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初识农村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半个多月，突然有一天带队的张书记（就是我报名那天碰到的原五中团委书记，这次是由他带我们下来的）通知我到场部谈话。同去的还有两女一男三位知青，我全不认识。
张书记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叫我们担当一项重要使命，到县委书记李 耀办的点上去插队。说是那个队里原下放的社会青年个别表现不大好，有损县委书记的形象。经县委书记亲自出马，要与我们学校下来的交换几个人过去当榜样，做表率。现在选中你们四位表现一直不错的同志担当此任，希望你们不负重望。
这时我们对什么插队，什么知识青年、社会青年等等根本没有任何具象认识。听党的话（上级就等同于党）是我们行动的唯一准则。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回到集体宿舍收拾行装，当天就随生产队来接我们的人一起上路了。
从此，我们四人的命运发生了不大不小的转折，而此时，我们四人甚至还不相识。
四人中年长的男知青，也是唯一一个高中生，大家都叫他俞氏，熟悉后才知道他本名叫俞集岐，到生产队后大家把他喊成了“鱼刺”，可能是“鱼刺”比俞氏来得更通俗些吧，农村谁理解得了“氏”是什么含义呢? 俞氏在学校那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人长得高大帅气不说，光是他那身球技就好生了得，校篮球队主力后卫、足球队正选门将的头衔像光环一样笼罩在他的头上，使他走到那里都是人群眼球的焦点。在学校，我们初中同学对于他只能高山仰止；而现在，他就在我的身边同行；今后，我还将和他一同生活和劳动。我心里真是感动得不行，以至于一开始我竟不知怎样和他说话。
另两名女知青都是初中同学，而且就是相邻班级的，但以前从不相识。我生性腼腆，与女孩很少交往，从长沙下来一路上我还很少与女同学有过个别接触。尽管在班上我心仪的女同学这次也下来了，但平时仅仅是在人丛中瞟她一眼，从没在一起单独说过话，这次离开园艺场，今后可能连面都难得一见，心中倒不免生起丝丝的遗憾。然现在又有两位如花般的女同学同行，少年的我，愉悦之情马上代替了遗憾，兴高彩列地来到了陌生的第二故乡——弯里生产队。
“弯里”果真是个弯里，虽说离公路近在咫尺，站在公路边就硬是看不到房舍和人烟。领我们到队上的贫协组长指着山后仅露出树梢的两棵挂着红叶的高大枫树告诉我们，树下就是他的家，也是我们将要安家的地方。离开公路，转过一片深绿的满是茶籽树的高坡，在一座坡弯脚下，沿着成U形的山脚，高高低低的散落着十几栋木楼，弯里便赫然在目了。
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我们好奇地打探这里的一切，也怀着急切的心情想了解这里的一切。好在这里前我们已下来了一批知青，村民们对我们倒像见到远道归来的朋友一样热情有加，张罗着很快就帮我们安顿下来了。
从张书记与我们谈话起，我脑海中就存有一个疑团。什么是社会青年？他们与我们有哪些地方不同？到这里能与他们友好相处吗？他们比我们先来，在队上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使得县委书记龙颜大怒呢？
