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叫    魂 》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读 书 笔 记

一、关于“困惑”和解决“困惑”

关于社会史的代表性的一些著作，我最近读了以下几部：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孔飞力的《叫魂》、高彦姬的《闺塾师》（我个人觉得以上几部书是非常好读的，比如《王氏之死》和《皇帝与秀才》我是一天就读完了的。）包括我们读过的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和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综合这几部著作读后的总体感受是：开始阅读一两本时还觉得比较新鲜，这种新鲜源自于它们和我们所接受的传统史学撰写的不同，恰好在阅读这些著作的时候，我正在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一套用断代史方式撰写成的中国通史的著作（目前正开始读《魏晋南北朝史》），这就有了一种西方史学撰写和中国传统史学的巨大的视觉上的冲击，包括撰写方法的不同，撰写的角度不同，撰写的语言的不同等等。但是读了这些西方学者的书籍之后，在开始读《叫魂》时，我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感受，那就是新鲜感过后带来的就是一个短暂的迷茫期或者说“迷惑”。（大约两天）：我发现我在阅读这些书时似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看热闹心情来阅读了，或者说是把它们当作小说来阅读了，除了了解了一些我个人肤浅的认识上的所谓的史学撰写“新方法”、“新角度”外，除了了解了一些我以前不了解的明清时代的新鲜事儿以外，我一无所获，并且这种“一无所获”开始停滞不前。在短暂的两天的迷惑之后，我感觉到，这种停滞不前来源于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完全不熟悉。于是，在粗浅地阅读了一遍孔飞力的《叫魂》后，我把《叫魂》抛开一边（因为读来读去觉得和史景迁的《皇帝和秀才》是同一思路），先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这一段时间，我口口声声附和大家一起谈论：说西方学者使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进行史学的撰写。但是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关于社会学、人类学等其实只是有一个粗浅的认识，而到底社会学、人类学等系统的知识体系是怎样的，实际上我是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阅读了这样几部书籍：美国威廉•A•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第十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英国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学》（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美国理查德•谢弗的《社会学与生活》（第九版 世界图书出版社）这几部书。目的还是补课，不充分了解什么是《社会学》、《人类学》就无法了解西方社会史代表性著作创作方法和目的。所以这些阅读对我来说是帮助很大的。

第二：在阅读《叫魂》等这些著作的时候，第二个深刻的感受便是：这样一大群方法类似的著作蜂拥而来，热闹非凡，但是看了热闹之后，我并不了解它们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于是我第二个方面还读了这样两本书：一本是陈启能主编，王晴佳和台湾学者古伟瀛著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还有一本是一个年轻学者陈新著的《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其实最应该读的是吴老师书目上所列的几部书，比如陈启能主编的《八十年代西方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以及勒高夫《法国当代新史学》、鲁宾逊的《新史学》和布洛克的《年鉴史学论文集》等，但是这些书我还没有来得及去买和读，所以姑且先读了《后现代与历史学》，因为这本书对西方史学的脉络也有了一个简单的概述，也算先粗略救了急。阅读了这些书后，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们让我简单地弄清了一个问题：我所阅读的西方史学者创作的这些史学代表著作创作的背景和目的。而对他们使用的交叉学科的方法，他们“以小见大”的本领，他们“由下往上”的创作历史的方法以及他们类似小说家的文风等等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二、关于研究方法

