攀双龙，

        脚踏云梯，

        步步登高，

        节节升起。

        上一步一家和气，

        上两步文武双齐，

        上三步三生有幸，

        上四步四平八稳，

        上五步五谷丰登，

        上六步六畜兴旺，

        上七步七星高照，

        上八步八面光明，

        上九步闻名九霄，

        上十步事事顺心。

    上到屋顶，师傅把就位好的梁木敲进柱顶的槽里，也是边敲边唱。

    这些仪式都完成后，上梁的仪式就结束了。师傅和几个帮工在屋顶的平台上喝酒吃粑粑，但对底下看热闹的人们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时候。师傅和帮工把早就准备好的粑粑往下扔，大家高喊着屋顶上人的名字，高喊着“我这里！我这里！”，一边挤成一堆拼命地抢粑粑。抢得多的人兴高采烈，连额头上的汗都顾不上擦，没抢到的人则不甘心地到处转，希望能看到一两个漏网的粑粑。

    上梁最风光的是马师傅，最高兴的还是开明开月两兄弟，多少年的辛劳和积攒，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大寨田

    文革十年，农业学大寨也学了十年，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正是推行大寨式评工计分的时候，把老老少少的积极性都评掉了，学大寨越学与大寨越不像。我们队也开过荒田，其实就是把一些以前撂荒的田重新开出来种水稻。由于本来就地多人少，为学大寨开荒而开荒，开出来的多数还是一些卫生田，单产能有一两百斤就不错了，开了也没因此增加多少粮食。可是我们还真正像大寨人一样战天斗地，改造了一块地，但是这与生产队集体无关，说的实际上是我们知青的自留地。

    我们刚下乡，生产队给我们分了两块自留地，按照当时的标准，每人两平方丈，九个人不到三分地。一块是熟地，在大园，可是由于接近村边和队上的仓库，每每是长得极好的青菜喂饱了从篱笆中钻进来的鸡和鸭，如果进来的是一头猪，那就更糟了。另一块在村后的山沟里，原来是队上的一块红薯地，高高的山高高的树夹着一个山冲，很陡的坡地，种辣椒倒是好地方，种青菜就不行了。随着我们人数的增增减减，大园的地后来也叫队上收回，分配给新迁来的社员了。这样我们就剩下村后一块地了。

    山冲中的地由于坡度太大，既不保水也不保肥，土地也很贫瘠。我们种了几年，下了不少肥也花了不少功夫，地渐渐肥沃了，各种菜都能长，但是坡度太大，长也长不好。我一直想把这块地好好的改造一下，可是那时正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时候，不出集体工去整自留地，恐怕谁也不会同意，真要做了，可能我这个富裕中农也当不上了，非得戴上富农的帽子接受批判啰。好在后来政策逐渐宽松，我这个想法才得以实现。

    74年，小鼻子上大学，队上只剩下我和萝卜皮两个长沙知青，我们这个知青户还有五个靖县知青。他们来后基本上延续了我们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大家一口锅吃饭，一起出集体工，收入一起花，所不同的是按照各人的工分，一部分分红在年底可以拿回去。这是因为靖县居民的条件比起长沙知青来还是差了很多，记得我有一次到“莲莲婆”家去玩，看到来了客人，莲莲婆的妹妹出去买菜时，专门买了一个鸡蛋，作为请客用，她弟弟（8岁）则在下午游泳时到河里抓了几条小鱼，做了一碗汤。

    这时我成了队上年龄最大的知青，山中无老虎，我这个猴子也就当一回大王。秋天收完晚稻，队上放三天假，我把几个新知青召到一起，开始改造我们的大寨田了。

    因为是种熟了的菜地，不能简单地平整一下了事，把熟地整成了生地可就得不偿失了，那样菜反而长不好，不如不整。但是要想把坡地改成梯田一样的菜地，依然肥沃，难度可就大了。我把这块地的土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原来菜地的种植层，这是肥沃的熟土；第二类是从路边、坡上以及坎上表层带草根的浮土，这也是肥沃的土，但是必须沤熟了才能用；最后就是底层的生土了。我们先把熟土全部一担担一道坡地上放的空地上，堆成一大堆，再把浮土同样堆成另外一堆。然后才开始把坡地改成梯田的模样，高处挖低处填，敲紧压实，留出路来。回填的时候，我们还把周边山坡上的草割下来，点到底下做肥料，再把浮土铺到底下一层，最后把熟土盖在上面，这样平平展展的一块菜地就形成了。

