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让中国人长记性的年头，是我上山下乡的第八年。这一年我借到一本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破烂不堪，头尾不全，繁体字右起竖排，是另一种社会制度时期的中国印刷品。看这本书时神卅大地一片地震将至的恐怖信号，农民们家家户户往地棚里搬迁，村子里一片人呼狗叫，电也停了。我独自在油灯下听朱先生说事。农民问我何不怕死？我说，灾难要来，跑进跑出一样死。
地震危机在9月9日以后宣布解除。这一年《文艺心理学》让我长了记性。最致命的是知道了在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做学问的方式，讲道理的方法，写文章的手段和艺术情感的表述。一个25岁的年轻人长期腌渍在每见文章不是连篇训斥就是全文媚语的文化习惯中，突然遭遇了语言和情感的美丽，一种大不习惯让我想哭。
在1994年之前我没有留下任何表达个人思想感情的文字。下乡将近十年中每要返回厦门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销毁所有手写文字的纸张。从我小时记事起，大人们一再警告两样东西不可接触，让我的身心健康成长，那就是收音机和日记本是剧毒的危险品。我从小到老从来不买收音机、不写日记，甚至从不敢到不愿、不喜欢听收音机。这一教育是成功的。
少儿时代的文化教育对任何人都有一种终身定性的感染作用，正如一块白布第一次被漂染后永远保持了染料的基色，直到老损破旧、面目全非那颜色竟然顽强地隐约其中。小学时语文老师误导“竣工”念“陵工”，“皈依”念“板依”……令我很长时期里不易改口。从1966年起至1978年我的上学历史中断了十二年，十二年可以养一个孩子并且让他小学毕业准备上初中。我的许多同代人、同龄人从那时起至今不曾再受教育，时至今日一旦提笔写字，叙述情节，表达思想，抒发感情居然有如四十年前的学生作业《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其天真烂漫之憨态叫人欲哭欲笑。我便想象我们这代人恰如永远不能蜕变羽化成蝴蝶或金龟子的爬虫，老身而幼童着，老心而稚嫩着。我由此为“历史中断”、“进化停滞”对于个体生命和群体物种的可怕摧毁惊出一身冷汗。
阶级斗争时期的“英雄日记”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文章”为我们这代人树立起一面“写字作文标准样板”的旗帜。即便在今天那猎猎迎风的红布已被时代的飓风吹走，但那哗哗吼叫的余音分明是昨日幽魂的呼唤。1999年长江泛滥，抗洪胜利后学校要学生写文章唱颂歌，优秀者上台讲演比赛。上初三的儿子摘录报刊上大量材料，批评破坏生态平衡、防洪工程作假导致自然灾害。语文老师欣赏其有个性的立意，讲演时却因没有英雄主义色彩遭评委们否定。念我是本校同事送个“三等奖”以示照顾。有位下级政工干部连带我一起批判“有其父必有其子”。经过教育的儿子深知高考文章“该怎么写”，今年大学毕业了，不知日后还有什么关乎人生的文章要他变通。
老家搬迁时翻出弟妹小时候的课本，千篇一律触目惊心的黑体大字“最高指示”，如有插图不是红领巾斗地主就是红缨枪直指刘少奇。中华民族的后代在幼苗阶段被施加的就是仇恨的肥水。这些当年的幼童眼下都是中年的家长，“仇恨入心要发芽”他们拿什么爱心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如果有，那就是爱自己，恨别人。我时常感到惊悚：在这块土地上“恨的教育”极易无师自通，“爱的教育”几乎水泼不进。我正常年龄读书受教育只到初中二年，正统教育给了我一个“十几年幸福新中国”和“几千年黑暗旧中国”的祖国母亲形象。虽然十几年后“范进中举”上了大学，事实上已经是霜后的葫芦，是会老不会长的东西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什么美丽、精华其实并不太清楚，即便努力再学习了依然知之不多。我更因此深有体会：以文字为视觉符号的教育手段是刻骨铭心的；掌握着文字编排程序的权力对一个民族的心身是生杀予夺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1976年初读朱老先生的书至今念念不忘，至今仍在获益。文字是有力量的，可以是有力量的天使，也可以是有力量的魔鬼。
文：庄南燕，67届厦门一中初中，1969年武平插队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