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会到了那位朋友，她曾经在这所电台当播音员。我请她写点东西发到这里来，补充一下史实。

她告诉我几点情况，先告诉各位网友：

1、马来西亚共产党首领是陈平，在这所电台内居住了十多年。

2、这所电台于1969年11月15日开始播音，1980年6月停止播音。

3、电台的工作人员全是马来西亚人，以陈平为首，另有四位资深编辑。其他都是年轻人。总共有百余人。每月每人有三十多元人民币的工资，每年90元的服装费。伙食全由中方包了，炊事员也是中国人。

4、电台当年用马来语、英语、还有一种马来西亚人讲的语言播音，另外还用闽南话、粤语等几种方言播音。

5、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电台绝大部分人回到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陈平现居住在泰国，已是84岁高龄了。

6、电台由一个加强连的解放军负责守卫，电台的马来西亚人不能随意走出电台围墙之外。

691的水库有多美啊

不约而同，我来修改还是小图，打开编辑发现你已经有所改动，有劳大驾了。改成直接显示原图照搬不行，图文不对应，只能根据回忆找到适当的位置贴图，好麻烦。

是楚人的朋友吗？欢迎你来补充！水库的图片需要上传才能显示出来。

谢谢楚人！曾经在电台工作过的朋友提供的是最权威的一手资料，希望继续探讨提供珍贵资料。

看看，这是不是水库岸边的风景？这是从通往发射塔的山洞附近看到的景色，可惜那次到这时候下起了小雨，相机的电池也不足了，没能拍下更多的照片。

在1980年代末与马来亚当局签署和平协议之后，陈平居留泰国。2000年夏天，他接受香港一家杂志的访问，在回忆他在湖南的经历时，陈平提到他在湖南曾长时间住在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的播出地四方山，即衡龙桥的691。

一位曾在中联部工作，现已离休的老人回忆说：

长沙青园在当时是我们系统的招待所之一，主要用来接待正在武装斗争的东南亚各兄弟党的干部，也接待一些临时客人。所以，不单是马共和老共，也住过南越“解阵”和柬埔寨“红棉”的干部，普通工作人员住青园，负责干部住青园里面条件更好些的小院。除了长沙的青园，这类招待所在北京、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也有，但是因为马共领导机构那些年常驻湖南，他们甚至把原来驻北京的公开常设机构“马解盟办事处”都撤了，把人员并到了湖南，长沙青园在那段时间的接待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客观地说，青园对于马共不是很方便，并不是他们一家在用；对我们也不是很方便，其它地方的兄弟党干部也要用青园，而且有的兄弟党干部来华不是公开访问，不打算见外人。坦率地讲，这些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也微妙，干部来华后见谁不见谁，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很微妙；本党内部的关系也复杂，马共的在华干部之间也搞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人整人忙得很；这些情况他们有的会对我们说说，有的不会说，不说我们从侧面也看得很清楚。

因此，在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正常播出的大约十年里，陈平多数时间是住在四方山，在那里决策和发号施令，长沙青园的小院只是他在长沙的临时住地——遇到有的人他在四方山接待不方便的时候、遇到我国的负责干部需要会见他的时候、遇到他要到北京上海广州的时候等等，他就会下山，入住青园的小院。至于小院外面，也就是青园招待楼里，有些房间是马共长期使用的，他们把这里作为对外联络、干部和文件转运、物资采购等工作的机构，以及进出四方山的马共人员的临时住处，也就是四方山而不仅仅是马革台的窗口。

691和马革台在关系上有很清楚的界限，和青园也没有横的关系，中方在691的技术人员、后勤人员，特别是军人除了个别的特殊例外，从不到青园。马共在马革台的工作人员进四方山之后也不能自由下山，他们根本不能随便到长沙，甚至到衡龙桥的机会都极少。对于他们的行动限制，是马共规定的纪律，我们不干涉，而且马共这样做对于中方的工作也方便。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对马革台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一律很放心，而且他们私下里也说过xxx参加工作之前是资产阶级小姐，xxx上山之前是修正主义苗子之类的话……

