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大哥

  　  许多年过去了，以前经历过的许多事，交往过的许多人，有些在记忆中已开始变得模糊，逐渐淡忘了，唯有这个人，他的事，至今仍象刀砍斧凿一样，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

        那年冬天，文化大革命余波未息，上山下乡的浪潮又把我们这些“老三届”冲到了洞庭的腹地——沅江，我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知青生活。

    　沅江是母校长沙一中的指定知青点之一，当我们作为第一批知青被分配到生产队时，住房还没盖，七、八个同学分散寄住在社员家中，甚至没有来得及熟悉队里的情况。那天队长通知去公社迎接第二批同学，一见面大家都觉得好笑，几天前还在长沙话别，转眼间又在沅江重逢，真是世事难料。尽管如此，他乡遇故知，总多了份亲切。
　    分配的名单公布了，结果让我很失望，几个同班同学被分到了邻队，而来我们队的，却是几个低一届的校友，以前没见过，其中有一个叫吴学耕，名字很好笑，他父亲在十多年以前，似乎就预测到儿子的今天，真是造化弄人。这是我第一次见面时他留给我的深刻记忆。不曾想，他竟然能在我今后的一生中，永远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他从学校带来了一个绰号“猴子”，依照当年年轻人的习惯，戏称为“猴大哥”。后来社员们也跟着知青这么叫，久而久之，其真名反被人遗忘了。几十年后，就是当年同队的社员、知青，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记得他真实的姓名了。
　   “猴大哥”有一米七左右的个头，脸庞长而瘦削，鱼泡眼，牙齿微暴，看上去显出超出年龄的早熟，说话时口齿不清楚，声音仿佛停留在喉部与舌根之间，听起来很费劲，与我们说话时，脸上总露出一种谦卑和腼腆的笑。
　    来队不久后，大家混熟了，才发现他的性格很内向，不喜欢与人说话，也不喜欢与人交往，举动让别人觉得怪怪的，大家反倒时常拿他开玩笑。“猴大哥”看起来很单瘦，却会些拳脚，刚来队几天，有人发现他在打拳，有板有眼的，一看就知道练过，身上露出发达的肌肉，显得十分强壮，有人笑他打猴拳，他反而一本正经地解释这叫巫家拳，尽管到后来谁也不知道巫家拳是何种拳法，但从此   猴大哥“有打”的传闻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了。
　    其实，“猴大哥”人很率真，聪明，善良，随和。农村的体力劳动是很繁重的，几乎对每一个年仅十七、八岁的知青，都是一种对于灵魂和肉体的考验，但他做事从不偷懒，不惜力，也不会有许多牢骚，只是默默地跟着大家一起干；农村的生活是枯燥的，没有报刊，没有书籍，没有电影，也没有任何文娱活动，知青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去三、四里以外的阳罗镇，买点日用品，寄封家信，偶尔碰上几个同学，朋友，在饭店吃顿饭，说几句话。有的干脆跑上十里、八里的，见见老同学，叙叙旧，聊一聊有关招工消息等永久的话题。他农闲或休息时总是呆在屋里，从来没有见他有同学，朋友往来；农村的物资条件极端匮乏，知青的独立生活能力差，不会自己种菜，养家禽，喂猪，时间长了，也会听到知青偷鸡摸狗的传闻，我们队没有这类新闻，如果有也扯不上他，因为他是那种永远不会给队干部添麻烦的人；他从不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更不喜欢背后议论，说三道四，久而久之，人们很难注意到他的存在。
　     第二年初冬，长沙许多单位在沅江知青中第一次招工，分配下来的名额有限，人选很快由大队干部定了，除了公社、大队树的知青典型外，清一色“根正苗红”，与干部们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至于表现，只要不是“民愤极大”，也可以入选，我和弟弟（当时已随我插队）及部分同学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入不了这个圈，所以不做这个梦。倒是一些出身过硬，表现不差的边缘人物，对落选有些失落，猴大哥父亲是铁路工人，这次没走成，看得出很沮丧。
　    队里为走的知青开了小型欢送会，这些人完成了十个月的镀金，迎着社员羡慕，知青嫉妒的眼光，昂首挺胸，欢欢喜喜地回城了。
　      就在送走他们的第二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直到今天我有时还在想，这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那天是农闲季节，许多知青没有出工，我九点才起床，一出房门，看见猴大哥坐在堂屋里，手捂着肚子，样子很痛苦，问他同屋的知青，才知道他从昨晚开始起发病，肚子一直痛到现在，一夜没有睡，不时有些呕吐，当时我们没有特别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普通的肠胃炎，吃点药就好了，只是看他这样难受，慎重起见，决定立刻送他去医院。
       农村的条件很差，没有担架，我在社员家借了一张竹睡椅，用两根撑船的竹篙一绑，做成一抬轿子，喊了一个叫“海鬼”的知青，带上弟弟，抬着他直奔医院。
　　    公社卫生院距队上仅三、四里路，与阳罗镇隔河相望，那天艳阳高照，初冬的太阳晒在身上有些发热，上午十一点多，当我们抬着轿子匆匆赶到时，早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卫生院很小，七八间房，两三张病床，六七个医务人员，没有什么像样的检查设备。接待我们的是小范医生，平时很熟的，他父亲是个老中医，卫生院长，从小带他在身边给人治病，后来子承父业，当了赤脚医生。小范平日对知青很关照，知青买药或路过，喜欢与他聊聊。那天是星期天，是小范值班，整个医院也才二三个人，没有其他医生。小范仔细号了脉，又用听诊器检查了好久，诊断结果与我们猜想的差不多，是肠炎。无非是打点滴，消炎止痛，留观之类。当那些药剂缓缓地注入病人的静脉，我们长舒了一口气，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悲剧的开始。
