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几天,工地上的知青日渐减少,是不是也搞串连去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邀了几个在工地上走得近的、也抱有同样想法的知青商量好，决定近期就动身，省得夜长梦多。但怎么走？大家心里都没底，只好我和另一个叫黄明的知青到城里去打探情况，得到的消息却不容乐观。原来县安置办得悉有不少知青不辞而别，为怕引起连锁反应，已经通知汽车站，不给知青卖票。没有车坐，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也学步行串连的学生一样来一个步行返城。步行往北经会同、洪江可到长沙，往南则是通道县，再往南就到广西了，那是与长沙背道而驰的。按一般的走法，当然是经会同到长沙。但我们担心既然不让坐车，那么路上一定有检查的，搞不好被赶回来就前功尽弃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走通道，然后绕道步行串连到长沙，不就避过了风险吗。大家都为这个颇有创意的想法激动万分，当下一夜无眠。
第二天凌晨，趁大家都在熟睡，我们分别一个个溜到已经成形的大坝脚下会合，然后马不停蹄赶回大队，再回各自的生产队拿上几件必要的物品，就近在马路边生产队一个知青点匆忙吃了点东西，在深冬浓浓的寒意中摸黑上路了。
大概走了个把小时，出了飞山公社的地界，大家才把心放下来，有说有笑地朝着正南方向猛走。看看太阳当顶了，才走到一个叫横江桥的地方，这时人也乏了，肚子也饿了。一打听，这地方没下知青，可以放心大胆地吃中饭，因为不怕有安置办的人来阻拦我们。
从横江桥再往前，路就没有先前那么好走了，不仅弯道多，而且坡度增大。虽然带的东西不多，体弱的女知青的挎包也背到了我和小黄肩上，行进的速度仍然慢了许多。尽管时令已是隆冬，经过大半天的急行，大家脱掉棉衣仍热汗流淌。为了驱除旅途寂寞，女知青唱起了还记得起来的所有歌曲。我则被沿途山寨风光所吸引，暂时忘却了疲劳。
靖县的山，从县城出来直至我们走到的地方，已是几经变换，先是较平缓的山包，山上除了成片的油茶林外，就是不到脚裸的茅草。慢慢地随着山势陡峭，树也越来越浓密，且多为高大的乔木林，好多树都叫不出名字。再往南，就进入了纯粹意义上山区，不但人烟渐稀，路两边的开阔地也再难见到，特别是走到一个叫排牙山的地方，山势嵯峨，高耸入云，真的像一排巨大的牙齿耸立在眼前。时近黄昏，巨大的山体像一堵墙一样，绵延十几里排列在路的右侧，使天空显得格外狭窄、阴暗，在它面前，人似乎都变小了。树丛中不时刮过一阵阴风，哗哗的声响，如鬼哭狼嚎。在那种环境下，人觉得特别无助，心下有点后悔这次贸然的举动，但嘴上又不便说，只好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踉跄着往前迈着沉重的脚步。
天真正黑下来了，顿时，天空、山岗、树木连成了黑黝黝的一片，几乎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而通道县城在哪里，距我们现在的地方有多远，我们一概不知，唯一能把握的就是顺着略显灰白的碎石公路往前走。望眼欲穿地盼着前头出现哪怕是最小的一点灯光，因为有灯光就意味着有人家，就可以打探方位。然而顺着公路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前头仍然是一片浓重的黑幕。我们几个人紧紧地挨在一起，手牵着手往前走，生怕有人不小心而掉队。我脑海中甚至冒出一些怪异的想法：要是这时碰上一只老虎，猛的从树丛中窜出来，我们真是毫无还手之力的；或者，谁的脚下踩到一条蛇，那不把我们都吓个半死才怪；更要是碰上几个传说中的湘西土匪，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就在我们将要陷入绝境的时候，隐隐约约地听到好像前面有水声，睁大眼睛仔细瞧，明明灭灭地在有响声的地方闪动着鱼鳞般的亮点，再一看，沿公路左侧果然是一条河。公路两边也渐渐有了开阔地，继而眼睛也能分清周边的景物了，尽管模糊得仅仅只是一点轮廓。
有了希望就有了信心，大家互相鼓励着，壮起胆子，打起精神，艰难地迈动着麻木的双腿。终于在前方，河的对岸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越往前走，灯光越多，慢慢灯光连成了一片。到了！看到通道了！大家不约而同从心底发出了由衷的喜悦，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一座灯火通明的山城很快便映入我们的眼帘。