李明女士的回忆：

2007年初，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了由郑昭贤执笔的《陈田夫人李明口述历史》。陈田是陈平早期活动时的重要助手之一，马共中委，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的总编辑，现已逝世；李明曾任马共的区委书记，1952年被捕入狱，后被马来亚当局驱逐到中国。李明和陈田一道参加了四方山马革台的组建和运作，目前定居广州。陈田属于马共中的最左翼，在这本书中李明回忆了陈田和她自己在马来亚和中国的经历，包括马共党内斗争的情况和历史恩怨（例如她说陈田呕心沥血，有人却要把陈田拉下台，说陈田极左；1980年四方山电台停播后，陈田是出于政治立场和历史原因没有返回马泰边区，没有参与和谈，无奈地滞留在湖南，然后到广州等等）。在此仅剪辑李明女士有关四方山的回忆——

陈田是马共电台建设的主角，从物色合适的省份到建设的各方面工作，他都参与了策划和监督，整项工作是由陈田负责。我当时是帮助陈田搜罗人才，成立了负责为电台挑人的四人小组，这四个人是李坤华（陈平夫人）、余柱业、李明和沈天。

进电台工作的这些人需要有文化，还必须政治立场好，准备回马来亚参加武装斗争，不符合这几个条件就不行。除了以上条件，最好是单身，如果有家庭，夫妇必须一起进电台工作。

我们不挑选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电台。我们是从回到中国读书的马来亚学生、新加坡学生以及泰国的学生当中进行挑选。当时北京的学校有不少东南亚学生，但很多都不符合条件，不适合。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各个省的学校，取得马、新、泰学生的资料。中国人协助我们，到全国各地的学校收集马、新、泰学生的档案，把各地的这类学生档案集中起来，交给我们挑选。翻阅这批档案，需要花费好大的精力和好长的时间，看到我眼睛痛。经过细细的筛选，才选出电台所需的人才。挑选了所要的人员后，召集他们，还要对他们进行训练和培养，才能让他们进入电台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吸收了一些在中国读书的大学生。像王芝、文羽山、张佐的弟弟、王惠娥以及后来她的先生林胜，这些人都是大学生。另外，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北京办事处也结束了活动，解盟在北京办事处的余柱业、Sarma（沙马）和Sudin（苏林）参与了电台工作。

1970年代中，因为英语组很弱，吸收了Juliet Chin（陈月清）等七位受过英文教育，因不满社会现实投奔马共电台的青年。这七位青年男女来到电台后，与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来电台时还未结婚，离开时成为三对夫妇和一位单身。虽然他们离开中国已久，每当他们来中国时，一定会来探望我，他们到现在还很关心我。

陈新嵘（新加坡前国会议员）是在电台快要结束时才到电台，他在那里逗留不久，回到马泰边区后，又参加过边区电台的工作。

电台的广播分成三组，一组是中文广播，一组是马来文广播，一组是英文广播。

马共电台初期人数不很多，发展到后期人数增加至整百人。陈田是总编辑，我一直是电台华文组的资料员。

那里的生活很单调。每天就是在固定的时间上班，吃饭和休息，娱乐休闲活动并不多。一早起身后，吃了早餐就去电台上班。11时30分就是吃午餐的时间。我们的伙食、住、行，全由中国人包办，不必我们操心。我们只管我们的电台广播，中国人负责电台的发射、操作和一切技术上的事务，也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事务。

电台内马共人员和中国人员分成两个部分，住在两个区。双方人员不准往来，不准聊天，必须严格遵守。有一道大门隔开两个区。一进大门，就是我们马共人员的天地。门外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区。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有一连军队驻守电台，一方面是不准外人进入电台区，另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安全。马共人员与中国人之间不多往来，双方人员不能建立起私人友谊。在那种严格保密条件下，连我寄给母亲的信件，都必须严格地通过组织的手。

在我们的区内，有几幢双层楼房供我们居住，有两间文娱室，让我们从事消闲活动。我们只有两架电视机，大家只能集体在一起看电视。在区内，我们有机会观赏电影，影片会定时拿进来放映。此外，我们一年有两次出外旅行的机会。基本生活费我们不用理，吃集体，用集体。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只领40元人民币的生活津贴，大家一样。陈田和我每月也只各领40元人民币的生活津贴。

——预报《关于四方山并未永不消逝的电波（3）》的主题：马共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转移到四方山播出的原因是原在马来亚本土的马共电台（马来亚民族解放联盟广播）于1968年7月被政府军破坏，播音员与电台同归于尽。这位与电台共存亡的播音员是……

