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恋
--谨以此文纪念曾经一起生活、奋斗过的知青友
杨声哥从隔壁大队捎信来，要我去他那一趟，说有要事相告。
见我进了屋，扬声哥高兴地说：“周英来了电报，说今天从上海动身，明天到长沙，后天可到达这里。我想请你一起去车站接她。”
“好呀，可以见到漂亮的上海姑娘了。”我兴奋地说。
杨声哥是湘江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算起来比我的学历要高出四届。但他为何要我和他一起去呢？
原来我俩的妈同在一家南货店上班，是老同事且关系好，常有来往，所以认识早。
不幸的是，杨声哥几年前就患上了灰质脊髓炎，脊椎直不起，那腰一年比一年弯。但他没被病痛击倒，而是始终抱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
他其实完全可以留城。医生对他说过，这病极难治，没什么特效药，一定要多加保养。学校上山下乡大动员，没任何人动员他，而他却出人意料地非要报名不可。班主任老师曾个别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对他说：“杨声，我知道你听毛主席的话，有一股年轻人敢说敢干的勇气，但你也要慎重考虑，你这身体在乡下能行吗？农村生活相当艰苦，一定要慎重考虑，不能当儿戏啊！”
“老师，您放心，别看我这样，我能自食其力，下乡锻炼可能对我的疾病还有好处，所以我决不会当逃兵。”老师无言以对。当时有谁会坚决阻扰学生下乡呢？尽管是他这种身患重疾的人。学校领导知道此事后，竟在动员会上将他作为典型表扬，一时在同学中引起不小的轰动。
下乡后，大队支书将他安排在一名老乡家中，一日三餐，包吃包住，同时安排他一些轻微的活，如赶赶田里的鸡鸭，晒晒谷子什么的，对他照顾有加。
他每天坚持出工，晚上还要写一些思想汇报、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等。
……
清早，一个佝偻着背的人在田间小路上匆匆行走。知青和社员都知道，这是杨声，又是到大队支书家送“学毛著心得”的。
他的文章写得好，口才也出众。一次在大队支部召开的学毛著讲用会上，他用刚学会的本地话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小时。讲他在北京串联时，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的激动情景；讲他下乡前的思想斗争，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使他下定决心来到农村；讲他在大队各级干部以及广大贫下中农的关怀下，得到了很好的学习和锻炼。他最后还讲了要努力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再教育，立志农村干一辈子。
他的一番精彩讲演，深受大队干部和社员的好评。李支书说他身残而志坚，是学毛著的标兵，并号召众知青向他学习。但有些知青对此却不以为然，有的同学挖苦他，说他个子不高调子高，人不装相话装相。
一些知青拿他取乐，说跟在他后面走别想走财运，路上掉的钱都被他一个人捡了。
天气冷，有次他戴的帽子被一些人摘下做“击鼓传花”，他去抢却抢不到手。有位同学将他的帽子丢在地上直踩。他刚上前去捡，又被传给了别人，急得他车车转。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将帽子抢过来给了他。
杨声爱写心得体会，爱与社队干部交往，我想那是他个人的自由，是弱者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而已。但他从未伤害过别人，也没打过别人的小报告。换句话说，他并没把个人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没干过损人利己的事。有些人对他的奚落和伤害其实是不公平的。
一天，杨声邀我一起去镇上赶集，两人边走边聊。我说：“杨声哥，你这身体出工吃得消？”
