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有些农民传说我学问好生了得,在《人民日报》上出过一个上联,全国人民都对不出下联来。我费了好多口舌才纠正这个误传。但有些人还不相信,说你不要太谦虚了。人家镇上的王老师都这么说,你还不承认!这真是让人没办法。” “知识和智慧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农民缺少一些知识,比方他们没坐过飞机,没坐过电梯,也没到过北京的王府井。但他们另有一个知识面。比方凡上了点年纪的农民都识草药,城里人在这一点上就抓瞎。”
■我让当地木匠把桌椅做成他们乡下人用的那样,只是该光滑的地方要光滑一些,其他地方就保持原来的树皮,喷上光漆。后来,这种桌椅在城里销路还不错,一套成本才400多元,成品可以卖1000多元
与韩少功家一墙之隔的是八景学校,一所九年制的当地“最高学府”,实行寄宿制。有的孩子家在二三十里地开外,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校。
韩少功来了,学校有了“第二课堂”。这位免费的“课外辅导员”把城里的文学夏令营、科普夏令营“复制”到山里。“韩辅导员”还给孩子们弄了个阅览室,捐出家里孩子们能用得着的藏书。“有一次我把老岳父订阅并收藏了十几年的《科学画报》全捐了。”外国朋友来访问他的时候,他抓住机会让老外与孩子们见见面,提高孩子们学习英语和了解国外的兴趣。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日本的……
韩少功来了,学校也有了“计算机老师”,这个老师不仅免费教学,还附送电脑。“我来的时候,学校还没有电脑,我就联系了一批城里面淘汰掉的电脑带过去,家里的旧电脑也捐了,包括我IBM的笔记本。我教孩子们输入、上网。后来,教育局也给学校配了好几台新电脑。另外,我还‘现学现卖’教过老师们Powerpoint,做些课件给他们看,我只会简单的,他们看着觉得挺好。”有个乡亲在长乐镇上做汽车生意,跟他诉苦做生意信息不灵,韩少功马上打开电脑。那人想要二手的桑塔纳轿车,当看到键入“桑塔纳”三字,全国各地相关信息尽收眼底时,他目瞪口呆。十分钟后,韩少功就把下载的那些信息交给了他。
“孩子们的父母,有的一辈子没出过八景峒,满山的树和竹子,也不知道如何用。”韩少功最初叫当地木匠做桌椅时,那些木匠都说不会做城里人用的家具。“我就叫他们做成你们乡下人用的那样,只是该光滑的地方要光滑一些,其他地方就保持原来的树皮,喷上光漆。”后来,这种桌椅在城里销路还不错,一套成本才400多元,成品可以卖1000多元。
“2000年到现在,这里已经修了四条路,最长的一条9华里。我帮着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当地政府也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当最长的那条路建成时,老百姓执意要立一块碑,还要在上面刻上韩少功的名字,但被韩少功拒绝了,他充分发挥“酸臭文人”的特长,亲自撰写了一块半文半白的碑文:
“佛果路记———佛果路,东起蓝水学园,西达智峰佛寺,以该寺佛果为名,登峰绕谷,破石穿林,全长九华里,初成于公元二零零四年春。自古危梯险径,一朝变通途。数千亩山林护育乃易,民蒙其惠;凡四季游客行履遂轻,众享其欢。大同村民节衣缩食胼手胝足,辟此同心同愿同康同福之道,亦赖带头人巧谋,乡领导力助,湖南省农办与岳阳市财局济资以全。善缘聚而功德彰,当勒石为记。”
■中国人历来有看低劳力者的倾向,所以有“白领”的分别,现在除了健身房,“白领”的胳膊和腿基本不用。上帝给人脑袋也给了四肢,当用都得用
“立春了,我和老婆可以在海口的菜市、种籽店挑选菜种什么的。不管是空心菜,还是辣椒、南瓜,不同的种籽种出来就是不一样。”冬天是海南的黄金季节,省文联的许多文化活动会比较集中,韩少功和妻子冬天都会在海口。“海口的生活没什么大变化,只是春节期间会接到许多老乡拜年的电话。”
韩少功说,乡亲们和他熟识起来后就开始奇怪,问他乡下有什么好的。“我做过知青,有16年关于农村的记忆,城市时间更长,二者各有长短。劳心、劳力相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如果有条件,可以争取一点平衡。但像我这样躬耕于农田,条件也是苛刻的,譬如不能有太老的老人,那边医疗条件实在有限,也不能有太小的小孩,八景学校装不下那么多。”
“我爱人喜欢农活,她觉得出汗特别舒服。中国人历来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界限看得非常清楚。总是把劳力者的地位压得很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现在,除了在健身房,白领的胳膊和腿基本不用。上帝给人脑袋,也给了四肢,当用都得用。”