    整个工程做起来相当麻烦，比队上开荒田要复杂多了，劳动强度也要大很多。因为是自己的自留地，大家干起活来都十分卖力，也十分认真，连平时出工有点吊儿郎当的小刘也干得很起劲。三天的功夫，我们把一大块坡地改成了三块平地，可种菜的面积比以前还大，因为增加了不少肥料，种植层也厚了很多。

    地改好了，我们让地里的草沤了十来天，在上面种上了白菜、萝卜、雪里蕻等冬菜。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确实如此，总觉得这一年的冬菜长得特别的好。可惜的是当年的冬天我就招工走了，没有充分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我们队的几位靖县知青都十分青春可爱，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样子。三个男生有邓高潮--五个人的核心，积极能干；一位个子大大的小刘，稍许有点调皮，爱发点牢骚，但很真诚；还有一位名字记不清了，但小小的个子，长得非常结实，整天笑眯眯的，说话也很风趣。两个女生，莲莲婆（匡林英）和霞妹子（聂双霞）。比起长沙知青来，他们少了一分压在心底的悲愤，更朴实单纯也听话肯干，显得更阳光一些。常想他们现在过得怎样了，如果有机会真想再见到他们。

鼠精灵

    队上的打米机坏了，碾米的辊子碎裂了，要命的是这几天刚刚分过粮，家家户户都等着打米做饭，没办法只有赶紧送到县城去换。

一大早我就出发了，考虑到上一趟县城来回一百一十多里路，等不及吃早饭就上路，心想路边这么多知青点，哪个地方吃不上一餐饭？可是，这天出发实在是太早，路过鲍家、龙凤，时间仍然太早，人家都还没收早工呢，吃饭的时候还没到。想想，还是赶路要紧。走到溪口大队的时候，这已经是沿途最后一个知青点，一看大家已经纷纷从村里出来，出上午工了。这时去打搅别人，恐怕还得专门再作，费时不说，欠的人情也太大了。算了吧，看来这餐早饭是吃不成了，咬咬牙，空着肚子继续上路。

    中午时分到了县城，吃了一碗面，又到县机械厂找人，折腾了好久，总算把碾米辊子买到了。这时天色已经不早了，又是一路紧走，到甘棠坳时天已全黑了，为了尽快回家，决定走界上那条路回去，这样可以近一两里路。

    好在我带了一只手电筒，天黑了也不要紧。那天的天也真是黑，月亮没有出来，就连星星也没一颗。走到界上，四周静悄悄的，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走着走着，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想想也想不出名堂来，就是不对。摸摸身上的东西都还在，听听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闻闻还是闻不出特别的气味。等我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发现不对头的地方在哪里了,在我前面有一只小老鼠跟我在一起走。

    开始还觉得没什么，有个小动物做伴，走夜路也不至于太孤单，不是挺好的吗？可是走了一阵子，又感到不对头了，我走得快的时候，小老鼠也走得快，我走得慢的时候，小老鼠同样走得慢一些，与我始终保持三四步的距离。我有意改变自己的步伐，往前紧走几步，小老鼠赶快跑了起来，我又慢慢地走几步，小老鼠一下子又不紧不忙了，甚至于我停了下来，小老鼠也停下来等我。

    这一下我真的慌了。

    往前看，白生生的一条土路伸向前方的黑暗之中，两边是不高不矮的灌木丛，夜色中显得千奇百怪，四周再也看不到什么景象，也听不到什么声音。只有一只小老鼠在前面给我带路！

    它要带我到那里去？！

    难道见到鬼啦？

    一下子想起了聊斋里各式各样的故事，尤其是席方平的故事。难道是牛头马面变成了这只老鼠，来带我走的吗？越想越怕，本来十分熟悉的路也变得十分陌生了。我不敢再往前走，停下来，闭上眼，静静心。

