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岭下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中间，心甘情愿地与他们一道面向黄土背朝天、牛马般地劳作着。除了觉得农村苦，觉得农民谋生实在难，觉得城乡差别太大外，最初我并没有其他想法。当时我还是那种思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党的指引、是革命青年的方向，又是自己自愿报的名，因此再苦再累我也只有朝这个方向走下去。
然而,大约两年以后,我的这种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致命的打击。这种挑战与打击不是来自其他地方，而是来自指引我们上山下乡的党和政府，它使我受到了另外一种“再教育”。
大约在一九七０年前后，传来了工矿企业在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的消息。不久，我又收到朋友李卫国的来信：靠关系转到长沙城郊农村的他，已被招进有名的长沙纺织厂当工人。
在知识青年中招工对广大知识青年本来是福音，然而却引起了我的思想波动和思考。
最初面对招工，我是迷惑不解的:既然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说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并教导知识青年要“扎根一辈子”，为什么半路中间又在知识青年中招工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过尽管起先有几分疑惑，但我很快就不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来我知道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进工厂去向工人阶级学习更好；二来，当工人意味着有比当农民好很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这也合我的心意；再者，当工人是拿固定工资，不必象在岭下生产队做“大寨工”这样，每五天要评一次工分。每次评到深更半夜不说，还常常为零点一个工分争得男人脸红脖子粗，女人呼天喊地叫冤骂街。
然而一年又一年，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招工，我失望地发现，进工厂做工人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无缘。当那些“苗正根红”或苗基本上正、根大致上红，加上又有“后门”的知青伙计或堂而皇之、或秘而不宣，但都兴高采烈地进城去当工人后，留在“广阔天地”里“干革命”的，就基本上只剩下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了。
虽然我们这些“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都极其真诚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扎扎实实（或者说老老实实）地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希望以此得到党对自己的信任,但结果却十分明显:我们这样做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一方面，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大肆正面宣传，说这是一条有远大前途的光明大道，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另一方面，却是这条革命路线将“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弟招工招兵招学招回城市，使农村实际上成了“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的放逐地。
这条所谓的革命路线的宣传工具的大肆宣传，同这条路线实际奉行的那一套的完全背离，使这种宣传的欺骗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了我们面前，这不能不使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欺骗。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些宣传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怀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目的了。
4、亲身感受到的社会现实引发的思考
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正地接触社会，而不是从书本上、广播中、电影里了解社会，也使奉行极左路线的伟大领袖在我心中的地位一步步下降。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发现了太多的极左路线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正相反的例证。
例如极左路线的报纸、电台大肆宣传说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说贫下中农争相购买毛主席著作。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上面的硬性摊派：每家每户都必须购买一套“毛泽东选集”，不管你识不识字。斗大的字不识一萝的“眯眼哥”、“财拐”和“马拐”家都得买。而对这种硬性摊派，我听到了贫下中农不满的声音（当然是私下里表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声因后来暂不要各家各户掏现钱，而由从生产队交售公粮的收入中统一扣出──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终于消除）。
例如,报纸电台的宣传总是说,如今贫下中农如何当家作主、生活如何好。但我在农村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贫下中农连种什么、什么时候种、种密还是种稀都不能自己作主。为了图个稍好些的价钱将自留地里种的一点花生拿到城里去卖都要上台挨批斗，说是投机倒把。贫下中农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却是粮食不够吃、衣衫破破烂烂,常常连买煤油点灯的钱都没有。往往是,报纸电台大肆宣传说农村又获大丰收、家家户户喜气洋洋的时候,正是农村收成差,贫下中农缺粮饿肚，人人愁眉苦脸的时候。
极左路线的宣传总是说旧社会贫下中农如何受苦受累，但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听说以前农村完全是“半年辛苦半年闲”，日子远没有现在这么苦。
极左路线的宣传总是说现在生产如何如何发展了、粮食产量比过去增加了多少多少，牲猪比以前多了多少。但这种宣传之虚假就连瞎子也看得出来。从贫下中农对现在赶墟想买个包子吃都买不成（没有粮票）、向国家交售了牲猪自己却从墟上买不到猪肉的愤愤然，以及对过去乡下墟市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当然不要粮票）、猪肉“你指哪里肉贩就给你割哪里”的描述，我听出他们对过去日子的怀念，对极左路线下的“社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否定。
极左路线的宣传工具总是说旧社会地主是如何残酷剥削压迫贫下中农。但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听说他们过去给人（当然是给地主）当雇工时，一天挣得的稻谷比现在在生产队出一天工挣得的稻谷多得多。从两个解放前在桐木一带所有的地主家都当过长工、打过短工老贫雇农那里，我听说以前有的东家对雇工相当好：雇工是由东家供饭的，怕你在餐桌上讲客气不夹肉吃，有的东家会在给你盛饭时将肉块埋在你的饭底下。而这两位老贫农对现在的大队支书及其他大队干部的评价却是：比以前的地主还剥削压迫人。
极左路线的宣传总是说解放前地主如何贪图享受不劳而获。但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听说我们大队贺家生产队有一个地主,解放前冬天连棉衣都没有穿过,省吃俭用又辛劳过人，省下钱来买了些田土，还未及“享受”就解放了、土改时，田土分给了别人，自己也被划了地主。
极左路线的宣传工具总说是地主的剥削压迫造成了贫下中农的贫困。但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听说当年岭下最贫困的雇农“马拐”家解放前之所以一贫如洗，是因为他父亲嗜赌如命，“最后连灶头上的火钳都输掉了”。这使“马拐”差点被他父亲卖了，后来又不得不年纪轻轻就去给人当长工、打短工。可现在，“马拐”却常说过去当长工一天挣的谷子比现在在生产队出一天工挣的多得多。