见到他们，已是晚饭时分了。刚照面大家还有点不自然，我观察主要还是他们有戒备心理。因我们思想上打了预防针，对他们不敢有任何歧见。倒是熟悉的乡音，共同的境遇，加上大家都是年轻人，心无城府，不一会儿，大家就混熟了。通过交谈，得知他们除去与我们换走的四个外，还剩八人。家住在长沙北区的什么街我倒是忘了，反正是同一个居委会的。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早就辍学在家，有的还打了几年流。这次下来是街道组织的，只比我们早来一、两个月，所以把叫他们做社会青年。来这里不久，个别人出工时偷懒还在其次，动不动还打点小架，时不时又搞些偷鸡摸狗的小动作，引得社员很恼火。状告到李书记那里，李书记怕影响点上的形象，才作出这次换人之举。明白了这些情况后，我的心释然了，至少这些社会青年不会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反倒我们还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从此与他们的关系日渐融洽。
刚到队上时我们是借住在农人家中，山乡的民居全是一色的木结构，大多有两层楼，我们就住在有半个篮球埸那么大的一个楼上，把存放的稻草和杂物挪开，一字铺开六张木床，这就是男知青的宿舍。楼上另外有几间小谷仓，每间放两个床就是女知青住的。吃饭是临时请了队上会计的老婆，大家喊陈大姐的，在她家灶屋里帮我们做饭，下工后吃现成的。
初来乍到，什么都新鲜。社员们不是喊我们知青，而是照当地的风俗，喊“伙计呀！”，这里“计”和“呀”字是连起来念的，有点像念“假”字，听纯了还真亲切。这里的方言，不仅好懂，而且比长沙话还接近普通话，特别悦耳，在“伙计、伙计”的交谈声中，知青和当地人的距离迅速拉短。和我们走得最近的，就是到园艺场接我们的贫协组长陶德信，大家简称陶组长。其次就是给我们做饭的陈大姐的男人——陶会计。特别说明一下，这个队是以陶姓为主组成的，队上百分之八十的社员都姓陶，并且聚居在弯里，其他杂姓的社员都散住在外围。陶姓人数最多的是“德”字派，接下来是“永”字派，还是小罗卜头一帮的则是“芳”字派。“德”字派正当年，队上当权的基本上是这一派。
陶组长四十来岁，个子不高，人却非常精干，黑红的脸堂上一双眼睛和善可亲。陶组长待我们真的是好。话说回来，队里哪个又对我们不是真好呢？纯朴的民风，相对闭塞的环境，加上他们对省城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这些，使得队上的社员，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其他什么人（当时我们也搞不清还有些什么成份的人）都对我们视同亲人。队上的年轻人和那些大嫂大姐们更是喜得不行，手把手地教我们铲草皮沤肥、种油菜、点红花草籽。汗水和疲劳被这浓浓的亲情一一化解。其时已是秋忙过后，劳动并不繁重。但那是人民公社时期，一年到头并没有真正的农闲，有的，只是相对不那么紧张罢了。
转眼便到了冬天，在等待和筹办过年的时日里，我们还为社员办了一场晚会。有艺术细胞的人在这里大显了一回身手：颇有文艺才能的王时燕是这场晚会的导演，作古正经排了几个节目。俞氏如醉如痴的拉了一通二胡；曹治华则充分展示了她嘹亮的歌喉；更有全体女知青声情并茂的表演唱，赢得社员阵阵喝彩。
过年，在农村算正经是热闹埸合，打糍粑、杀年猪、喝冻米茶。说起打糍粑，给我印像特深。过年的前几天，家家都将泡得雪白的糯米担到会计家，不再放水，用大甑蒸熟，然后趁热倒在一个石臼内。队里最好的劳力选两个出来，手握一人高、红亮发光、两头粗中间稍细的茶树棒，相对而立，用死劲你一下我一下的砸臼里的糯米。不一会，糯米就团成了团，再砸又粘在棒子上，汉子们这时头上冒出了汗，手上的活计却不能停下来，只见手将棒子举得更高，狠狠地砸向粘在对方棒子上的糯米，这样往复几十次，糯米就变成了亮晶晶的一团白面，只听一声喊，两根棒子合起将糯米团甩到放倒在堂屋中央的大门板上。以后的活就是大娘伙的了，仍然是趁热，将糯米扯在手上，揉成团，放到抹了茶油的门板上一压，糍粑就成了。其时更有小把戏们嬉戏穿梭其间，口里塞满软糯的糍粑，真真正正是一幅农家乐的图画。 而知青们，似乎就是吃了一餐平时难得一见的大肉，好好地放松了两天。
那一段时期是我们下乡以来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