通过一座吊桥，爬上十几米台阶，来到一条与河平行的石板路上，只见行人如鲫。我估摸着至少也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了，不解为何街上还有这么多人。仔细一瞧还都是红卫兵的打扮，原来这里也来了串连的外地学生。一打听，知道前面中学内有联络站，自忖我们这付打扮虽不象红卫兵，但学生的形象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逼上梁山了，也冒充一回红卫兵，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想不到事情竟出奇的顺利，不但吃了免费的晚餐，而且安排了住宿。在一间大教室内横七竖八地躺着少说也有二、三十人，我们随便挤出一块空地，和衣而卧，倒头便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被嘈杂的人声吵醒，想起身，却怎么也坐不起来，浑身酸胀，一摸双腿，发现脚肿得挪都挪不动，这下大家都傻了眼，接下去还怎么走呢？好不容易挨到操场上，一问情况，原来这里还不是通道，叫县溪，县溪是老通道县城，而现在新的通道县城离这里差不多还有靖县到这里这么远，听到这些后，大家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气，步行串连的念头一下子消去了大半，只好在此地停下来休整两天。好在有不要钱的饭吃，倒也优哉游哉。过了一天，大家又耐不住了，寻思着从这里再往北返是否能行呢，我们到汽车站一问，答复是没有到长沙的班车，但每天有一班到当时地区首府安江的班车。只要是往北，到哪里都行，何况县溪又没有下过知青，谁也不会想到有知青从这里往北去，我们的计划照旧能实现。就这样，第二天下午我们便乘客车顺利地到达了安江。
好事多磨，在安江我们又遇阻。原来各地已初现武斗的端倪，到长沙的班车已停开，无奈，只好在安江又找旅馆住下来。这里吃、住可都是要花钱的，我们等不起，天天派人到汽车站打听消息，个个办公室去窜。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我们打听到一个好消息——近几天汽车站有一批造反派（第一次听到造反派这个名词）要到省城告状，准备开一台大客车去。机不可失，几个女知青轮番找他们头头央求带我们同行。当得知他们要找一个会刻蜡纸的人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对应的条件就是带我们到长沙。其实多带几个人对他们没有任何妨碍，何况又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没费多大劲协议就达成了。第一天翻过寒气逼人的雪峰山，就宿在山脚下一个叫塘湾的小站上，因为是一个系统的，跟着他们吃住都没掏腰包，只是当晚他们就拿来一些手稿和蜡纸叫我刻印，其实我何曾刻过钢板，在学校团委办公室看人家刻过罢了。但话已出口，没有挽回的余地，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也要上了。好在我钢笔字不算丑，多浪费两张蜡纸，也就刻得象模象样了。到长沙后，除与黄明有往来外，其余几位女生都作鸟兽散了。
一年多未见家人，猛然回家，免不了一番欷嘘。
此后，就是到社会上看新鲜，一年多没回长沙，眼前已然物是人非。特别醒目的是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人们形容为打笔杆子仗。打“仗”的双方一边是对河的“高司”——主要是高校的学生。另一边是“湘江风雷”——河这边的产业工人。一边是老造反派，一边是新造反派，谁都说自己是正确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
当时能引起我兴趣的，是社会上的一股搞武器之风。因为这时的造反派大都有了武器，特别有一个叫“青年近卫军”的造反组织，听说已经全副武装，走到街上威风凛凛，好不使人羡慕。于是我与街坊邻居的一班发小整天就像没头苍蝇样满世界乱窜。有天晚上窜到原来望而生畏的公安局，这时的公安局大门洞开，卫兵早不知去向。我们摸到一楼，空房内只有一些办公桌椅和柜子。再到二楼，一间小会议室内倒是坐满了军人，今人诧异的是都坐在地上，一个个如泥塑木雕，另有不少青年，也搞不清是什么组织的，在人丛中狼突，抽屉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我估计是在找枪，翻了一阵一无所获，最后将军人头上的帽子搜刮一空。