（一）、西方史学撰写的大背景下，又加上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自然而然形成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西方中国史学研究的景况，即以史景迁等创作结果的景况。比如，西方史学从20世纪初以来就经历了美国“新史学”、法国几代“年鉴学派”、德国“科学化”和现在的“后现代”等各种史学理论探讨融合性的交流，必然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史学撰写模式。这本书有启蒙运动以来比较传统的科学方法，也有20世纪初以来一些新的理论方法的使用，如对美国“新史学”方法的借用，再比如他们显然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在历史学研究当中和语言学、符号学、文学、艺术甚至精神分析学等多方法相结合，演化了对一段时间内一段地域内的历史的理解。再比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之一布罗代尔提出的著名的三个“时段论”：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长时段”的 ，是举足轻重的；社会、经济、人口等因素居其次；而政治事件属于结果关系。这个研究理论和方法显然对孔飞力和艾尔曼等人有深刻的影响。还有拉杜里的“计量史学”，运用对宗教仪式、军事生活等等生活的分析，来考量大众心理的变化，甚至使用精神分析的手段；再比如，这本书当然也使用了后现代史学的文学表述般的叙事方法，等等。对他们来讲这种创作理论和方法已经成型并且让他们烂熟于心，很容易掌握构架和表达，所以看孔飞力的《叫魂》完全看不到方法和理论拼凑的痕迹，这种将历史架构圆融的结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关于“符号标志”的切入

孔飞力包括史景迁和艾尔曼等作家都明显是受西方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比如采用的由小到大、由上到下的方法来揭示他们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状况，孔飞力采取的切入点即“叫魂”纤小实际上是社会阶级外显的一个“符号标志”。所谓的“符号标志”比如指职业、财富、衣着、娱乐方式、居住地点、车的种类等等方方面面都是符号标志。这些符号可以指示出他们不同的阶级地位，同时又是对阶级地位的反映。孔飞力正是通过“叫魂”这一符号，描述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理解，即：帝王、帝王的官僚集团和贫民。从而展现出一种各个层次的人的生活百态，和各个层次人相对比而产生出的巨大的对比性质的生活百态。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尽管是“由小到大”，“由下到上”，尽管描述的是“小历史、微观史和日常史”，但是，这种微小的东西却环环相联，结合成了一个网状的社会，可以以下层为研究重点，但主旨却也同样加深了我们对那个时代整体的历史真相的理解。比如这本书当中我们对乾隆的官僚君主制以及官僚体系当中人的精神状态的了解，对当时下层社会在整个政治、经济、地理大环境下的生活现状和精神世界的了解等等。

三、关于这本书文献资料的使用

孔飞力在这本书当中运用了相当多的原手和二手资料，这种资料的驾御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他的资料使用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似史实基础性的：如奏折、口供、县志、府志、档案、廷寄。再进一层看比

如县志、府志有《德清县志》、《杭州府志》、《广德县志》、《安吉县志》、《绩溪县志》；奏折有《录副奏折》、《朱批奏折》；档案有《上谕档》、《宫中档》，廷寄有《宫中廷寄》等。除此以外，还有《刑科史书》、《多尔衮摄政日记》等。

第二类似重要的取材对象：如《大清会典事例》、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汪士铎的《汪悔翁乙丙日记》、《清实录》、徐珂的《清稗类抄》等等。

第三类是二手材料以及后人的分析，这种资料是非常大量的，就不一一列举。

三种材料交叉运用在此书当中，使这本书既有小说性质的写实风格和文学色彩，同时又有一种实证史学的严谨特征。既具有传统史学的扎实功底，又有后现代史学影响的痕迹。

四、关于这本书的完整的结构和论述角度的多样化及深入性

（一）                                                                                                  结构：

这本书整个构架是相当完整的：“叫魂”事件的综合原因的分析――满清政治统治的背景――关于《大清律》对妖术的判定――中国民间妖术的文化传承分析――为何在那个时代上升到政治高度的清剿――看似闹剧的闹剧的结束――最后是孔飞力个人理论的分析（第九章和第十章）。

这种结构完整的分析，并且融合了多角度多问题的分析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注重最后的总结方面，这种总结的方式并不是后现代史学家所使用的，而是20世纪初以来后现代史学前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是孔飞力还是借鉴了这样的结构方式，在最后的总结起到了一个点睛的作用。尽管这样的做法使史学有些偏于主观化，但是仔细想来，又有哪一部历史著作是真正客观的呢？

