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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了林昭在狱中割破皮肤，以血写下了近二十万字的控诉文。还有一个奇女子，她叫张志新，中国人都知道她。她在狱中的惨状比之林昭有过之而无不及。陈禹山（有关张志新的报道的采写记者）说：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读着令人泪如雨下。
陈禹山说：……在宣传报道中，对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 她的喉管，是照实揭露呢？还是含糊其词呢？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４月４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 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 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随即被拖了出去”。
当张志新勇敢地倒在血泊之中，我们的记者在光明的日子里，却不敢直白披露，用了三次且吞吞吐吐的说出了真相。记者胆小是对的，张志新胆大的错的，她没像今天的中国人这样以生意人般的头脑善于掌握斗争哲学。
在毙掉之前，先割断喉管——统治阶级怕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庞大如恐龙的政府竟然怕一个弱女子呢？我突然想到，毙前没有割掉生殖器，是否是统治阶级的恩慈或者疏漏呢？它如果想到你带着生殖器去阴间，会生下一大堆反对派，它是否会对你的生殖器动动脑筋呢？
陈禹山说：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看来，在她之前，她之后，均有这样死法的冤死鬼。逝者之不可追！
希特勒看来还算是勇敢者，因为他对付犹太人的时候，不割掉他们的什么器官——当然他用过他们的器官做实验。我们是连实验也懒得做了。
历史是人为编造的（因为它由剩者书写——命运选择他剩下来），比如，有关张志新的报道就隐瞒了一些历史真相，以至于现在有人报道出真正的真相，我们甚至还会怀疑其有虚假的成份。但是，张被割喉管这一行为却是真实可靠的，没有半点虚假（因为至少有两例以上的例证）——我们也能想象出来谁会这么干，一个每天都有煤黑子葬身黑暗的民族，一个可以活剥动物皮的民族，一个可以活吃猴脑的民族，我想只有这个民族可以干出这种事。
陈禹山故作神秘地披露说：当时辽宁一些人传言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是有所依据的。陈在调看张志新案卷时见到了张本人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有婚外恋。但是“与张深刻的思想、卓绝的勇气相比，此点人性局限，仍是瑕不掩瑜，应该说无损于张志新作为一个真理斗士的高风亮节，在当时报道中回避这一点，毕竟还有点受“四人帮”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的影响。其实，任何伟人，任何英雄，总会有一些弱点与不足，今天把这个隐密公之于世，只会使张志新更可亲可信可敬，说明她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神。”看来他当初也是想造神，这种想法以及这种行为使一个令人震憾的事实减去了它无数的震憾力！
有关张志新的报道是1979年，而“四人帮”倒台于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是我生日，我一直视为好征兆），也就是说，记者写文章时“四人帮”已倒台二年多了，可是，记者却把责任轻松地推给了“四人帮”。——我们总是把责任三下五去二推给别人了事，而一般是推给死者、拘禁者、打倒者，因为人家有口莫辩。
我不再想把这一类的罪行推给所谓的坏人啦、反党集团啦，等等，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的罪，是我们民族基因中最残酷、最肮脏的成份，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正视我们心灵中的愚蠢、卑鄙、垃圾，我们这个民族就还会犯这样那样的罪行。
萨特说：每个人都是脏手！因此，我为我身为这个民族的一员而深深地忏悔！我因此而立志成为一个与人为善者！
当我们提醒日本人要反省罪恶的时候，我们实在也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
任何一桩罪，只要是我们民族中的一个同胞犯下的，我们民族所有的人都有责任，都应该来负这个责任，从而不再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种方式跌倒。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实在是让我厌倦了，如果我们还试图在这一点上跌倒的话。
陈禹山说：……在宣传报道中，对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 她的喉管，是照实揭露呢？还是含糊其词呢？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４月４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 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 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随即被拖了出去”。
当张志新勇敢地倒在血泊之中，我们的记者在光明的日子里，却不敢直白披露，用了三次且吞吞吐吐的说出了真相。记者胆小是对的，张志新胆大的错的，她没像今天的中国人这样以生意人般的头脑善于掌握斗争哲学。
在毙掉之前，先割断喉管——统治阶级怕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庞大如恐龙的政府竟然怕一个弱女子呢？我突然想到，毙前没有割掉生殖器，是否是统治阶级的恩慈或者疏漏呢？它如果想到你带着生殖器去阴间，会生下一大堆反对派，它是否会对你的生殖器动动脑筋呢？
陈禹山说：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看来，在她之前，她之后，均有这样死法的冤死鬼。逝者之不可追！
希特勒看来还算是勇敢者，因为他对付犹太人的时候，不割掉他们的什么器官——当然他用过他们的器官做实验。我们是连实验也懒得做了。
历史是人为编造的（因为它由剩者书写——命运选择他剩下来），比如，有关张志新的报道就隐瞒了一些历史真相，以至于现在有人报道出真正的真相，我们甚至还会怀疑其有虚假的成份。但是，张被割喉管这一行为却是真实可靠的，没有半点虚假（因为至少有两例以上的例证）——我们也能想象出来谁会这么干，一个每天都有煤黑子葬身黑暗的民族，一个可以活剥动物皮的民族，一个可以活吃猴脑的民族，我想只有这个民族可以干出这种事。
陈禹山故作神秘地披露说：当时辽宁一些人传言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是有所依据的。陈在调看张志新案卷时见到了张本人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有婚外恋。但是“与张深刻的思想、卓绝的勇气相比，此点人性局限，仍是瑕不掩瑜，应该说无损于张志新作为一个真理斗士的高风亮节，在当时报道中回避这一点，毕竟还有点受“四人帮”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的影响。其实，任何伟人，任何英雄，总会有一些弱点与不足，今天把这个隐密公之于世，只会使张志新更可亲可信可敬，说明她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神。”看来他当初也是想造神，这种想法以及这种行为使一个令人震憾的事实减去了它无数的震憾力！
有关张志新的报道是1979年，而“四人帮”倒台于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是我生日，我一直视为好征兆），也就是说，记者写文章时“四人帮”已倒台二年多了，可是，记者却把责任轻松地推给了“四人帮”。——我们总是把责任三下五去二推给别人了事，而一般是推给死者、拘禁者、打倒者，因为人家有口莫辩。
我不再想把这一类的罪行推给所谓的坏人啦、反党集团啦，等等，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的罪，是我们民族基因中最残酷、最肮脏的成份，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正视我们心灵中的愚蠢、卑鄙、垃圾，我们这个民族就还会犯这样那样的罪行。
萨特说：每个人都是脏手！因此，我为我身为这个民族的一员而深深地忏悔！我因此而立志成为一个与人为善者！
当我们提醒日本人要反省罪恶的时候，我们实在也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
任何一桩罪，只要是我们民族中的一个同胞犯下的，我们民族所有的人都有责任，都应该来负这个责任，从而不再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种方式跌倒。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实在是让我厌倦了，如果我们还试图在这一点上跌倒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