关于四方山并未永不消逝的电波（3）

马共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1969转移到衡龙桥的四方山之前，曾在马来亚本土的马共控制区播出，使用短波，呼号是马来亚民族解放联盟广播电台。这个台的所在区域于1968年7月被政府军攻占，电台播音一直持续到播音员与电台同归于尽，播出在爆炸声中结束。

我的一个朋友是英语专业的大学生，1968年参军，在总参系统服务，工作是外台守听。这种工作世界各国都有，不过是通过收听境外的广播，方便而且快捷地获得信息。当时他刚刚参军，业务不熟练，听英语广播有困难，听没有语言障碍的中文也不大灵——不是耳朵不好使，是手不够快，操纵收信机寻找和追踪经常漂移的信号有困难。为此，作为实战练兵，指定他收听的台站是马解盟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选中这个台的理由是发射功率小，但信号比较清晰稳定，适合“初级班”的培训。就是因为这个偶然的原因，他收听到了马来亚民族解放联盟广播电台的最后一次播音。他说那一天1968年7月的一个中午，正是午饭和午休时间：

“当时我一边啃馒头一边带着耳机听广播。我入伍不久，又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需要认真思想改造，需要抓紧锻炼过硬本领，所以该休息也不休息；再说午间信号最差，这时候主动练兵属于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讲用会上也有个说头儿；总之，我也是为了争取个好印象，急于表现自己，有些装孙子吧。

“那天的马解盟广播还是那个我已经听得比较熟悉了的女播音员在播音，声音很平常，也很平静，但是我突然听到播音的背景隐约有枪声，紧接着枪声越来越激烈，不是单发点射，是冲锋枪在乱扫。随着枪声的增大，播音员的语速也不断加快，后来又慢下来了，这是她在大声喊，我完全能感觉到她不是在念而是在喊。把播音变成大喊是播音员在紧急状态下失控的表现，因为每个播音员在清醒的时候都不会忘了不论你对着话筒怎样喊，都不可能有效增大你播出的音量。除了枪声，这时候还能听到爆炸声了，敌人能把手榴弹甩到电台附近，说明他们已经很近，播音员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是广播没有停。再后来，背景里除了枪声还有我听不懂的语言在讲话，我只能肯定不是中文，也不是英语，大概是马来话，我至今不知道这是她的同志催她撤退还是敌人叫她投降。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她仍旧在播音。然后，播音突然停了，可是电台还在发射；几秒钟后又传来一声爆炸，收信机调谐表的指针摔到零，耳机里只剩下轻微的哗哗静噪背景，发射停了。

“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想，根本就来不及想，一个我已经听得比较熟悉的声音就这样没了。当时我不是这个台的守听员，只是用这个台岗位练兵，所以也用不着我往上面报记录，这是正式守听这个台的老同志的工作；而且我也不能和别人议论此事，当时的纪律非常严格，不管你听到了什么内容都不能乱说，连你分工听哪个台都不能和同事交流。这个台就这样没了，可是我永远记住了这个事情。几个月以后，等到我也正式值机守听了，在搜索扫台的时候偶然还会在这个频率故意停一下，当然是什么都没有，只有静噪音。

“播音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不外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形势大好战果辉煌’的宣传吧，这个台的节目内容基本上天天如此。其实我有过再听一次，并且弄清楚我那天到底都听到了哪些内容的机会。那是1990年代了，我到一个西方国家访问，这时候我早就不做守听工作了，可是遇到了一些前同行。出访遇到前同行并不奇怪，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可是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共性，我们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至少在听力上毫无困难，等到不做守听工作了，虽然会外语，也不可能去当翻译，大多数人到头来还是离不开通信这个行业，成了所谓的管理人才，成了业务谈判的对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当时他们除了守听还给所有的新闻节目录音，比如对中国吧，不仅给中央台的各地新闻联播录音，也给地方台的午间新闻和晚间新闻录音。在我国当时可做不到这水平，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物力和财力，主要靠手记要点写简报，即使对重要台站的节目做些录音，那磁带也是不停回用的，今天录制的同时，就把前几天的擦掉了，他们确实比我们有钱啊。为了证明不是在吹牛，这些前同行一面开玩笑说那时候你们国家的节目很特别，还有专门对公社社员的节目、对沿海渔民的节目、对上山下乡知青的节目呢，一面说这些早就失掉时效的录音磁带还在，已经移交给公共图书馆，谁都可以借，你想听听吗？我的头嗡地一响，照这么说他们也会有马解盟广播的最后一次节目的录音……但是我到底没有借，我连问都没问——我非常想再听一次，等到真有机会了，我却不想再听了，不能再听了。