后来我们又听说省公安厅独立师有枪搞，随着一班人又寻到独立师，院子里全是掩映在树丛中的简陋平房，这里也有不少人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挖地三心尺地在搜寻武器。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随手找根棍子，到处乱戳。戳了几下发现墙体都是竹条子编好后用黄泥糊起来再刷上白粉的，外面好看，一戳就是一个窟窿，里面还有许多空隙，藏支把枪易如反掌，几分钟前有人在墙内就掏出了手枪。有了前面的榜样，我的劲伙也上来了，想不到在农村磨练出来的劳力，在这里倒派上了用场。掏着掏着眼前突然一亮，一个军用挎包露出来，手一扯，一枝黑亮的手枪掉出来，听说我挖到了枪，呼一下周围马上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我还来不及看清这是一把什么样式的枪，从后面伸出一只手猛地就抢走了这把枪，口里还嚷嚷：细伢子，不要玩手枪，手枪交给我们头头。说着馅媚地将手枪递给另一个比他更魁梧的青年。有点头头作派的青年倒说得客气些：在这里搞的手枪，一律上交，由司令（当时司令已经多如牛毛了）分配，你明天到青年近卫军（又是青年近卫军，真是如雷贯耳啊）总部来，只要你参加组织，马上发给你一件武器，这支手枪就由我保管了。到手的肥肉一下子又飞了，心下着实有些舍不得，但在这种情势下，又只能如此，我们这班细伢子确实斗不过那些牛高马大的青年。还好，留给了我一只旧军用挎包，背在肩上还威武了好些年。第二天，到底不敢到青年近卫军去领赏，更别说参加组织了。
枪搞不到，总不甘心在家游手好闲。心想千辛万苦从农村跑出来，为的就是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怎能让大好时光白白浪费。于是我又找到一起回来的小黄，跑到烈士公园后面的省委招待所，因为听人说知青成立的造反组织都驻在那里。
文革前的省委招待所，楼房最高，戒备也最森严。一般人走到门口，眼都不敢往里瞧。而这时的省招却像多年无人管理的破庙一样，到处是垃圾。随风吹起的破烂大字报在曾经是绿树掩映的林间路上招摇。我们找到主楼，一层层爬上去，如入无人之境。在一间堆满空饭钵的散发着豆豉脚气的房间内，有些青年在忙着油印传单，还有一伙人蹲在桌子上打扑克。我上前问：这里是什么知青组织，我们能否参加？得到回答后才得知这里是一个叫“红一线”的知青组织的总部，但他们只收江永的知青，其它地方的不要。又上得一层楼，情况与前面见到的差不多，而这里是湘江风雷直属大队，虽然也是知青组织，但要加入，必得有已入队熟人的介绍。两处地方都碰了壁，看到的又是一番这样的景象，与我想象中的生气勃勃、轰轰烈烈的场面相去甚远，心里早凉了半截。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和小黄一商量，何不找几个人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呢？不就是一面旗帜、一枚图章，几个袖章吗！但在农村天天见面的知青此时如风般散去，那里还寻得着。没办法，先到母校去碰碰运气吧，兴许在学校能找见他们，毕竟出校门不久，对母校多少还有点依恋之情。何况下放一年多，萦绕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不解的心结——为何我没有考取高中？对这个谜，我当时内心曾作过无数个设想和猜测，但百思不得其解，这次如有可能，我一定要搞搞清楚。
进到五中校门后，看到的情景，比省委招待所见到的更惨。往昔欢歌笑语的校园内死一般沉寂；曾伴我度过无数个课余的足球场上空无一人；教学楼应该是我最熟悉的，这时却面目全非。教室里课桌板凳乱七八糟堆在各个角落里，散落满地的书本灰尘扑面，窗玻璃更是难得见到一块完整的。也不知是停课闹革命而毁坏的，还是武斗留下的战果，总之是一片狼籍、满目疮痍。见到此，内心倍觉凄凉，想当初，我们想读书没有书给我们读，而现在，他们有书读却自愿不读，这社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何会发后这样的变化？以我当时的理解能力，再怎么想，也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
