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作者：林 坚
35年前，六千多名厦门知青来到武平上山下乡。35年后，绝大部分已离开武平，也有一些人长眠在大山之中，而至今仍生活在武平的只剩下30余人，其中不少是女性。她们曾经是一群令人骄傲而又清纯鲜活的大海的女儿，经过35年的脱胎换骨，如今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山的女儿。捡视她们的艰难历程，你将看到什么？
她又成了农民
黄 石，感谢爹妈给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让她在 16 岁时就能承受起整个家庭的重担，独自一人代表全家上山下乡，走进了闽西大山，像顽石一样经受着命运的折磨。
她插队在武平的最北边 —— 湘店公社店下大队这个与长汀县交界的小山村。 1972 年 9 月，她与河口生产队一位农民结婚。从此，开始担负起耕田砍柴、赡养公婆、生儿育女的重任。
河口，这个店下大队的小自然村，地处汀江岸边，是武平桃溪河流入汀江的入口处，不仅风景秀丽，水运交通也十分便利。那时，她丈夫年轻力壮，做木头生意，赚了一笔钱。 1978 年，她被正式招工到店下村供销社， 1983 年，调到湘店乡供销社，和丈夫共同承包一个饭店，如果不是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日子倒也过得去。
也许是山高皇帝远，在七八十年代，当地农村仍然沿袭着旧俗：娶了媳妇，就一定要生个男孩续香火。黄 石也无法抗拒，直到 1989 年才盼来了一个男孩。结果，那些年里，因为超生，家中被罚款不少。更惨的是， 1989 年，她也因此被开除公职，丢了饭碗，回到店下，又成了农民。
从那以后，夫妇俩就在汀江岸边 205 省道旁，租下了原属店下村供销社的一间小木屋，办了个小小的豆腐作坊，养了几头猪，兼卖些烟酒之类的副食品。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她都要把做好的豆腐运到长汀县濯田墟去销售。有一次返家途中，推着自行车上坡，冷不防被路过的流氓推倒在地，不仅人受了伤，还被抢去了一条金项链。
我们就是在这间小木屋里见面的。也许是年代太久了，所有的木板都已变成了黑褐色，屋梁上也结了不少蜘蛛网，阴暗、潮湿。我问起现在的生活状况，她说： “ 原先分到的农田已经让小叔子种了。在这小店里，一天做四五板豆腐，本地还销不出去。赚到一点钱，要购黄豆、饲料及柴米油盐，还要供孩子读书。 ” 我从他们夫妇俩真诚的笑容底下读出了他们内心的无奈和叹息。
黄 石在厦门还有父母兄妹。去年，她母亲已 76 岁了，还特地从厦门前来看望自己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离开店下时，夜幕已经降临。车子在武北的崇山峻岭中小心翼翼地蜿蜒穿行。一路上，我都在默默地猜测：当她高龄的母亲颠簸在这崎岖山道上时，她会想些什么？
为了撑起这个家
相比之下，周宝华的命运比黄 更坎坷。
我们是在武东供销社见面的。那天，刚好墟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她，一身朴素的衣着，一口标准的客家话，跟当地人没有两样。如果不是熟人的指点，我根本不敢相信她是厦门人。
周宝华在武东公社上畲大队上山下乡。文革前，她父亲就是一家国有大企业的老劳模，工资已有62元，母亲一直患水肿病、心脏病，而哥哥刚考上大学。为了支持哥哥读书，她只好中断学业，在家伺奉母亲。文革中，因父亲的徒弟是印尼归国华侨，写了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到枪毙，连累到师傅也被抓进了牢房。因此，在上山下乡时，十八岁的她是被街道驱逐出厦门，戴着“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个帽子强行下乡的。一年后，母亲疾病发作，父亲尚在狱中，无人照顾，痛在地上直打滚，最后悲惨死去。母亲死时，无人告诉她，自然无法回去送葬；而父亲也不知在何时因何事最终死在狱中。直到1982年，当地政府才为其父亲平反。那时，是她哥哥回去办理的。因为上山下乡，双亲去世时都未能见上一面。说到这里，她早已泪水盈眶，跑到屋外，失声痛哭。
她永远不会忘记，当年，是武平纯朴的乡亲以博大的胸怀像亲人一样接纳了她。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69年9月下乡不久，就是中秋佳节，房东做了禾米板，硬让她醮着豆腐乳汁吃了个饱。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口齿留香。
但当时的公社却不同，分配到生产队时，知青中只有她一个女性。也许是不让她传染别人，或是要她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那时，在知青中，大家一起苦中作乐，有说有笑，劳作之余，吹弹唱曲；或是为招工、返城、上大学绞尽脑汁，明争暗斗。但这一切都跟她无缘更无分。她只能默默地跟着当地的农民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磨筋炼骨，根本不敢有任何奢望。
直到1974年，她才与当地一青年农民结婚。丈夫只有父母和一个妹妹，她们相处得相当融洽。渐渐地，在周围群众信任的目光中，她找回了做人的尊严；在厚道丈夫温暖的怀抱里，她找到了被爱的感觉。1976年，生下一个女孩；1979年，又生下一个男孩。同年，按有关政策，她又被安排在武东供销社就业。十年岁月的煎熬，三千六百多个日子的磨练，已经将她脱胎换骨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农妇。家中田里，各种活儿她都能干。照理说，公婆健在，夫妻恩爱，儿女双全，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日子应该会慢慢地红火起来吧。
