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知青的日子里，除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也是有所作为的。比如：
我们传播文化——成立了有社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编排的快板书、对口词，曾“世搂子”演出；
我们引导文明——成立了有农村妇女、孩子妈妈参加的篮球队，从而在当地掀起一股“篮球风”。
沟通城乡经济——每次回家探亲前，我们都要挨家挨户收鸡、收蛋、收土特产。回知青点时我们又为社员带花布、带药品、买文具等。
充当炮灰——在各项阶级斗争中，我们能很乐意地接过队长手中的“权杖”，冲在前面，替他去得罪人、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时的我们是单纯的、是无知的、是极度无聊的。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脱胎换骨的坚苦磨炼后，只要听到出工的钟声，我们就发怵。那看不到头的垅沟、那干不完的农活、那没日没夜的修理地球，让我们感到身心疲惫。这时，只要队长说抽我们出来搞运动，干“脑力劳动”的活，我们总是满口答应、乐此不疲。
比如那年上级传来指示：宰杀象征资本主义复壁的鸡、鸭、鹅，统称“割资本主义尾巴”。然而，宰杀令已颁布多日，打鸣的公鸡也确实杀得不剩一只。可是，“咕咕哒”的母鸡下蛋声仍然是此起彼伏。迫于上级的压力，队长只能加大力度，进行“搜捕”。先对谁下手呢？生产队的社员以“那”“高”两姓为主，大家都亲连亲、故沾故，不管对谁“下手”，队长都要得罪很多人，他下不了手，这时他想到了知青点。还有民兵排长，他的祖上是“闯关东”闯到东北的，自然也是外姓人。于是队长下放“权杖”，民兵排长、知青点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权杖”，充当了炮灰。
搜捕行动就在那天晚上进行。那天我们兴奋不已，一是因为第二天可以不下地干活，二是这种夜间偷袭我们还是第一次。这可比在学校时的“野营”、“拉练”要刺激得多。
民兵排长是个有“实战”经验的人，对偷袭很有一套，他认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大获全胜。根据他的作战部署，半夜三点，我们带着防身的打狗棍、装“战利品”的大网兜儿、哄狗不叫的香饽饽出发了。
我们先到东边的“那二”家，这是一对结婚不到半年的小两口，家里喂了好几只老母鸡，据说是随新媳妇陪嫁过来的。因为没有狗，我们顺利地来到他家门口，民兵排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双拳猛击房门，嘴里还大声地喊着：那二！快开门有急事！很快灯开了、门开了，“那二”光着上身，下身也只穿了条大花裤衩儿站在了门口，还没容他整明白，民兵排长说了句：执行任务！就冲了进去，男生紧跟其后，我们女生也壮着胆子往里挤。大家开始乱翻起来。突然，西厢房里传来一声尖叫，我们探头望去，只见“那二”媳妇抱着被窝坐在南炕上，光溜溜的后背像“白板”一样露在外面。她被冲进来的“老爷们儿”吓蒙了。（早就听说东北农村有“裸睡”的习惯，以前还不相信，那天总算眼见为实了）。“那二”反应快，赶紧掀起褥子盖在了媳妇儿背上。然后摊开双手说：鸡已经杀光了怎么就不信呢。谁知他话音刚落，北炕上的一个棉絮垛动了起来，民兵排长一个箭步飞上炕，掀开棉絮一看，三只老母鸡挤在一个小筐里，估计是被外面的嘈喳声闹醒了，正伸出脑袋东张西望。“那二”赶紧改换面孔，哭丧着脸说：都是下蛋的鸡，再容我喂几天好吗，我媳妇刚刚小产，满了月我保证全杀。民兵排长不容分说，果敢地拎起鸡筐就往外走，只听几声棒响鸡叫，鸡筐扁了、老母鸡死了、“那二”媳妇哭了、女生吓呆了、民兵排长的木棒上沾着鸡毛和鸡血。
离开“那二”家往东走，准备去高震海家。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先前的兴奋、热情已被那几闷棍打得没剩多少。只有几个调皮的男生还围着民兵排长嘻嘻哈哈，一会儿“布票”一会儿“暖和”地争论着什么。大概还在想着那个“白板”吧。
在那些日子里，为了躲避下地干活，我们在彷徨、矛盾、无奈中接下过许多这样的“脑力”活。它成了我们知青生活中最沉重的一页。
呵呵,仍是我的一稿多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