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确定节日的形式来唤取民众对某个(件)人事的重视,正说明该人事真正值得重视。植树,可能说不上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但似乎也是等而下之。而据我看来,如果将人类生存问题置于整个地球生存问题的大框架之内来考虑,那么,似乎很少别的什么还比植树更为重要的了。君不闻,全球有十大环境危机么,而森林锐减就是其中之一。在今天的地球上,森林正以平均每年4000平方千米的速度消失,这样就使它涵养水源的功能受到破坏,从而造成了水土的严重流失和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减少,进而又加剧了温室效应。可以说,森林危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其它九大危机。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吗?
在重视发展森林、提倡大力植树造林这一问题上,古人并不比我们逊色。就拿皇帝来说吧,他们为了提倡、推动植树造林,下诏颁令、奖罚严明。据史载:早在夏朝的大禹,大概是尝尽了治水的苦头,非常重视植树造林以保持水土。并规定“列树以表道”,即种植路旁树木,相当于今天在公路两旁植树。为了动员人们植树,甚至作出“不树者,无椁”之规定,也就是不种树的人死后不许棺葬。秦始皇东巡泰山,凡草木凋零,当即下令“无伐草木”,又令天下在道旁“每三丈而树”、“树以青松”。这个暴君干了“焚书坑儒”的大愚事,唯独不准烧毁有关植树造林之书,并令官员藏之。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下诏,“男夫一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对植树的品种、数量和实施措施还规定得很具体哩。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具体到专设了“虞部”、“司苑”等官职,分管草木园林事宜。尤其是宋太祖,他根据植树多少把百姓分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并下令凡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对率民植树成绩卓著的官吏,晋升一级。由于这样,宋朝植树成效十分显著。从福州古田县海口镇到海南,除遍种松桧之外,还杂种荔枝, 茂林连绵不绝。
晚清名将左宗棠出任西北时,倡导军民在潼关至北疆的驿道沿途广植树木,长达数千里,以所种柳树最多,人称“左公柳”。这恐怕是流传最广的佳话。无怪乎清代人杨昌溪赋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写出“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句的郑板桥,对植树也很热心,并十分重视保护林木,提倡封山育林。
据说有一次,一人出了一幅上联:寸土成寺,寺旁言诗,诗云:明月送僧归古寺。要郑板桥对出下联。郑板桥稍加思索,借题发挥,对得极为工整,很有意思:双木为林,林下示禁,禁日:斧斤以时入山林。而“斧斤以时入山林”,又是《孟子》一书中的话,这联意旨是说,要下禁令封山育林,按时按计划砍伐,不准乱砍滥伐。这岂不是利用游戏之作,宣传当时的“森林法”吗?
不厌其烦地翻古,并非厚古薄今,只是想说明,即使在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黎民,都十分重视植树造林。时代在前进,难道今人还不如古人吗?不过,殷忧还是有的。我总觉得年年喊植树造林,植树节这一天又广泛动员官民植树,煞有介事,形式和内容要统一才好。如果真象老百姓说的,“年年植树又造林,荒山秃岭照样增”;“植树节、植树节,做做样子把相摄”,那就槽了。最近,我看了一篇题目叫《位置》的散文。作者告戒人们要摆正“人”在大自然乃至地球、宇宙中的位置,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人本位和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应该主宰自然界,称霸万物,任意役使万物、宰割万物,务求‘最大自由’与 ‘最大享受’,只顾自己的意志体现和利益扩张,全然不理会自然万物的生存秩序以及与他人的共生关系。有些人更忘记了命根所系,鄙薄山林水泽这个人类生存的大本营,甚至无所顾忌地排拆她,损害她……。”作者大声疾呼:人应与天地相应,人应与草木同归!在人与自然(当然包括林木)的关系上,人类须与之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决不可对自然横加伤害与掠夺,不能用自己创造的“技术圈”去破坏“生物圈”;不宜强调人定胜天,而要更多讲“天人合一”。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只不过是达到天人合一之万一。如果我们有这个认识,植树节和植树造林就不是名不符实;为了过好植树节,人们就会自觉自愿地以实际行动庆祝这个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