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这话错吗？未必。但是科学的方法论告诉我们，任何命题的成立与否，都是有条件的。要让人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中有所作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凭主观的断言或愿望，还要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基础，有全国城市的支援，有正确的方针政策，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不具备这些条件，看似“正确的”主张，只能是头脑里的空想，书斋里的空谈，一旦付诸实践，徒然祸害了一代人。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客观条件空前良好。当年我们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生产总值已达到18万亿；当年对农村是竭泽而渔，现在是“多予少取放活”，基础建设成为国家重点，财政投入大大增加；当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左”倾路线，现在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富民蓝图，以及一系列综合改革的政策措施。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天地大舞台，具备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就需要各行各业的知识青年，在各个领域里尽情表演，来大展宏图。即使像江苏华西村那样富裕的地方，也需要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那些目前还贫穷落后的地区，更需要大学生、硕士、博士，去奉献青春，施展抱负，艰苦创业，改变面貌。从生产、生活、风气、村容、管理各个方面，帮助全国农民实现小康，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新天地。 二十一世纪正处于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当前的“上山下乡”完全不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简单重复，而是处于一个更高的水平、更高的层次，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比之当年的“知青”岁月蹉跎，这一代“知青”是空前幸运的。若干年后回首往事，他们将无限自豪地看到，自己是以建设新农村的见证人，记载在历史篇章之中。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底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作为一场浩大的群众运动的主体，知青是文革的参与者，是文革的亲历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更多的承载了文革所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变后发生了裂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