到学校成立组织的想法这时显得是如此的幼稚，我不禁内心都有点好笑，不得不暂时放下这个念头。但另一个念头马上占据了我的头脑——趁学校乱成这样，到档案室翻档案去。说不定能找到中考的分数，只要能找到分数，至少能部分解开落榜之谜，如果真是分数考得差，我也就死了这条心了。
档案室的门也是敞开的，里面都处是纸，严格意义上的索引已经不可能，但要在如此浩繁的纸堆中找出我想要的文档，似乎更不可能。随便翻了翻地上的文件，除了学校的历史档案，也有一些学生的成绩单。这时我突想：果真能找得到自己的毕业考试成绩单的话，要是成绩过了线，又能怎么样呢？还去翻案不成？现在要翻案找谁去翻啊？校长打倒了，老师靠边站了，管事的人都没有一个，总不能自已为自己翻案吧，算了，算了，找来找去是自寻烦恼，只要自己内心承认自己考得不差，留个悬念未尝不是好事。
出得校门，抬头左边坡上一排平房映入眼帘，这里不有原班主任皮老师的家吗？上去看看再说。
皮老师正好坐在客厅抽烟，我记得以前他的烟瘾也是蛮大的。上得前来喊一声皮老师，他抬起头，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从他的眼神，我知道他是认出了我，但又不知为何找他，一时竟僵在那里。呆坐了片刻，还是我先开口，问了一些学校运动的事情，告诉他我从农村回来的情形。皮老师见我没有恶意，才告诉说，去年下半年学校闹了一阵狠的，大多数老师都挨了批斗。原来教我们语文的一位风度翩翩的男老师，被污为有作风问题而自杀。后来是大串连，学生都离开了学校。再后来武斗一起，就通通杀向社会，老师们乐得在家逍遥，但学校却变得不再像学校了。话说到此，就再也找不着话题。我原想问考试落榜的事，想想，又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只好将它放回心里，就此告辞吧。
正在我为找不到能参加的造反组织而懊恼时，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从天而降。在湖南闹得轰轰烈烈、如日中天的“湘江风雷”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这便是有名的“二、四批示”。二月五日凌晨，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一队队武装人员挨家挨户捉人，凡哪家有在“湘江风雷”当头头的一律逃脱不了被抓的厄运，那怕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头头。长沙上空一时黑云压城，凡与“湘江风雷”有点瓜葛的，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青年近卫军”及知青成立的造反组织全在被取缔之列，“保皇派”在长沙再次复辟。
作为知青，它既不争名，又不夺利，之所以要成立组织，要参加造反派，我想无非是一种表现欲在作怪。知青们既然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在运动中不怕失去任何东西。也正因为他们无所顾忌，所以他们成为天然的造反派就不足为奇。下面叙述的便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知青的集体行动。
行动的组织者是道县和江永两县的知青，他们有好多是六五届以前的毕业生，知青的资格比我们要老。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们在长沙成立了“湘江风雷直属支队”和“红一线”。而“红一线”又是一个以文艺形式宣传造反的知青组织。有一次知青中风传他们要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一场大型文艺会演。我去时演出早已开始，偌大的会场内人头趱动，挤都挤不进去，我只好站在后面踮起脚看。在人缝中看到舞台上有一女知青声泪俱下地在边舞边唱，歌声凄凉悲惨，伴舞的男知青则在地上翻滚、腾跃。最后似乎有知青牺牲了，大家抬着尸首在舞台上悲愤地对天呼叫，其情其景催人泪下。舞蹈还未谢幕，果然就有不少人真的抬着死去知青的尸首从外面挤进了大厅，一时秩序大乱。听边上有人在介绍，道县、江永武斗中死的人不计其数，血流成河。主要是贫下中农杀地富份子及其子女，其中一部份知青未能幸免，明天知青要组织全城大游行，声讨暴行，为死去的知青讨还血债。
听说是知青的行动，哪有不参加之理。
