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手
我在靖县有过几次失手，69年上山砍柴，失手砍到左手手背上，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我自己的白肉外翻，至今还留下一道疤痕；71年在金麦修水库打炮眼时，失手将大锤砸在扶钢钎的同伴手上，换个位置，同伴也失手砸到我手上，青了一块，肿了好几天。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失手害了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一只小鸡，现在重提起还于心不忍，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这里有必要先将我们知青组的情况作一番介绍，我们八人（五男三女）原都是下在一队的，二队没来知青，大队为了平衡，将我们四人（三男一女）调剂到二队，一二队都在一个团子里。分成两组后，相隔不远，我们天天打照面，仍然常来往。下放二年后，招工先后走了四人，每组都剩两人，一队留两女生，我们这队就剩我和小h。我不会做饭，就厚着脸皮去一队女生那儿搭伙，她们收留了我，我就主动干一些砍柴，打米，担水等较重的活，她们煮饭种菜搞内勤。那时，她俩都当上了大队的民办教师，放学比我收工时早些，所以我收工回来就有饭吃，凭这点我就很满意了。
与女生搭伙是有好处的，女生常在家，内勤有保障，至少菜有人种，我看到清一色男知青的小组，菜都没得吃，因为男知青常被派出当民工，自留地的菜没人种，种了也没人管理，所以无菜吃。他们羡慕我有菜吃，又有人煮饭。话说回来，我们配合还默契，我也只是吃饭时过来，呆在厨房里，吃完饭就回我二队的住处，不越雷池一步。
第二年夏天，又是青黄不接时，主要是没油了，她俩趁学校放暑假回长探亲，顺便弄点猪油带来。她们一走，我又得自己做饭，饭还好说，早上就把三餐的煮了，中午只需挖一团冷饭放锅加水一煮，就行了。靖县的食俗与长沙的不同，早晚吃干的，中午吃稀的，我也入乡随俗，中午吃起了稀饭，剩下的晚上炒热吃。但菜不好办，没油更伤脑筋。我借买喷雾器零件的机会，到了县城菜场里，看到有长沙产的什锦菜卖，这菜不用下锅，正好对付中午的稀饭，就买一斤什锦菜，用纸包着带了回来。吃了两天就觉得不对劲，感觉到嘴边有东西在爬，用手抓下来看，是条小虫，厨房里光线暗，看不清，拿到门口一瞧，我的妈呀，是条米粒大小的白蛆，再把碗端到门口看，什锦菜上爬了许多小蛆，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还不知我吃了多少进去了。可能是我买的时候这菜就有问题了，当时没在意，买回后就敞开放在碗柜里，大热天的，不出问题才怪呢，赶紧把什锦菜倒了。
因碗柜里也有蛆，我得清扫一下，在清扫中，我找到一个酒瓶，里面还有半瓶子油，闻不出是什么油，管他的，吃了再说，晚上就用它炒了菜，炒出来的菜还是挺香的，口感还可以，吃下去当晚就见效了，肚子庝，不停的跑厕所，连换了两条裤子，一晚都没睡好，怀疑是什锦菜的问题，还是这油的问题？后来听说，这是油是桐油，她们一队分的。
一队知青组的住地，也是我到二队之前住过的地方，是在一栋仓库里，男生住楼上靠南的房间，女生住楼下北边的小屋里，厨房建在女生的门口，占住了仓库前面坪的一角，厨房的门口正对着仓库门，这块坪是一队社员的活动的场所，常聚集着社员，也是各家各户到井边担水的必经之路。我们刚来时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注视中，到了吃饭时，坪中时常弥漫着我们厨房里饭菜的香气，令他们吞涎不止。这里也是猪、鸡、鸭活动的场地，仓库的南边是牛栏，天天有牛从门口经过，所以，我们的门口常常有牛屎猪屎的，鸡屎更不用说，都拉到了我们的厨房里来了。当时队上给我们建厨房时，就考虑方便我们养鸡，将厨房的木门留下一个洞，可以让鸡进出方便。可是，我们无力养鸡，倒方便社员的鸡进出，弄得厨房到处是鸡屎，很烦人的。