    干脆，我把手电筒也灭了。

    这时，整个世界死寂一片。没有任何光线，四面八方都是同样的漆黑漆黑；没有任何声响，上下左右都是同样的安安静静；甚至连风都没一丝。整个人的五官完全失去了作用。我想，完了，不是说人死了就没有知觉了吗，我一定是死了！起劲地回想，刚才在路上我有没有摔跤？没有，那我没摔死。有没有走错路掉到水库里去？也没有，那我没淹死。还有没有其他的特殊情况发生？还是没有。那我是怎么死的呢？再说，死了难道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我咬了咬嘴唇，有点痛，那说明我还是没有死嘛！死人是不会感到痛的。慢慢睁开眼，尽管周边还是那样漆黑一片，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再次打开手电筒，突然发现前面的路上是空的，小老鼠不见了，也没有牛头马面等着我。

防空哨

    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紧张，人们的各种担忧也一天多过一天，深挖洞广积粮，三线建设越来越忙了。有一天公社开会，说是为了防止美帝苏修的飞机过来轰炸，破坏我们当前的大好形势，要加强防空。又列举了一大堆沿海地区民兵如何用肉眼发现敌机的例子，要求我们向他们学习。于是晚上生产队里开大会，说我们也要建立防空哨。不知道其他生产队有没有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摊到了我们队，也许因为继金是大队书记，要带个头吧，反正这样一来就让我们忙乎了好一阵子。

    照说要建防空哨，应该是站得高看得远，在当地找一个制高点来建，我们队最高的地方那就远了，走过去一个多钟头还到不了。开明说，要建就尽量就近建，理由是既然是防空哨，就要有哨兵，队里要派人去放哨，地方远了不方便。大家一听，一致赞成。后来就在村子的后面，我们队与九队（贺家）交界的山上找了一个地方建了起来，从村里过去不过二十多分钟。对于山里人，建这样一个只有一间房的防空哨真是小菜一碟，完全是就地取材，把山头的树砍掉正好用来建房子，盖的瓦也是现成的，队里有瓦窑，只是需要人工一担一担挑上界。盖房的师傅也有，马师傅和开明就是。三下两下防空哨已经盖好了。

    建了防空哨，当然要派哨兵。有资格放哨的都要是基干民兵，成份不好的人是没有资格的。其实还有一层原因在里头，值岗的人每晚有三分工可计，不就是上山睡一晚吗，这样的好事干吗给成份不好的去干呢？由于这种事情其实是为了对付上面的，只要汇报上去了，也就万事大吉了，队里也不愿为此多计太多工分。没过多久，风声稍息，马上停止派人了，防空哨也就再没人去照看了。

    我也到防空哨值过岗，不同的是，以后我还去过好多次，当然不是为了去看飞机，说实在的，别说靖县这个地方当时没有飞机从头顶飞过，就是来了一架真正的飞机，也认不出是哪国的。有时是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发发呆，更有时是为了上山看云海。

    要看到云海，要选择空气湿度较大，但天气晴朗的日子，通常是冬天的早上，这样也好，正好冬天队里出工都晚，看过云海了还来得及赶回去出早工。天蒙蒙亮就上山，来到防空哨。这里东边一片都是低矮的山峦，几条山沟自东向西从平原地带（靖县叫田氹）延伸过来，视野非常开阔，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云海的全部生成过程。

    起初，头顶是一片黛色的天空，偶尔还有几颗来不及回家的星星在闪亮，对面的山谷朦朦胧胧，象龙蛇象卧虎，身边是一片宁静的山林，暗暗的显得有几分凝重，只是不时地从远方传来一声声鸡鸣犬吠打破清晨的沉寂，显示出原始的生机。

    渐渐天空发白，可以看清两边的山峰以及山谷中的梯田。远远的田氹地带被一层薄薄的晨雾笼盖着，象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棉被，人们在温暖的棉被的护佑下还沉浸在温柔的梦乡，享受着有钱难买的黎明觉。

    太阳慢慢升起，向山峰投射出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阳光的照射下，田氹里的雾气越来越浓越来越厚。晨雾沿着山谷慢慢地静悄悄地向山里流淌，一个小小的山冲一个小小的山冲被白雾填满。