第二天一早，与几位约好的同伴赶到八一广场。早有人在指挥排队，参加的人个个神情肃穆，步履沉重。一群人扛着几十面红旗打头，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接下来六人一排，每人前后间隔差不多有两米，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在长沙的主街道上。尽管长沙隔不了几天就有各种名目的游行，但那次知青大游行，却是盛况空前。由于队伍排列间隔得特别开，队伍两边的人已经紧挨人行道了，行进得又特别整齐，远远走过来宛若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围观的市民不时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队伍中的我们更是热血澎湃，情绪激昂。此时就是叫我们上刀山、下火海，我想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的。组织的力量是如此之大；煽动起来的情绪是如此可怕，这次我是领教了它的魔力。
然而来得快的东西去得也快。游行一结束，知青在长沙造反的历史也就跟着结束了。知青大游行，无非是积压在胸中的无名之火的一次总的暴发、不被社会重视的一群边缘人的无助的呐喊。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唯一显现的，是证明了知青这样一个社会群体的存在罢了。
社会上随之而来的是为湘江风雷平反的呼声，为此造反派重新聚集，成立了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工联”。这期间，知青组织消声匿迹，我则无所事事而又心有不甘。渐渐的，谈得来又关注时事的一群原五中的知青，经常聚到一位叫唐山的同学家中。因为他姐弟两个都是五中下到靖县的知青，一个高中，一个初中，这样认识的人就尤其多。且他家是独门独院，他母亲又特别好客，知青到他家如进自家门一样。自然而然，在他家就形成了知青发表时论和探讨去向的“沙龙”。
时近六月，太阳有点晒人了，而长沙的政治空气更是热得烫手。“工联”领衔的社会各界为“湘江风雷”平反的呼声一日甚过一日。我们知青置身事外，总觉得不是滋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些古训、时言无时不在激励着我们年轻的心胸，几经讨论，最后达成共识：长沙已没有我们知青施展的舞台，在这里再闹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不如到靖县去，那里天高皇帝远，造反的气氛肯定不如长沙，我们杀回靖县，说不定还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事不宜迟，十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立刻分头准备。
当时最感头痛的是经费和行动路线。开口向家里要钱吧，满世界兵荒马乱的，家长不仅不会给钱，说不定还会坏了我们的计划，所以此事不能随便露口风。而回靖县途经的湘潭、邵阳等地武斗正酣，班车已多时不通，总不能步行吧，上次回来时走肿了脚的痛苦我还记忆犹新呢。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年长些的知青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法子，使两道难关都能克服。那就是找当时的安置办要钱，理由是现成的——回县里去。而走的路线是从长沙先坐火车转道桂林，然后再返到靖县，这样要到的钱可能还会多一些。大家立刻为这个天衣无缝的主意欢呼鹊跃。第二天，大家相约到了南区安置办。刚开始，接待我们的一位妇女怎么说也不松口，我们可没这么好的耐心，说不上几句就起了高腔，有的坐到桌子上，口吐粗话，在仍然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后，竟有人亮出了早准备好的手榴弹，往办公桌上敲得咚咚响，并放出话来：今天拿不到钱，大家就在这里同归于尽。许是知青的气焰吓倒了他们吧，没想到这一招还真奏效，经安置办在场的人向上级请示后立马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当天就顺利地拿到了路费。这笔钱除了一路的花销，剩余的都用作到靖县后成立组织时最初的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