刚下到生产队时，由于当时的崇拜狂潮对我的极大影响，所以我仍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而且我以为，贫下中农一定比我更加崇拜毛泽东。因为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是这么说的。但在农村的生活与劳动使我惊奇地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刚到生产队不久，我被派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建筑工地做小工。一次工余休息与工友们聊天时，我说起自己从报纸上（当然是文革期间造反派办的那种报纸）看到的一则消息，说经医生检查，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我的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中年泥水匠骆师傅似信非信地说:我们餐餐吃红薯,伟大领袖餐餐吃大米，他当然可以活一百二十岁！而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小工则一致反驳我，说无论如何一个人活一百二十岁是不可能的。我说这可是经过医生检查的，是科学结论。他们则说，肯定是医生怕杀头才说伟大领袖可以活一百二十岁的。
一个叫石磷的小青年同时还十分不恭地断言：伟大领袖一定经常找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性交。我当然立即反驳他的这种胡言乱语。我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道德极其高尚。但石磷坚持说，一个那样有权力的男人不可能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找女人干那事。
其他青年都附和石磷的看法。
这些出身响当当的农村青年对伟大领袖的看法令我大吃一惊，它使我感到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并不象报纸上宣传的那样敬爱。联想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感受到的其他情况，我在思想上不免也对所谓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
例如，我对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下，农村的社会、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开始产生了疑问。
刚一下乡我就注意到樟市那条二、三百米长、破败不堪的、住户全是农民的墟街每幢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是铺面形结构。似乎这些往户过去都是从事工商业的小店主而不是农民。似乎，过去这儿曾经有过工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而不象现在这样，除了几家由官方机构垄断的工、商单位外，其他人一律是衣衫烂褛的农民。
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概念：即在不受官方压制、让人民自由发展经济的情况下，樟树下这偏远的乡村集镇也是可以有某种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商业、服务业繁荣的。所以，最初我对樟市墟街上的房屋都是铺面结构是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我甚至以为，樟市人有一种不健康的、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的癖好。
当我与贫下中农相处久了，当我对樟市的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终于知道：樟市过去确实有过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繁荣。那些临街的铺面并不是樟市人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式的癖好，而确实是他们当年从事工商、服务业的需要。
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最初我仍感到茫然,感到不可思议。我想象不出,这个今天破破烂烂的农业小镇,过去怎么会有工商业的繁荣呢？我也想象不出，为什么这种繁荣现在反而不再有？难道现在比过去倒退了？不过后来，当生活使我发现，极左路线的许多宣传都是讲假话、搞欺骗以后，我就不再怀疑樟市曾有过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而是开始怀疑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政策了。
虽然报纸电台的种种宣传与我在樟市公社,在桐木大队,在岭下生产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时看到、听到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已使我在思想上对极左路线的所作所为产生了一些怀疑，对极左路线吹嘘的所谓“成就”产生了一些怀疑;虽然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们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但是直到一九七一年九、十月间,我的思想仍是被束缚着的。真正使我思想得到解放的，是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对所有我知道名字的（也就是党报上常能见到名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满怀敬意。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但包括毛主席、朱总司令、刘主席、周总理、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陶铸、贺龙、陈毅、叶剑英、罗瑞卿、谭震林、杨尚昆、杨成武……，也包括林彪、陈伯达、康生。我之所以对他们满怀敬意，是因为我受到的教育曾反复告诉我，正是这些领导人，他们经长征、打日本、最后打倒反动的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我们国家获得了解放。
然而自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对一些戏剧、电影、文学作品及其作家思想上的“批判”转为对党和政府的大多数领导人在政治上打倒，甚至肉体上摧残、消灭以后，我虽然感到迷茫，虽然对那么多我敬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倒霉”深怀同情（只是心中偷偷地同情，如果这种同情表现出来，我就会成为“反革命”,我是不敢的）,但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仍旧极端崇拜,对林彪陈伯达康生这些“老革命”仍是十分敬重的。
对江青这个后来证明是恶贯满盈的历史罪人的混账东西，我当时也十分尊敬。虽然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是老革命，但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爱屋及乌”。不过不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讨厌张春桥和姚文元，讨厌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几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也许，只要是暴发户，不论是政治暴发户还是经济暴发户，人们对他们总会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感。
我虽然相信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理论，以为党内是要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产生，但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将那么多曾与他同生死共患难、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个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却仍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
关锋王力戚本禹这几个红极一时的大左派，在打倒刘、邓、陶时似乎是炙手可热，但不久却又莫名其妙地成了叛徒、特务，成了“坏人”。这几个人的垮台虽然使我从心底感到痛快，但也使我觉得“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是在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是在搞狡兔死、走狗烹。而这一套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政治流氓的把戏。因此在崇敬毛主席的同时，他在我心头也逐渐留下了阴影，我对他开始有了一种矛盾的心情。
不过，产生了信任危机也好，在心头蒙上了阴影也好，都还只是量变，不是质变。我的基本立场观点还是旧的，还是信赖毛主席共产党的，因为儿时就建立起来的思想观念毕竟根深蒂固。
然而,随着量变不断积累,尤其是“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我的思想终于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我的思想终于完全独立了。
我再也不无条件地相信所谓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九、一三”事件，使伟大导师、英明领袖在我头脑中的神圣光环完全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