（二）、论述角度的多样化：

这本书关于政治、政治权力争夺等方面的分析显然是主要的。关于政治和权力的分析我就不详细讲了，我们看这本书有非常明显的感受，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参照美国威廉•A哈维兰（上海科学社会出版社）著的《文化人类学》的第四编《寻求秩序：解决失序问题》中关于政治组织、关于民族与种族的国家、关于政治统治内化控制与外化控制（如第九章专门分析乾隆时期的官僚控制和社会控制以及官僚和民众的反控制问题）、关于政治的文化控制和社会控制，关于“社会约束”和“法律”的关系（即孔飞力所谈到的《大清律》和“叫魂”的关系）等等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

除了关于这方面以外，《叫魂》当中所论述的以下角度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盛世”的表象下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

1、关于民族问题

A、清和汉，而且孔飞力探讨的不仅仅是两个民族社会的差异，实际上是更深入地通过“叫魂”一事件探讨两个民族社会“自我概念”（即汉民族对巫术的概念和满清人对巫术的不解的概念）的差异。

B、 还有关于满清进入中原进行政治统治时期，满清和汉的“调适”问题。

C、孔飞力在这本书当中有对群体人格的分析。通过很多细节的方面揭示了民族文化的不同造成了群体人格“正常”和“非正常”的冲突。

D、关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争夺，所以孔飞力非常不解地提出了乾隆对汉文化的那种矛盾的心态。

2、关于人口问题：人口增加和人口流动，并分析了人口增加造成的影响，人口流动的原因和现状。

3、关于当时经济背景的分析，如人口过剩带来的经济压力，白银问题，通货膨胀，地域的差别等等。

4、关于法律问题，如专门在一章中提到《大清律》，实际上涉及到那个时代的满清国家对民众的“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约束”的讨论。

5、关于宗教问题：（弗雷泽的《金枝》对宗教和巫术做了具体的区别，他认为，“宗教师对那些据信是主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量的迎合或抚慰”；而巫术则是“操纵某些已知自然“规律”的努力，认为“巫术”是伪科学，它与现代科学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关于支配事件前后相继的特殊法则之性质的错误观点）。巫术、妖术，尤其涉及到不同民族，不同等级的人对巫术的不同理解，在《叫魂》中涉及到了满清人和汉人对“妖术”的不同理解，涉及到了不同层次的官僚阶级和下层民众对“妖术”的不同理解。美国的梅尔提出：“在应付日常危机（尤其是疾病）缺乏有效技术的世界中，相信巫术并不愚蠢，它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愿意向疾病或灾难屈服，如果疾病是由巫覡的诅咒引起的，那么相应的巫技应该能治好他。”“巫术”所起到的作用时疏导由于满清人的压力所造成的普通下层民众的焦虑、紧张和挫败感，孔飞力在阐释“叫魂”这一现象的时候，想分析的也有这样一个方面的原因，并且力图分析，为什么那个看似“盛世”的时代，给这个社会的下层民众造成了这种焦虑、紧张和挫败感。

6、关于“阶层”：孔飞力在这中还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现状：帝王、官僚阶层，下层民众，包括最底层的人（乞丐、僧人等等）。实际上剖析了那个时代的不同阶层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生活状态以及他们观念的冲突。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社会学意义的在社会阶级结构当中的“角色的分化”（比如对“巫术”的不同理解）。孔飞力对这些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的揭示，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对这些社会阶层“角色”的评价。

7、 还有对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的心理状态的描述。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史学同样是西方新的史学方法的一个方面，孔飞力显然也做到了这一点，如对满清时期官僚内部那种微妙的关系，满清统治压力给下层民众大来的压力通过“叫魂”这一现象的外现等等，使用心理透析的方法，这是使历史能够鲜活起来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种多角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杜赞奇《从国家中拯救历史――对近代中国书写之质疑》提出的“分叉历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