    雾进一步升起，变成了云，在山谷中不停地涨高，田不见了，村庄不见了，山谷也渐渐不见了，只留下一个个山头象小岛一样漂浮在云海当中。金色的阳光浸润在云海当中，染红了云朵，搅起一阵阵波浪，云海开始翻腾。山谷中涨得比较快的云，越过两个山头之间，逐渐溢出，沿着山坡淌下另一边的山谷，形成一道道云瀑。

云海总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轻柔，那样的温馨，站在她面前，无论你有多少不快和痛苦，都将被融化，消失于无形。

读书郎

听着《读书郎》熟悉的曲调，想象着一群斜背着帆布书包已是爷爷奶奶辈的小小读书郎的表演，感慨颇多，由靖县知青来唱读书郎真是太适合了。我自从离开靖县以后，只要回忆起那些年的经历，我总是十分庆幸，在文革时期，在卷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当中，我有幸能在靖县知青这个十分特殊却又十分优秀的群体里，遇到很多坚持读书坚持学习的兄长和伙伴，是在他们的带动下使我没有放弃也没有荒废，一旦当历史发生转折以后，自己的命运也可以随之改变。

    我们读书起始于下乡的同时，由于乐群最初的一批知青，多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文革几年，一边冲冲杀杀，一边也想在理论上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是杨曦光因其骇世惊俗的《中国向何处去》而入狱以后，我们不服气但又底气不足，确实感到自己也不太清楚，很想弄明白。所以下乡之初，我们的学习实际上很大程度还是文革时期的延续，仍然在探讨革命的理论。记得当时看的书，最主要的还是政治经济学教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类政治理论书籍。

    其实读什么书并不重要，只要爱读就好。

    渐渐的读书范围就广泛了。除了政治书籍也有一些同学们带来的小说、杂志和课本。由于当时对书籍控制得很严，可以合法阅读的书除了马列和毛选几乎就没有了，但禁书的结果，反而使我们得以读到一些好书。因为既然什么书都不能公开阅读，那就只好在私底下里读了，而当时同学们都或多或少的留下了几本好书，大家互相借阅，书就多了。当然终究还是书少人多，常常是一本书还没有读完，后面排队的人就有好几位了，只好限定每个人持有这本书的时间，几天内不管读没读完都必须传给下一个，读不完也就只有再到后面排一次队。好在我读书的速度很快，几乎没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也乐于把书借给我，有时哪怕是插个队也没有关系。

    那时读书没有多少功利性，读书就是读书，仅仅是一种爱好，不像现在不管做事读书都要有个目的，要有用处。只要看我每次上书店跑哪个柜台就准知道我最近在干什么工作，前一阵我的工作有了调整，不在高新区干了，新的工作还没确定，我习惯性地进了书店以后，站在大厅里面突然发现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了，我变成一个没有专业的人，哪个柜台才是我需要的书呢？

    每次回长沙的时候就是我享受阅读盛宴的时候，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借书的绝好去处。83班的贺MX文革中因为就人而受了重伤，文革十年我们的同学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进厂做工，每年都凑些钱给她治伤和维持生活，同时为了不让她太寂寞，不少同学还收集了一些书给她，这样在她哪里就集中了一大柜子的好书。于是我每次去看望贺MX的时候，常常要从她那里借一大书包的书，回到家里就没日没夜地看。通常一天就要看一本到一本半长篇小说，一大书包十几本书一个星期左右就得看完。

也许是读得太快，囫囵吞枣，尽管那时读了不少书，但文学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就是书中的情节也不一定记得住。可是在读书当中，常常能够从书里得到一些感悟，而这些感悟很多都陪伴了我几十年，影响到自己的为人处世。

有一次看了一本并不有名的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其中有一个老水手给男主角的一句话：“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就让我记了一辈子，也让我为此努力了一辈子，无论务农、做工、上学、当兵、经商还是从政，总想把事做得好一些。

我还看过一篇美国小说的梗概《海鸥利文斯顿》，其中一句话也对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老海鸥沙利文对利文斯顿说：“你希望飞得像闪电一样，那么你在每一次飞行的时候，一定要在自己心中坚信，我已经像闪电一样飞行了！”几天以后我回靖县，前后各一个大旅行包，左右跨两个大书包，手中还提了一盏蔡小鬼托我带回靖县的碘钨灯，在荣湾镇挤公共汽车。车站的人多得不得了，每来一部汽车就有两三倍的人往前挤，我背的东西太多想要挤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了两辆车了。再看看时间来不及了，我一咬牙，心中念叨“我一定要上车！我一定可以上车！！我已经上到车上了！！！”嘿！我还真的上到车上了。从此，凡是遇到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一定用海鸥的信念来鼓舞自己，而且每一次都获得了成功。