“还行，只是腰痛比以前厉害些，不过不要紧，还受得了，实在不行，我会注意休息的，反正生产队不会勉强我出工。”他还说：“最近我准备将一个上海女知青接过来，下到我一起，我已经跟大队支书讲好了。我好奇地问：“是你亲戚？”
“不，是串联时认识的，这次她来信说上海知青都要下到黑龙江，她怕冷。我去信说要她下到湖南。”
“她答应了吗？”
“已经回了信，说她不久即准备过来。” 杨声还情不自禁地将认识这位姑娘的经过娓娓道来：
“我串联到上海时，腰痛病不幸发了，被当地接待单位送到一家医院免费治疗，而且还派传人照料我。派来轮流照料的是几名上海女初中生，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的叫周英的学生照料得特别周到，不厌其烦地给我端茶倒水，搀上扶下，还不时从家里带来一些好吃的给我解馋。我对周英产生了好感，遂主动和她交谈，谈国际国内形势；谈自己的亲身经历见闻；谈个人兴趣爱好等。我的普通话说得好，没一点长沙尾子，别人听了都以为我是个北方人。周英最喜欢听我神聊瞎侃，常被我讲的故事深深打动，对我赞不绝口。有一次我说起自己的病时不由有些悲观。周英安慰道：‘你虽有点病，但是能治好的。你学识丰富，能言善辩，而且浓眉大眼，相貌堂堂，这就是你的骄傲，你的本钱，这有什么值得悲观的？’她的一席话，说得我心头一热，不由感叹：‘知我者，周英也。’在医院相处一段时日，我俩即建立了较深感情。我回长沙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写信。两人相隔千里，鸿雁传书，虽未再谋面，我俩的心却挨得更近。”
杨声眉开眼笑地讲述着。一路上，我被他的罗曼蒂克故事打动了，也在急切地盼望着上海姑娘的早早到来。
次日，我陪杨声一起去接周英。
“看，她下来了。”杨声边说边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上前打招呼：“小周，辛苦了，一路上还好吗？”周英操着一口上海普通话回答：“还算顺利，只是一路上没吃什么东西，阿拉吃不惯这里饮食，什么菜都放辣椒。”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我诡秘地说：“杨声哥还买了好多辣椒等着你吃呢。”
我将她的行李接了过来。一行人兴冲冲地走在回村的路上。
周英身高
刚下队，杨声百般呵护着她。他不再在老乡家搭伙，两人在一起吃。尽管他平时嗜辣如命，此刻炒菜绝却不放一点辣椒，但一定会记得放糖。周英吃饭时总是夸他会炒菜，他却是每餐在舍命陪君子。周英怕蚊子咬，他每天要爬到她床上将蚊帐里的蚊子打得干干净净，让她睡个安稳觉。周英怕乡下的狗，他总是佝偻着腰拿一根棍子吆喝着在前面给她开路……。
由于乡下条件过于艰苦，加之得不到什么治疗，不久，他的腰病更加严重，走路时腰弯得更低，几乎成了90度的直角。此时轮上周英照顾他了。虽说周英是上海姑娘，其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但她在乡下度过一段不适应期后，开始显山露水了：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挑水种菜，洗衣做饭，跑腿应酬……都落在了她一人身上。除此之外，她还要尽力照顾杨声，什么事都不让他做。老乡都说周英是个有良心吃得苦的好姑娘。
我有时抽空到他俩住处，帮他俩干一些打米、挑水之类的重活。他俩总要留我吃饭。
一日饭毕，我看着杨声佝偻的身子在房间走动，有些悲怜地说：“杨声哥，你还是回长沙治疗吧。”
“我这病治不好的，也没钱治！”
“你当初就不该下乡。”
“我不下，我弟就会下，我弟留下比我留下强。”
“此话怎讲？”
“他留下可照顾父母，而我留下父母则要照顾我。”
听他这么一说，我鼻子酸了起来，沉默良久，见周英不在身边，悄悄说：“你这病能结婚吗？”
“能，医生说我有生育能力。”
“那干脆早点结婚生个崽。”
“不，我不想害她，我把她接来主要是看她下黑龙江不习惯。我并没有要她跟我结婚的念头。她如果想跟别人谈恋爱，我会同意的，因为她跟谁都比我强。”
“快不要这么说，周英对你这样好，怎么还会去找别人？”
“我清楚自己的病，我的命肯定不长，随时都会有个三长两短的，万一的话，请你照顾一下她。在这里，你是我最信赖的人了。”说到这，他眼里噙满了泪水。
“杨声哥，不要说了，你这样的好人不会死，你们会幸福的。”
我不忍再待下去，告别后，红着眼睛出了大门。