现在回到正题上来，当她俩回长探亲后，这厨房交我接管了，鸡们就光顾得更频繁，它们闻到我锅里留有饭，就在灶上，锅盖上到处折腾。还有，我吃完饭后当时不洗碗的，堆在灶上留到晚上做一块洗，这些碗也就成了鸡们的目标。所以，灶上、锅盖上、甚至碗里都有鸡屎，每当我一进厨房看到它们，气不打一处来，赶得它们鸡飞鸡叫的。这时，住在厨房后面的一位老婆婆，常坐在她家门口纳着鞋底，就咯咯的叫唤鸡了，那意思好象是，我家的鸡，赶鸡也要看主人啦。我只好忍声吐气，清它们让出厨房。
那个中午，我照例先请出鸡们，坐下来默默地烧火热饭，也就是一勺水，一团饭扔在锅里煮。这时，一支胆大妄为的鸡又踱了进来，事无忌惮的跳上灶台，我不出声，手拧紧吹火筒，看它到底想干什么，只见它引颈朝热气腾腾的锅里探望，头一摆一晃的，我趁它耵住锅里那一瞬间，一吹火筒扫过去，正巧扫在鸡头，它一声不吭的倒在锅边，险些掉到锅里去了。我一看出了鸡命，吓得一身冷汗都冒出来了，那老婆婆知道后，全家都会与我过不去的，得赶快燓尸灭迹。我找了一个挎包，捡起死鸡塞了进去，不料这鸡竟活了过来，叫了一声，并挣扎着，吓得我手慌脚乱，顿时没了主意，还没等它叫出第二声，慌不择手地抓住鸡脖子一拧，它不吭声了，这回真的死了，刚才那一吹火筒只是把它打晕了，早知道是假死，我何必弄得如此紧张？这时我有种负罪感，我至今还没伤过生的（除苍蝇、蚊子、偷油婆外），我连鱼都不剖的，现在居然杀鸡灭口，真是难以想象。有人说，人在情急之中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举动出来，经过这事后，我信了。可能一些人的犯罪也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
死鸡是送到别的知青组那儿处理的，看看外面没人，我提着挎包就溜了出来，鸡虽然只一斤多点，但我提在手上如同铁砣般，我还不时的捂着挎包，生怕它又活过来，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还好，社员家都在吃饭，没人看见我的出走。我一溜烟的跑到三里外的王家生产队，找到吴元龙，他两口子还没吃饭。献上鸡后，女主人立即烧水钳毛，鸡很快烧好了，女主人手艺不错，虽然这鸡没有放血，但味道很好，是真正的土鸡，也可能是这段时期我吃多了红锅菜的缘故，这鸡确实很好吃，只是骨头多了一点。吴元龙这人很有意思，他不吃鸡，说是看到那鸡皮疙瘩就不敢伸筷子，我也不吃鸡皮的，但我吃去皮鸡肉，这点我比他强些。
“独鸡宴”结束后，我匆匆道别，要赶回队上出工，以免生疑。晚上收工后，我提心吊胆回到厨房，不出所料，老婆婆来找鸡了，咯咯咯的唤鸡，围着我们厨房转，不时的朝我们厨房里看一下，并没问我，我作案现场早已收拾清了，不留一点痕迹，我也装做懵懂的样子，专心做我的晚饭。她不停的呼唤着鸡，直到天完全黑下，才失望的回家，那悲切的唤鸡声一直在我耳边萦绕，搅得我一晚没睡好。
第二天早饭时，我到厨房去，就看到老婆婆站在坪里骂：“那个剁脑壳的，挨千刀的，短命崽偷了我的鸡，”骂声始终伴随着我做早饭，吃完早饭后，我匆匆出工，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那老婆婆连骂了三天，这三天我度日如年，她的骂声，使我头皮一阵阵发麻，直至现在，只要一听到“剁脑壳的，挨千刀” 的，我就无意思的缩颈根，落下了这“禽流感”的后遗症。
说实话，那鸡不幸落人我的毒掌，并非我本意，的的确确是失手误杀，但没有人来证明我实属误杀，我也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谋杀”，吴元龙两口子除外，他俩属“销赃”，是我把他俩口子连累了。我们组上那两位女老师回来后，我也没跟她们提过此事，她们是正经八百的，怕她们知道我这劣迹而被驱逐出伙食团。