“城市并非可笑、无聊,竞争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城市有城市的丰富。只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个‘速成班’,绝大部分人的‘市龄’还很短,太多人一下子涌进城市,而公共生活的经验和习惯没法一蹴而就,交通规则、果皮纸屑都可以成为一个城市长时间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些城市像个暴发户,只有几个钱,戳个雕塑就是维纳斯,不伦不类。这都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特点,是疯长的,爆炸的,而且常常是粗糙复制性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做出更好的选择,尽量少走弯路。”
“城市规模太大违反人性。有一个外国作家说过:什么城市?城市就是交谈。交谈是城市的灵魂。这话说得有几分道理。城市最大的好处不就是大家可以经常见面吗?不就是可以在交谈中互相激发和互相学习吗?酒吧、公园、广场、学校、剧院、展览馆,都是交谈的场所。但城市太大,交谈反而困难了。同一个大城市的朋友,常常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也就是只能打个电话,或者像香港人那样,约在某个地铁站见一眼,吃个快餐以后就赶快拜拜。这样的城市还有什么意义?”
“城市太拥挤也带来危险。有位英国生物学家叫莫里斯,写了一本《人类动物园》。他发现动物拥挤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得不安、残酷,富有攻击性。他说人也是这样的。人居密度太高,就可能带来很多城市病,文明病。冷漠、变态、亚健康、过劳死、抑郁症,乃至暴力犯罪,都可能与过分拥挤和过分紧张有关系。如果按照人口来衡量城市大小,估计不要多久,世界排名的前十甚至前二十,可能都在中国和印度。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新课题。”
“中国能不能更多发展一些中、小型城镇?创造一些更符合人性的人居环境?阳光、空气、山水都是天赐的财富,只是好多人把黄金当粪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宝贵,反而把一些蝇头小利看得太重要。有些家长逼着孩子从幼儿园就学英语,弹钢琴,背唐诗,但从不让孩子下农村,与底层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越来越远。问题是,你从没见过‘明月松间照’,你怎么理解王维?你从没见过‘床前明月光’,你怎么进入李白?现在很多城里长大的小孩,只知道‘唐老鸭’,不认识鸭子;只知道‘圣诞树’,不认识松树。”
果言及此,韩少功不再滔滔不绝,沉思半晌过后说:“不是要求人人都当农民,也不是要求人人都从事体力劳动,但你至少得有反省自己生活方式的意识和能力。”
■畅销不是坏事,但现在说一本书畅销,是以一周、一个月、最多一年为一个周期去衡量。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看书的命运,以十年或三十年为一个周期;不以一国为单元,而是以全球为单元,有些销售统计数据就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么看,作家就会少一点短期行为,多一点诚实态度
曾有人把“隐居”两个字放在韩少功身上,认为这是他江郎才尽的表象,并视作困兽犹斗之时,放至乡间散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望茅草地》等作品在“伤痕文学”中别出新声,《爸爸爸》等作品更使韩少功成为“寻根文学”领军人物。到后来,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在文坛掀起“马桥风波”,另一本《暗示》也引起文坛的热烈争议。2005年,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政府》和演讲谈话集《大题小作》面世,被有些评论家视为“锋芒锐利”的新动向。谈到新作《山居心情》,韩少功表示:“欧洲有一句谚语:每本书有自己的命运。随它去吧。”
“我最初从事写作为了谋生,功利性很强,但写作的意义在慢慢变化。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存上特别的困难,没有必要迎合那些花花绿绿、短命而多变的阅读时尚。教师有职业道德,经商有职业道德,作家也有职业道德,那就是‘修辞立其诚’,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我写东西,有时是不期而遇,有时候是刻意追求。《马桥词典》和《暗示》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