一日，我在菜园摘了些菜，来到杨声的住处，进门一看，杨声躺在床上，周英坐在床头抽泣着。
“怎么啦？，杨声哥。”我惊讶地问。
平时杨声躺在床上见有客人来，可以立即翻身而起，而眼前的他，却只能艰难地转动一下身子，有气无力地说：“东，你来了。”
“病又严重了，上医院看了吗？”我关切地问。
“上医院没什么用的，躺着休息几天再说，我现在还有点药。”
周英见我来了，抽泣道：“平时我总是不让他一个人做饭，要他一定等我收工回来一起做。前几天我收工回来进门一看，他一个人早已从外面搂进一把好大的柴在烧火煮饭。我当时就责怪他，说他太不注意自己的腰。果真，第二天他就起不了床。”
杨声说：“看到她一个人出工太辛苦，我是想减轻一下她的负担，谁知弄巧成拙，倒害得她为我担心。”停了一会他接着说：“我要她不要着急，她总是眼泪双流，怕我死去。我说我还不得死，我是个千年不死的祸害，在害她，害家里父母，害我身边所有的人。”杨声说到这里，自己的眼泪竟止不住“哗哗”直流。周英此时扑在他身上痛哭起来。
我此时噙着泪道：“你们听我说，杨声哥，你这样子再也不能在这里拖下去了，这样后果会不堪设想。听说现在可以搞病退，杨声哥何必不走这条路呢？反正像你这样子招工是不可能了，在这里长期呆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眼前只有病退最适合你。”我沉思片刻接着说：“我想周英也没必要在这里干了，陪你一起回长沙，我不相信你们两人在长沙会活不下去。”
此刻三人默默无语，我在等着杨声他俩的回音。良久，杨声叹息一声：“其实我早考虑过病退的事，只是想到我走了后周英怎么办？她一个人留在这里行吗，是不是会太孤单。虽然我在体力上做不了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我总还是她精神上的一个依靠和寄托。”杨声清了清嗓子继续道：“看来只好这么办了，这也许是目前唯一一条行得通的路。”他说完抓住周英的手：“你的意见呢？”
“不管怎样的情况，反正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我还能分开吗？”周英止住了抽泣说。
“难道你给我当一辈子护士兼保姆？这太委屈你了，也太不公平了吧，这样下去我怎能心安呢？”杨声沉思一会后接着说：“你不像我，你今后前途还大得很，你父亲今后问题落实了，找点关系，将你招工回上海是完全有可能的，何必一定要跟着我受罪呢？”
此时只见周英抬起头直盯着杨声：“你怎么当初不让我下到黑龙江去冻死算了，要将我接到这里来。我来后你怎么要对我那般好，殷勤体贴，无微不至，为了我你辣椒都不吃了。而到了现在你却要我无情地与你分手，我做得到吗？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不管是做人还是做鬼都要跟着你。再说，再说，我，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周英说完又“呜呜”地哭起来。
“好，你莫哭了，我到哪你就到哪行吧，看来我只有死的那一天，才是你最后解脱的日子了。”杨声说完眼圈又红了起来。
“杨声哥，现在最重要的是商量一下如何行动，生产队和大队都得有个交代。”我说。
“我想这些都好办，像我这样的人办病退，我相信都会给开绿灯的。等我稍微有所好转，我和周英收拾东西先回长沙，在长沙的医院开出疾病证明后，再要周英到这里来办理手续。以后她也可慢慢搞病退回长沙，再在长沙找点工作做。”说着他看着周英：“你看这样行吗？”她随即点头。
走的那天，杨声队里的老乡都赶来送行，张大妈提着一篮子鸡蛋来了。她拉着杨声和周英的手说：“你们在这里吃苦了，这几年我们没照顾好你们，想起来真有些对你们不住，你们这一走，我们还真舍不得呢。”大妈说着直揩眼泪。送行的老乡看着这一对相亲相爱的长沙、上海知青落得如此地步，都唏嘘不已。杨声坐在板车上，周英跟在旁边，两人哭着与众乡亲一一道别。
车影远去，乡亲们还站在那里久久挥手，不愿离去。
他俩先后将户口调回长沙，周英被街道安排了工作，杨声一直在家养病。
（注：本文主人公均为化名，杨声80年代已去世，周英已调回上海工作，两人生育了一个孩子。）
人间自有真情在，负心人能不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