我一次一次的找理由为自己辨解，是失手误杀，不是偷鸡，但一次一次的又被否定，当发现这鸡活过来时，为什么还要将它卡死？为什么还要把它吃进肚里？难道这也属“失口误吃”？难圆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次反省这“失手”案，因吃进到肚子里去了，性质就变了，实属偷鸡，这是我在靖县的唯一一次的越轨。
肥皂风波
在我们知青组中, 竟有一位是北京女八中的女生，此人从小在北京亲戚家生活，在北京上的中学，属６７届初中毕业的，因父母都在长沙工作，下放时就选择到了湖南，她带着小学毕业的弟弟加入到我们师大附中学生去靖县的行列，与我分到了一组。
直到下到生产队后，我才与她相识，这位北京来的女生，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非常好听，她有着北方人的那种率直，她身上常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似乎还留有点当初首都红卫兵的余威，接触后发觉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很快就与我们熟识了，也较快的适应了靖县的生活，迅速的与队上的社员打成了一片。
我们男生在背后都叫她“大大”，因为当地把姐姐叫做“大大”，入乡随俗，就唆使她弟弟喊她“大大”，久而久之我们也喊顺口了。69年4月，我们组八人一分为二，把我与另三人安排到舒家二队去了，她和弟弟等四人就留在了舒一队，69年9月招工时，她弟弟有幸被招走了。到了下放第三年，她组上只剩下她和另一女生了，我便加入到她们的伙食团来了（这我都在＂失手＂篇中有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与她们和谐相处，不是因一件突发事件，打破了这种和谐，我的靖县生活也将不会留有遗憾的。
那是１９７１年１１月下旬，我与往常一样到她们厨房吃中饭，走出拐角，还未踏进坪里，就看到一群社员围在厨房门口，她面红耳赤的在与一后生在争吵，那后生全家也在帮腔，我停顿了一下，以为他们还是在为写信的事在吵，这我就不方便介入了，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下，就掉头回屋里去了，这一掉头就留下了我永久的愧疚。我这人胆小怕事，最怕与社员吵架，见吵架就退避三舍，惹不起躲得起。所以一看见她在吵架我就离开，而不是上前去了解吵架的原因，我主观上的判断又是错误的，我事后才知道他们不是在为写信的事吵，而是另有原委。
这里我先把写信一事交代一下，这位北京知青很受队上社员的欢迎，她们队上一男青年，就是与她吵架那人，也是上过中学的，个子较高，肤色稍白，五官端正，在她们一队的社员中鹤立鸡群。他眼光较高，二十来岁还未婚，但他却看上了这位北京知青，竟给她写了封求爱信。当然此事不成，但这事却给传开了，队上的社员都笑话那青年，弄得那青年很没面子的，虽然事情已过去许多日子，他们之间却已结芥蒂。所以我一见她和那后生子吵架，便误认为他们仍在为那事在吵，便作出了回避。
等吵架结束后，我才去了她们那里，发现Z一脸悲怆，没等我开口，另一女生忙告诉我，她被打了，我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事情是从她们队上丢失肥皂而引起的，保管员发现放在仓库楼上的肥皂少了几块，这肥皂也就是靖县本地产的桐油肥皂，黑不溜湫的，商店里还买不到，还是计划配给生产队灭虫用的，这仓库的楼上又是队上的会议室，那些天晚上都要学习５７号文件批林，肥皂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偷去的？于是队长找她们，因为她们是住在仓库的楼下，她们的厨房门正对着仓库的楼梯口，进出仓库的人必须要经过厨房门口，所以，问她们看见有谁拿走肥皂？她听到肥皂被盗也很愤慨，出于对集体财产的爱护，就尽力回忆提供线索，说是看过那青年下楼时手中握着一块黑东西，不知是不是肥皂？这队长也简单，就直接找到那青年，并说出是她揭发的，那青年还在为写信的事而恼怒，现在又告他偷肥皂，便火冒三丈，冲到她们房里质问，还动手打了她两下，他父母也赶来帮腔。打人的场面我没看到，看到的已是在争吵阶段了，我竟以不是她们队上的人不便插手为理由而离开，实在太不应该了，不管怎么说，两个弱女子遭人围攻，作为一个组上的，是应该挺身而出。