“守听是很枯燥的工作，总是对着一个台，这个台又总是那几位播音员天天说话，很快就对播音员的声音熟悉了，连这个人播音有什么毛病都知道，虽然隔着千山万水，感觉上好像离得很近。突然间就没了，而且是在枪声爆炸声中没了，没的时候她好像就在我的身边，好像我伸手拉一把就能让她脱离危险，实际上却根本办不到，实际上我们离得非常远……这种感觉，恐怕是只有当过守听员，亲自经历过这件事的人才能体验到。所以，还是让这段声音安息在图书馆吧，我已经不需要知道她最后一次播音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当时没有记住，现在也不需要这个具体的答案了。

“从声音判断，她肯定不是马来亚当地人。她用非常熟练的标准话播音，稍微有些口音，很明显是外地人说普通话。我觉得她的口音可能是湖南的，有些像我大学的湖南同学说普通话的味道，可是我也说不准，我对口音不熟悉。我猜她有可能是文革初期跑到东南亚去自动支援世界革命的红卫兵，这种情况当时还是比较常见的……不论如何，这位与马解盟广播共存亡的播音员肯定是中国人。

我后来又看了另外的一些回忆，据这些材料，这位与马解盟电台共存亡的播音员不是湖南人，是山东济南市的老三届高中生。她的确是文革初期跑到东南亚支援世界革命，或者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到国外寻找出路的年轻人之一；当马解盟电台受到政府军袭击的时候她坚持播音，即将被俘时，拉响了身边的集束手榴弹。那捆手榴弹是早就预备在那里的，目的是避免敌人缴获电台并且俘虏播音员，被称为“光荣弹”。

2005年，中国业余无线电网站火腿论坛（http://www1.hellocq.com）贴出署名hedana的无线电爱好者的长篇回忆，文章提到这位与马解盟广播共存亡的播音员是他在济南读中学时的高班校友，姓焦。

如果这位老三届没有“自动支援世界革命”，她可能会去插队，更可能会去军垦，她那一届的去向多数是兵团；然后她可能上了大学，更可能和大多数一样并没有得到那个机会；再以后，也就是现在吧，她可能已经退休了，在网上和朋友们聊天，更可能没有熬到退休就已经下岗…… 如果这位“自动支援世界革命”的老三届的电台没有遭遇政府军的袭击，也就是说她没有得到和电台同生共死的机会，现在的她可能留在了异域，更可能回到了中国；可能混得不错，比方我认识的一位与她经历相似的老三届已在北京当了局长，更可能活得很平常，像多数人那样……似乎有很多如果，似乎只要有一个如果不是那样，今天的结局就大不相同了。

还是让这段声音安息吧。我前天给那位曾经听到她最后的声音的朋友发信说：我总算在整理关于她的零散资料了，我现在想告诉你的是，你不要再以为你的那种感觉只有当过守听员的人，亲自经历了这件事的人才能体验到了，没有经历过这件事的人毕竟经历过其它事，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什么好像、似乎、如果、可能，除了并不存在的这些，没有什么是我们未曾体验了，我们离她一样近，又一样远。

所以，虽然我曾经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济南的老三届女生，现在改主意了——我已经不需要更具体地知道她到底是哪个学校的，不需要知道她到底是因着什么理由背井离乡，不需要知道她到底叫焦什么了，我现在不需要这种具体答案了。

关于四方山并未永不消逝的电波（4）

几年前，我和元宵等朋友探访了四方山。在回长沙的路上，我说我会留心和马来亚革命之声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几年里我一直乱忙，但是对此始终未敢忘。我勉强做了一些事，但是能够做的实在不多，只是好歹有了以上的汇报。

现在又该我静静地倾听了，我期待着曾在四方山服务的那位播音员的回忆。

619水库

619电台办公楼

守卫619电台解放军加强连营房

619电台的录音棚

619电台录音室

专供619电台人员使用的游泳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