　　    点滴注射了两个多小时，情况似乎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糟，猴大哥不停地呕吐，到后来胃里面已没有什么可吐的，几乎全是水，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我坐在他床边，他下意识地抓着我的手，全身都是冷汗。下午三点多，他进入了休克状态。此时可以看得出，小范医生慌了，额头上不时沁出滴滴汗珠，然而，他依然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
　　     对病情的确诊纯粹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医院小李的丈夫（不知道他的姓名）是黄茅洲区医院的大夫，回家探亲，碰上这个情况，被请来会诊，不一会，一个令我们所有人震惊的诊断宣布了：病人患的是急性肠梗阻，需要马上送往上级医院开刀，否则有生命危险。病危通知单立即下达了，我要“海鬼”火速回队求援。队里很重视，几十分钟后，向队长带了两个社员急匆匆地赶来了，准备将病人抬到黄茅洲抢救。
　　    此时是下午四点多，一切都晚了，没有班船，没有其他的任何交通工具，此地距区里有三十多里地，猴大哥奄奄一息，别说抬三个小时，任何剧烈的移动将使他猝死途中。医生们无奈地做出了保守治疗，待其病情稳定后再转院的决定。此刻我心中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只是不能说，也不敢说。只能静静地坐在他的病床边，一边盯着他，一边把着他的脉，寄希望于奇迹的产生。脉象渐渐地微弱了，到后来根本摸不到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呕吐，呻吟，手已经慢慢地变冷，那一刻世界仿佛凝固了。
　　    傍晚时分，卫生院范老院长回来了，他决定马上送病人过河，去阳罗区医院求教。我们已经绝望，麻木地执行了他的指示。事后回想，他是很有心计的，他为医院回避了责任和一次不光彩的纪录。
　　    夜幕已经降临，月亮已经升起，当我们将病人抬上渡船，船入河心时，突然大家都听见猴大哥发出了一声叹息，尔后又归于平静。
　　  晚九时许，当我们拳打脚踢地叫开阳罗区医院的大门，喊来值班医生时，在短暂的检查后，医生丢下一句话：“人已经死了，瞳孔都放大了，抬回去办理后事吧。”我的头象挨了一棍。霎时麻木了，以致以后的几个小时内，自己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完全没有印象，一片记忆空白，几十年后我问弟弟，他说，他也是。
　　  当我们抬着遗体踏上归途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那天可能是农历九月十五，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挂在空中，惨白惨白的，湖区的湿气很重，挨着地面有一层薄薄的雾霭，人象腾云驾雾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
　    抬遗体用的是一张不知从那里弄来的小竹床，四脚朝天地绑在带来的竹篙上，遗体放在竹床的反面，抬遗体的人是我，“海鬼”及一个社员，两个人抬，一个人前后轮换，弟弟在后面远远地跟着，向队长和另一个社员已先回队报信，准备料理后事。竹床很短，猴大哥没穿袜子，赤裸的两只脚丫从竹床后伸出来，杵在后面人的眼前，不到一尺，令人毛骨悚然，更要命的是他的一双手，不时从竹床两边的缝隙中滑下来，吊在下面，随着竹床颤悠的节奏，前后摆动，就象士兵在操练步伐，我几次将他的手拿上去，塞进竹床，但无济于事，几分钟后，马上又滑了下来，重复同样的动作。我们心里特别紧张，无论是抬前面还是后面，都只能抬一、二百米，马上要换人，我第一次发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当我们接近大队地界时，方圆几里的狗都在叫，以前听老农说过，狗能见到魂魄，今天，它们见到了什么呢？
　      我们终于连滚带爬地回到了生产队，他的遗体停放在队屋前的禾场上，我们不停地驱赶着跑来的狗，唯恐它们在遗体上叼去什么。队里的社员来了，队里的知青全来了，他们都在问，这短短的一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惊魂未定，无言相告。
　    那天晚上大家无法入睡，几个女知青特别害怕，专门腾了一间房，请男知青住在隔壁为她们壮胆，自己挤在一间房过了一夜，我整夜辗转反侧，反思着白天的每一个情节------。
　    几天后，猴大哥的追悼会召开了，参加的人有干部，有社员，有知青，还有从长沙赶来的他的父亲，因为他是我们公社死的第一个知青，所以追悼会很热闹，隆重。他父亲表态很好，准备将小儿子也送到农村，继承遗志云云，我闻之哑然。

    猴大哥安葬在运河旁一处平时无人去的荒洲上，离队上有两、三里地，以后再没有人拜祭过。大家都不愿意钩起内心的伤痛。
　    二十多年后，我和弟弟各自带着妻子、儿子回到沅江，去追寻过去的回忆，当我们来到那片荒洲，准备去拜祭猴大哥时，我们发现，墓已经无法找到，全平了，连当地农民也无人知道。我沉思了片刻，心中反有些释然：一个时代过去了，几十年后，就象眼前这墓，会在后人的心中悄然消逝的。
　    不过，作为经历者的我，还是忘不了，那个夜晚，那轮惨白的圆月和那条崎岖而漫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