她为被打一事而伤心不已，她抱怨我见死不救，她虽没多加指责，但从她的满含泪水的眼中，却分明能感觉到她对我的鄙视，我羞愧难言，无法为自己辩护，我至今还记得她那种带有责备的眼神。她俩还担心他们家再来打骂，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正想要以行动来补救我的过失，便提议与她们换房。她俩住的房子是在一队仓库楼下，独门独户，四周无人,不安全，我住在二队的房子，是团子里的中间地带，周围都是二队的人，隔壁有小H和房东，相对安全些，她们同意了，就这样我们当即互换了房间。
见我们互换房住，她们的队长找了我，说这是仓库，我不是这队上的人，出了事我要负责的。我正在为她被打一事气愤，破天荒地与他顶了起来，我负什么责？你们队上把打人的事处理好，我自然不住这里了，不处理好你们要负责，他没话说了。过了两天，队上仍无动静，社员对我们也冷漠了许多，我们也有些提心吊胆的。
第三天傍晚，那青年在我们厨房外耀武扬威的，这时从公社方向下来了一行人，那青年知道是来找他的，想上前为自己辩护，公社干部不容他分说，就一索子将他捆了押往公社，他父母听到消息急忙赶来，哭哭啼啼的跟在后面。原来是她看到队上不管，就告到公社去了，这我怎么又没想到，我们离公社这么近啊。当时，中央有文件要各地落实知识青年政策，公社对这桩事特重视，正好抓典型，所以就有了上面抓人的一幕。
公社又将这事报告给县里，县里也重视，成立了有公安和知青办组成的工作组，在公社的陪同下，直接到她们队上实地调查此案，连大队干部都不让来。工作组看了现场，听取了她们的控诉，又询问了队长和几个社员，没能做出盗窃的结论，但肯定打人是错的，队上不制止，不处理也是错误的。工作组来后，队上对我们客气多了，再不提要我负责仓库安全的事了。
又过了几天，工作组和公社作出决定，责成同乐大队在社员大会上批判打知青事件，以杜绝此事再次发生。批判会是在铺口中学礼堂里召开的，全大队的人都掺加了，那打人的青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也作为知青代表上台发言，我本是怯台的，在学校时连讲台都不敢上的，这次为了补救我的过失，我鼓起勇气站在台上，扯起喉咙大声指责那青年。散会后，知青们笑我在台上歇嘶底里的，我也知道自己有些失常，但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这次的会知青们还是满意的，至少给了当地人一个警示，不能再欺负知青了。
肥皂事件后，她俩与队上的关系有些疏远了，她俩都是在大队当民办教师，与队上的人接触少了，由于她们担心队上会为难她们，另一女生在第二年就转走了。我知道在这件事上她们对我有看法，我也不好老面对她那种责备的眼光，也想找机会对她解释清楚，让我能少一份自责，少一份内疚的，但一直鼓不起勇气来。之后，队上经常派到外面出工，先去金麦修水库，而后又上排牙山守野猪，秋收后到了公社基建队，大部分时间只她一人在组上，显得较寂寞的。１９７２年的年底，我被招工了，因招工的单位是派车来接我们的，走得突然，她正在上课，没来得及与她告别，但我已拜托我们二队，把我年终分红的钱和粮全留给了她，以弥补我心中的愧憾。
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事长期的困扰着我的心，我时时留意她的动向，到处打听她的消息，听到她终于回到了北京，在北医大（现北大医学部）搞党委工作，我很替高兴，终于回到北京了。2006年我在湖南知青网上写了对这事的回忆，想不到也被她看到了，今年的春节，她趁回长沙探望父母之际，专程到了我家冰释前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