七二、七三年以后招工、上学的同学多起来了，我们看的书中课本逐渐多了。对我们这样的初中生来说，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好在同学中高中生较多，哪门功课的书都有，于是从复习初中课程到学习高中课程，来了个“系统学习”，最后几年干脆一鼓作气把数学分析和普通物理学也都看了一遍。几年后恢复高考，尽管我在工厂四年基本上只看业务书，没看过课本，这时候打下的底子就帮了我的大忙。

其实这时，心中还是有些疑惑的，学这些课本知识到底在乡下有没有用，但想想反正自己喜欢，看了再说吧，以后就渐渐成了习惯。

好像这几十年，书看得最多的时候还是在乡下那些日子，现在还常常想起当年读书的情景：拖着累了一天的身子收工回家，先要挑上一担粪桶到菜园里转一圈，回来以后帮管家做饭，吃过饭还要喂猪，这一切都搞完了大概已经九、十点钟。上到楼上房间里，坐在煤油灯下（至今我还认为，最适合读书的照明，还是乡下的煤油灯），摊开一本自己喜爱的书，静静的读着，直到夜深。读完书，躺下美美地睡上一觉，准备迎接第二天辛勤的劳作。这些日子，辛苦是辛苦一些，但也十分充实。

现在没有那样辛苦，但好像也没有那时的自在了。

作者：戈壁滩（网名）   实名：林戈            1969年1月下放至甘棠公社乐群八队      现湖南日报社退休职工

知 青 日 记 一 则

1970年7月21日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在一块普通的石碑上铭刻着毛主席的这13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就是去年9月病逝的塘头7队知青李东华的墓碑。今天，在这墓边，又多了一个与她长眠的同志。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送葬队伍中，一路上回忆着我们的相识。

      去年元月6日，我们同车离长奔赴广阔天地。由于大家多不相识，一路两天，她都不太作声，但却对我们的欢声笑语报以友好的目光。到靖县甘棠公社后，她被分配到塘头，我们则去了乐群。

      赶场时，却见她提篮买菜。我们总要在一起聊一聊各自的情况。她告诉我她和妇女队长一起给队里喂猪。那时正值寒冬腊月，我们也帮队里扯过萝卜喂猪。空旷的地里北风剌骨，拔萝卜的手冻得通红，像要断了一样，痛得失去了知觉，还要在冰一样的溪水里将萝卜洗净。她一定是很能吃苦耐劳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潘锦芳。我听人说她今年在队上负责种棉花，她虚心向常德来的棉花师傅请教种棉技术，种出的棉花非常好，很得棉花师傅的喜欢。她踏实肯干，总是主动担负起知青小组里繁琐的“家务”劳动。

      昨天吃中饭时听见从公社上回来的同学告诉我们，塘头七队死了一个姓潘的女知青，这消息太使我们吃惊了。我马上邀了几个同学一起到塘头去，才知道她的不幸遭遇。

      18日晚上，潘锦芳准备洗澡，不幸被蛇咬了一口，赶紧找人做了治疗。19日她起床后精神还好，就是吃了一个农民开错的蛇药，药喝下去，没两分钟就七窍出血，公社医院用了最大努力也无法抢救。

      今天，几百知青到塘头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她已被选为出席县知青学毛著代表，可却没来得及参加这次会议。公社根据她生前的要求和表现，追认她为共青团员。

      长长的送葬队伍从山头一直排到山下。她生前的队友为她的墓穴铲下了第一铲土。我们按秩序一一为她铲土告别。大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失声痛哭。轮到我了，我激动得几乎拿不住铲子......

