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有70%的镜头是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园里拍的。在拍摄过程中,仅仅是把已经成为毛泽东纪念馆的老教室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再就是在校门外做了一堵墙,以便在由内往外拍时挡住马路，避免穿帮。其余的几乎不需要经过处理。“‘一师’本身就是文物保护单位,虽然民国时期的老校舍在1938年毁于‘文夕大火’,但在1968年重建时,是严格按照当年的设计图纸重新施工的,连桌子的样式都是请当事人回忆之后原样复制。”编剧黄晖说。
“一师”的前身是长沙城南书院,背靠长沙妙高峰,面临湘江,与岳麓山隔江相望。校园内郁郁葱葱,在长沙土生土长的黄晖曾在附近居住,每到夏天炎热难耐时,必会徜徉于校园内的欧式和日式风格建筑之间,“都不用开空调”。 龚若飞说,“我相信,任何人走近那些欧式和日式风格的建筑,触摸到现在还保存在纪念馆里的青年毛泽东穿过的那种校服时,都会产生白衣胜雪、长发飘逸的联想。我觉得只有青春偶像剧这种形式才能表现出他们当年在这里的求学生活。” 2003年,导演龚若飞找到当时正埋头写另外一个剧本的黄晖,向他转达了湖南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的想法:结合历史背景,写一部教育题材的连续剧。之前,龚若飞已经找了两位行内颇有名气的编剧,但他们的风格是那种“典型的革命题材剧”的路子。在排除了周南女中和“庚子赔款”留学生之后,黄晖决定写杨昌济与毛泽东、蔡和森这组师生。他往返于“一师”与湖南省文史馆,用了一个月时间做前期资料的搜集,发现“一师”教育的成功,不仅在于有这三位师生,而是“有一群先生和一群学生”。 在实际创作剧本的过程中,资料的缺失使得艺术虚构成为必然。在开始剧本创作之前,龚若飞曾带着黄晖到北京请教革命题材剧的专家,重大题材办的李准告诉他们,“1921年以前的事情不属于重大历史题材”,他们这才放下心来。他的艺术虚构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利用人物为人处世的性格逻辑,来推断他在处理事情时的决策;二是把真实事件的发生时间提前或延后;三是利用众多真实的细节拼装出一个故事。 张自忠在“万人大会”上的表现属于第一种。在万人大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学生悄悄把准备散发给广大学生的拥护袁世凯的文章换成了反袁的《梁启超等先生论时局的主张》,当时张自忠带着军队来维持秩序,发现学生们做的反袁小册子后,不声不响地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龚若飞分析说,“现有的史料只能确定张自忠当时确实在长沙当兵,当时也确实追求进步,根据他当时的心态,遇上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这么做的。” 历史上的萧子升其实比毛泽东大一届,蔡和森与向警予的恋情也很可能是发生在1919～1920年之间,但黄晖统统把这些时间作了平移,以便与毛泽东的生活轨迹形成交集。 刘俊卿扔弃窝头、徐特立吃剩窝头的场面,属于综合真实细节的结果。黄晖查到,当年的“一师”存在学生浪费的行为,为此“一师”搞过简朴教育,袁吉六为此还专门写过“粒粒皆辛苦”的匾挂在食堂。而徐特立也确实有过拣学生剩饭吃的故事。至于有人指摘的“湖南怎么会有窝头吃”,黄晖解释说,根据资料,当年“一师”的食堂确实是有窝头的。 “黄晖剧本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大段的对话不多,流畅,动作性强,每集都有中心事件,在写场景时,表达都必须借助肢体语言,这些特点使该剧看起来很有动感。”龚若飞导演说。为了配合清新的校园氛围,龚若飞在色调上选择了高调的亮色,因此画面看上去鲜亮得耀眼。但所有场景都处理得很平实,以区别于那些戏剧感特别强的革命题材剧。龚若飞回忆说,剧中有一场戏,赵一贞嫁给老六,她的男友刘俊卿伤心不已,一路追来。有一个街头的老太太信以为真,急忙拦着刘俊卿说：“伢子,赶紧把你堂客抢回来,她嫁给老六没有夫妻相,你们两个才有夫妻相,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不过,龚若飞也强调,这部戏之所以能拍成红色青春偶像剧,本质上还是因为剧中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的那种时代先锋的意识和积极向上的迫切感,“形式毕竟是为本质服务的，”黄晖说,“毛泽东他们当年对新潮事物的渴望程度跟今天的青年跳街舞、玩蹦极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他们身上多了一层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他当时每期都订阅《新青年》，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和同学出去考察，跟朋友组织斯巴达俱乐部,过那种清规戒律的群体生活……在全长沙的学生当中都很有名气,不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偶像是什么?”龚若飞也称向警予为“民国版野蛮女友”,她从来就不服气自己比男生差,给自己取名“向胜男”。向警予在读到蔡和森的文章时,“气急败坏”地说,“我怎么就比不上他呢?未必他有三头六臂啊?”但还是把他的文章贴在床头,时刻激励自己超过对方。 “可以说,这群‘精神文明、体魄野蛮’的年轻人引领了当时整个长沙的青年文化,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后来那样的伟人或者烈士。我想着重写出的,是他们如何从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向后来的他们靠近的过程。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这个戏,除了戏里弥漫的这种不断向上的感召力外,人物身上天真浪漫的气息应该是他们感到贴近自己的原因。”黄晖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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