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把当年身穿黄军装，头戴绿军帽，臂别红袖章，腰系军皮带，身背黄挎包，手执红宝书的红卫兵们戏剧性地兜了一个大圈。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高指示的召唤，全国的部分知识青年开始背起背包，扛着行李，高挽裤管，一批一批地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
曾几时，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却变成了接受再改造的场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21种人和社会上的一切“残渣余孳”，都被关进了圈地的牛棚，就连他们的子女也遭受到了人为的歧视，被无情地驱逐出家园，赶进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行列。
（一）
1968年12月，一场大雪把古镇妆点得一片苍白，凛冽的寒风把公路两旁的树枝吹得吱吱地发响。为了不被革委会的民兵押送去农村，全家7口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逞着借来装家具的板车，在过小年前一天的下午来到了插队的指定地点。在生产队长和指导员的安排下，租了邻队木匠师傅的一间包瓦房，算是暂时安了家。晚上，呼呼的北风把雪子雪花从瓦缝里灌了进来，哗哗的响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下乡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相互倚偎拥挤在一间床铺上，谁也没有睡觉。我望着父亲那无可奈何的表情，心里一阵阵地发酸。
父亲一生酷爱文学和书法，尤其是对古韵诗词的钻研，可以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因此，父亲也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划入21种人，继而被头戴高顶帽，胸挂批判牌，接受革命者的大批斗。作为其子弟的我，刚满十六岁就被列入了第一批下放的名单。俗话说：儿行千里母耽忧。母亲的忧虑，促使父亲硬着头皮找领导去求情，那时节，父亲虽是单位上靠边站的干部，不过还是唯一的技术骨干，很多关键的地方没有他还真的不行。但是，在那个“矫枉过正”的年代是起不了作用的，相反，接踵而来的是以阻挠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全家随子下放农村，并限时在农历的小年前必须到达指定的下乡地点，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父亲是因为割舍不了骨肉之情，才离开了他花费十多年精力创办的企业。我望着父亲消瘐而又苍白的脸，一种替父亲呜不平和要保护父亲、担负家庭重担的责任感从心底生起，我彷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