      安息吧，潘锦芳同志！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回来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毛主席的这条语录。

征得作者同意后，补投一篇上来：

千 里 返 乡 记          

(塘头知青联谊会第二号简报) 执笔：李晓湘、吴建坤

    1994年11月12日，”塘头知青联谊会”在水电厅招待所举行了第一次活动，离散了十几年的塘头知青们的感情联络得以重建和加强。

    1995年2月4日上午，在湘江宾馆会议室召开了”知青联谊会”代表会议．参加人员有何克键、何克明、王亚平、杨五四、李晓湘、陈立端、蒋平、黄朝晖、蔡明远、朱星红、吴建坤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蔡明远和吴建坤分别向代表们汇报了春节返靖的调查报告和“征求意见表”的反馈信息．会议决定组成“塘头知青返乡团”，以实现知青们多年来渴望重返故土的宿愿，还决定借此行对靖州和塘头进行有目的的考察，以满足大家为振兴第二故乡的经济建设、为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的心愿。

    2月7日早晨7时20分．塘头知青返乡团乘坐一辆崭新的丰田大巴从长沙奔向湘西边陲一靖州．汽车由原九队知青蒋平驾驶．代表团成员有何克键、程道理(携其子程沙淘)、蒋平、李晓湘(携其女李鹂)、陈立端、黄朝晖(携其子黄捷)，顾乐兮、赵景芬、何克明和朱永红(携其女何谦)、黄家林和吴爱林(携其女黄基妮)、朱星红、吴建坤和崔荣向(原地灵二队知青)、章红(原一中校友李家婉之女)．

    一千多里的旅途是在知青们的欢声笑语和被戏称为“两毛、两块、二十块、两百块和两仟块”的意外中度过的．已愈不惑之年的知青们在重温故土旧梦时，个个显得青春焕发、神彩飞扬．当晚8时20分左右，汽车在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此时的靖州城已是万家灯火，一片光明．8时40分左右汽车驶进贴满欢迎知青返乡标语的县招待所，吴展贵副县长和县政协主席张凝辉等县领导已在此等候多时．他们为知青们设宴洗尘，并安排知青们住在县委宾馆．

    2月8日上午9时，靖州县委领导为知青们召开欢迎座谈会．县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到场

采访．副县长吴展贵代表靖州党政部门和人民向知青致欢迎词，并重点介绍了靖州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黄朝晖代表塘头全体知青作了重点发言．道出了知青“千里来寻故地”的情怀．其他知青也纷纷畅谈白己的还乡感受．最后，知青子女李鹂和黄捷代表塘头知青向县委赠送一面锦旗，上书“日日思饮渠江水．夜夜梦牵靖州山”．

    座谈会结束后，在吴县长和其他领导的陪同下，知青们乘车前往靖州城参观街景、集市和重要的厂矿企业．今日的靖州城旧貌换新颜，过去那条黄土飞扬的大路已被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所替代，街道两旁高楼林立，商店丛集，行人来来往往，街心行驶着汽车和“慢慢悠”(即长沙所谓的“叭叭叭”)，知青们一时无法寻览到靖县老城旧时的模样．只有电影院一那座有数十级台阶的灰色建筑物依旧傍立在路口，引起人们遥远的回忆，二十多年前，这家电影院曾是知青心中的一块文化圣地．知青们出完下午工以后，步行四十多里路赶到县城，为的就是到这座电影院看一场《卖花姑娘》，(有的人嫌看一遍不过隐，就夜宿电影院的长凳，第二天又连看几场)．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大家都感叹不已．

此行参观的第一个地方是靖州中药市场．进入市场的十字形街道后．可以看到耸立在街中心的李时珍雕像和两旁待出租的三层楼铺面．据说这个集市是个体户集资建成的．接着我们又参观了另一个由个体户集资、即将投入营运的、规模宏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参观完两个集市后，汽车驶往靖州最大的一家企业一刨花板厂．该厂拥有80年代从西德引进的设备和现代化的大型厂房，还拥有占地将近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堆满了巨大圆木的储木场．最后，汽车驶向水酿塘电站．当汽车经过“狗爬岩”时．黄家林和吴爱林及女儿下车留影．当年他和他哥哥黄家汉等知青冒着严寒和危险在江边的悬崖峭壁上打炮眼，为铁路建没挥洒汗水．电站架满了密如蛛网的高压线。水库犹如一面明镜镶嵌在青山之中.知青们在电站大坝上漫步、留影，指点着远方苍茫的烟水和秀丽的山峦，心中充满了重返故里的欢乐。