然而，命运常常欺负老实人。1989年，大难降临，她年仅40岁的丈夫患胃穿孔不幸离开人世。那时，她公公已经72岁，婆婆是个跛子，最小的孩子才10岁。是否改嫁？她思考再三，最后还是决定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撑起这个家。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要送两个孩子上学，还要为婆婆治病，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可老天偏偏还要雪上加霜，1999年，她公公因中风而瘫痪。为了给公公治病，她在工作之余四处求医求药，花了不少钱，直到公公能拄着拐杖慢慢行走。老俩口常对乡亲说：在儿子死后的这十多年里，除药费外，周宝华每月都给他俩生活费300元以上，正是这位厦门儿媳给了他们生存的信心，给了他们生活的依靠。2003年，她公公终于走完了来到这人世间86年
的坎坷人生路。
周宝华在2001年刚满50岁时便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在每月才领到400余元退休金，而她仍然每月给婆婆150元的生活费。生活虽然清苦艰难，但她身边却有一大批好心人。她所在的供销社同事们就是其中之一。在周宝华退休之后，供销社领导没有人走茶凉，把她扫地出门，而是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同意让她继续承包一间小店面。在谈到这些好心人时，她总是带着十二分的感激之情。
如今，她的女儿已经嫁给本村的一位小青年，她也当上了外婆。目前，她的心愿是：继续撑起这个家，为婆婆养老送终，帮儿子成家立业。
“以后，想回厦门吗？”我问道。
“说不想是假的。”她苦笑着，“可怎么回去呢？在厦门，我无家可归，也无依无靠，更没有钱。你说，靠我的这点退休金，能回得了厦门吗？”
我默然。
她们长眠在这片土地上
据调查，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厦门知青中，女性占大多数。
肖佩瑄，是厦门五中68级初中毕业生。她哥哥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是1969年9月14日下乡到东留公社新联大队的。在197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天降暴雨，雷电交加，劳动了一天的她和同伴们收工回村，路过小河，突遇洪水，站立不稳，被大水冲走。全村群众和当地知青沿河寻找，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在下游的一座水坝边打捞到。从此，异地他乡，寂寞山头，萋萋芳草间，留下孤坟一座。
李清月，当年和祖母、母亲、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一起下乡在城关公社长居大队。1970年，与当地一复员军人结婚。1976年，安排在供销社工作。但好景不长，不幸就接踵而来，1985年，被诊断患鼻咽癌，与病魔抗争近十年，还是于1994年正月在县医院去世。从此，她陪伴祖母在长居村外“长居”了。
林美玉，当年随全家来到中山公社安家落户。在农村几年的共同 劳动中，与当地一位年轻的赤脚医生建立了恋爱关系。她父母得知后，死活不赞成，甚至把她关在屋子里。结果，适得其反，林美玉服下了农药，经抢救无效而死亡，葬县医院后山。
秀云（化名），1969年上山下乡在中山公社，与一男知青结婚，1970年生一女孩。三年后，公公提前退休，丈夫补员返城。但孩子户口仍 随母亲一方，无法迁入厦门。孩子一年年长大，在招工返城无望的情况下，于1975年12月的 一个墟天，趁知青都去赶墟之机， 吃下了农药。她用自己柔弱而坚强的生命为女儿返城铺平了道路。
如今，她的女儿也已经30多岁了，在厦门一家大公司上班，收入颇丰。我很想知道，当她挽着爱人，踏着月色，踩着涛声，漫步在风景如画的环岛路上时，是否还会想起当年母亲在武平这块土地上在如花似玉的年龄里为她所付出的一切？
她们能叶落归根吗
死去的已经永远死去了，活着的依然活得这般艰辛。
留在武平的女知青中，跟当地人结婚的占了三分之二左右。现在，她们大部分都已退休，如：印刷厂的王宝琴，五交化公司的李安娜，二轻供销公司的李清云，中山供销社的叶丽珍，工业品公司的杨团团，小学教师周美图等。除当老师的外，在企业退休的知青每月只能领到三四百元。“靠我的这点退休金，能回得了厦门吗？”周宝华那无助且无奈的声音又在我的耳畔响起。其实，这不仅是她一个人的困惑，也是留在武平、留在闽西的所有知青的困惑。
知青这一代人，在少年时期就由苦难伴随，走到今天，年过半百，依然未能摆脱苦难，而且还将因此长期累及他们的父母和子女们：周宝华的女儿嫁给了本村的一个青年农民，又重复走着母亲所走过的道路；黄石那76岁的老母亲颠簸九百多里的崎岖路程，为的是看一眼多年未见的亲生女儿；肖佩瑄的母亲一听到女儿的名字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根本无法旧事重提……
采访回来，我的心如铅般沉重。在现实面前，文字显得如此多余，如此苍白。
为此，我想，身为经济特区的厦门，能否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帮闽西厦门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一把，让那些远离家园饱经坎坷而又为数不多的厦门儿女在即将步入老年之际能叶落归根、与家人团聚，实现已经持续了35年之久的梦想？
<--图片信息1//--><--图片信息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