下午两点多，我们驱车向甘棠镇进发。陪同我们的有吴展贵等县领导和甘棠乡政府专程来接我们的三位乡领导。太阳坪这个昔日知青搭乘便、客车的地方不再是旧日的面貌。枝柳铁路横跨碧绿的渠江水，铁路桥下面百米处增设了一个汽车轮渡。汽车过江后，经过燎原一队和老渡口，终于到达我们朝思暮想的甘棠乡。隔着老远我们就看到一条红色的横幅悬挂在公路上，欢迎知青返乡探亲。汽车开到乡政府大门口，鞭炮轰鸣，锣鼓喧天，聚集在大门口的乡亲们拥了上来，当大家看到塘头大队的老书记王开胜、大队长吴作友、秘书龙怀书、妇女主任李玉英以及各生产队的乡亲们时，止不住热泪直淌，大家和乡亲们双手紧握，为这场长达二十余年的久别重逢而感叹嘘欷。

下午四时，在乡镇大楼会议室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座谈会，除乡镇各级领导外，到会的还有塘头村、组的新老领导和部分乡亲，甘棠镇人大主席李林华、书记李玉豪、镇长赵纯永都发了言，表示欢迎我们返乡，并介绍了甘棠镇的现状，然后十五名知青一一发言，向乡亲们倾诉离别之情，吴建坤激动地说：“知青运动曾经有过辉煌的开头和悲壮的结尾，它在历史上是永远抹不掉，知青运动以前未曾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但是知青和甘棠乡亲们的深厚情谊将永存。”接着黄朝晖代表全体塘头知青向甘棠乡赠送一面锦旗，上书“日日思饮甘棠水，夜夜梦牵靖州山”。

欢迎会结束后，塘头乡亲们打着“欢迎长沙下放知青回乡探望”的横幅，一路鸣放鞭炮，敲锣打鼓，簇拥着知青们从甘棠镇来到原塘头大队部，在塘头村为知青所设的欢迎盛宴上，甘棠一中书记陈用早向知青们举杯致意：“你们知青在塘头乡亲们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乡亲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那天正值蒋平的五十岁生日，人们为他频频举杯庆贺。乡宴结束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各位知青分别由原下放生产队的老乡打着电筒前呼后拥接回队上歇息。

2月9日，各队知青分头在队上活动，他们走村串户，去看望乡亲，赠送礼物，他们在老乡家里围着火塘“向火”，喝着热腾腾的甜酒，嚼着雪白的糍巴；他们踏进田地、登上山林，重览昔日与乡亲们并肩耕耘、与同伴结伙砍柴时的旧事。

这天傍晚，塘头八队老书记陈正和设盛宴款待知青，宴席中，县电视台播放了一曲熟悉动人的“父老乡亲”，这是知青们特意为靖县和塘头的乡亲们点播的歌曲，村长石昌云含着热泪举杯为知青敬酒，他说：“你们这次重回故土看望父老乡亲的举动正象你们点的歌中所唱的那样：“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晚上九时，在塘头十队、村党支部书记陈维普的家中举行了一次关于塘头村文教及经济发展的调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甘棠乡、塘头村各级领导和知青代表共四十余人，会上，村干部重点介绍了关于塘头村文化教育和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知青代表和他们一起探讨了建立知青奖学基金和经济投资等问题，并决定把会议精神带回长沙同全体知青一道商议，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多种才结束。

2月10日上午10时，各队知青在原七队集合，前往知青李冬华和潘锦芳的墓地进行扫墓活动。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剥蚀，墓碑已苔痕斑驳，墓地上荒草凄凄，这天恰逢朦朦细雨，似乎老天也在为这两个早逝的芳魂悲泣，知青和乡亲们冒雨在墓地四角挖坑栽树，这四棵1米多高、青翠挺拔的龙柏树是靖州县委专程从县城买来送到墓地的，随后举行了悼念仪式，鸣炮、默哀、敬礼后，由李冬华的姐姐李晓湘代表全体返乡知青致悼词，悼词表示为她们“生命的全部辉煌与风流尽掩于两杯黄土”而无比痛惜，发出了“青春无价，生命无价！”的呼唤，表达出对英年早逝的姐妹深切怀念之情，这篇悼词是和着周围的呜咽声念完的，人们看着那两块青苍色的墓碑，追思着久逝的往事，面容凝重而哀伤，县司法局付局长邓吉松举枪指天，慷慨而言：“为李冬华、潘锦芳两位烈士鸣枪致哀！”，三声震憾群山大地的枪声，象三个悲壮的音符，把悼念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10日中午，知青和各队的父老乡亲依依惜别后，由各队返回甘棠镇集合，每个队的知青后面都跟随着一大群肩挑手提的乡亲，一大包一大包的糍巴、蒲荠、香菇、冬笋、柑桔、腊肉等塞满了知青乘坐的丰田大肥，甘棠乡政府为知青们设午宴饯行，午饭后，我们的汽车在一片鞭炮声中徐徐开出甘棠镇，很多乡亲跟着汽车走了很远，边走边掉泪；知青们纷纷从车窗向外探身招手，向父老乡亲告别，向甘棠、塘头这方浸透了知青的辛勤汗水，凝结着知青和乡亲们的深情厚谊，铭刻着知青成长足迹的热土告别。

到靖州后，靖州县委设晚宴饯行，县委第一书记肖志亮亲自向知青们敬酒致意，欢迎我们再来靖州作客。

2月11日早晨，知青返乡团告别靖州，踏上了返回长沙的路程，县司法局邓付局长专门在江东家门口等候我们的汽车，鸣放鞭炮欢送我们，15位知青代表在路途中纷纷发表还乡的观感，大家在此行中既为靖州改革十几年的巨变而欢欣，也为改革出现的不足而担忧，农民的生活水平比以前大有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由于分田到户，集体经济几乎没有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教育事业尤其落后，甘棠一中和塘头小学的教学楼都成了危房，所有这些，都牵动着知青们的颗颗赤诚之心。

回到长沙后，知青们互相转告，把乡情尽可能地带给所有塘头知青，2月19日下午，在中山路的“琴岛歌舞厅”举行了塘头知青95年新春聚会，到会的共有43人，很多未赶上第一次聚会的知青闻讯而来，远在衡阳水口山矿务局的宋志恒专程赶到长沙参加这次聚会，会议由蔡明远主持，大家共同观看了此次返乡的录像，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令每一位与会者身临其境，吴建坤为录像作了精彩的解说。黄朝晖、蒋平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并希望大家为靖州的发展献计献策，在会上，知青们纷纷慷慨解囊，有些家庭经济尚有困难的知青也不例外，为“塘头长沙知青奖学基金”捐款，以献爱心，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黄家汉也特意来信认捐，而且他的母亲赵新那教授也欣然捐献了500元，当场集资上万元，这次聚会再一次体现了二十多年前塘头知青们在患难中结下的深情厚谊，显示出真、善、美的光彩。

2月25日，靖州吴展贵付县长在参加省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接受了部分塘头、寨牙知青的探访，他感谢长沙知青对靖州人民的关心，他说，这次塘头知青返乡探亲给靖州一个很大的触动，靖州县委感到他们手中握有一笔很大的人才资源，如果把原下放靖州的长沙知青调动起来，将有助于推动靖州的改革开放。

靖州之行架起了长沙知青与靖州人民联络的桥梁。3月10日靖州县委和甘棠镇领导专程来长沙与蒋平等知青进行投资洽谈，蒋平个人为塘头村营造集体果林捐赠电动打米机27台，冯美琳为解决靖州化肥紧缺的燃眉之急，从数百户订单中硬挤出60吨尿素支援靖州，何克明为甘棠镇精心选购了一台货真价实的北京吉普，……。

曾任靖州县委付书记的蔡明远说得好，长沙知青为靖州出力的重点应放在促进和加强靖州的造血功能上，这样将更有利于靖州的发展。

看到这里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的文章，真是感慨靖县知青朋友中人才济济啊，一年的积累留下如此丰厚和宝贵的成果，集结出书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记得在上世纪97年就曾听说过靖县知青想编撰出书的动议，今天终于在知青网友们的努力下得以实现，可喜可贺！

文集代表着靖县知青的水平，也代表着湖南知青的水平，祝贺文集如期付梓！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