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教授访谈录

赵国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湖北武汉430079）

熊铁基教授，湖南常德人，1933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1958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攻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著有《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秦汉官制史稿》（两人合著）、《秦汉军事制度史》、《汉唐文化史》、《秦汉文化志》、《秦汉新道家》、《中国老学史》（三人合著）、《中国庄学史》（三人合著）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过去20多年间，笔者时常向他问学，最近趁他刚搬入新家，又多次来到他家里，在轻松愉快的气氛里，谈到他的人生经历、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以及历史学的发展前景。现在把访谈内容整理成篇，公开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一

问：据我所知，您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进入大学，而今仍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回顾这么多年来的人生历程，您觉得有哪些经验和感受，最需要讲给同行学人呢？

我在1952年考入华中大学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华中师范学院），正式开始学习历史。记得上中国古代史课时，经常被老师点名发言。为了讨论王安石变法，还让我和几位同学读王安石的万言书，由此接触到原始资料。等大学毕业后，被保送报考华东师大中国通史研究班，跟吴泽先生学习古代史。经过两年的学习，回到华中师院任教，从这个时候算起，至今近50年了。

回想50年的经历，我觉得做好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讲什么？无非是待人、处世之类。人是群体动物，是社会动物，有社会、有国、有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适乎社会的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这是做人的原则。待人诚恳、忠实、讲信用、重然诺，这是我的自律。我经常有意无意地背诵曾参“吾日三省吾身”的话：“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所以，在日常生活里，还能跟大家“玩”在一起，保持着友好的感情。有些同事对我的评价是“热心快肠，助人为乐”，当然有点过誉。如果在学问上能相互切磋，有能够合作的朋友，那就更为可贵了。至于怎样处世，关键是一个态度。我有时想，我生活的主流方面，可否概括为：乐观、热情、积极、进取。有时遇到不太顺利的环境，也能乐观、积极；在取得一个小小成绩时，总感到不满足。近些年来，有人说我是“幸运者”，“春风得意”，高兴的时候当然有，但并没有“得意忘形”，我仍在继续努力。

说到做人与治学，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觉得“道德文章”的说法，很有一些道理。做一个人，特别是做文人，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说得具体一点，一个人对自己思想、品德的要求，和他的学术成果的质量是有关系的。很难设想一个名利思想极重而又不思改正的人，会严肃认真地对待学问，会有高度的责任感去写文章和著作。粗制滥造的做法，往往和急功近利联系在一起，必须加以纠正。现在，要我粗制滥造，我也不会做的，因为至少我还要保护那点小小的“名声”。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和今后写的东西没有缺点、错误，或者如何了不起，而是说我一定会越来越严肃认真。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文人常有“不拘小节”的毛病，朋友们也常常宽容对待。

现在人们评论唱歌、演戏，喜欢用“投入”这个词，好像演员一“投入”，歌就唱得特别好，戏就演得特别真。其实，做学问也是如此，总要点“癖”和“痴”吧！这两个字是指两种病态，但我这里不是讲病态，而是讲治学的状态。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这样“投入”过：有时候一个通宵下来，人已经相当疲倦了，但心里美滋滋的，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近些年来，写东西的机会更多，那大大小小的“每有所得”的感觉也是常常发生的，只是年龄、条件和经历等原因，情况又有些不同。我觉得没有“病”是好事，但要研究历史，没有较深的爱好和兴趣，也很难搞出名堂来。目前的情况，我们的队伍不算太小，不可能都癖且痴，但希望有几个有点“史学癖”，而且能如醉如痴的人，这种年轻人会不断有的，我是比较相信的。

当然，要做好学问，还必须勤奋。我个人虽难说勤奋，但也很少偷懒，为了写成一本书，往往几年当中，总和“平常”一样，无所谓严寒酷暑，无所谓节日假期，只有必要的工作、交往和生活，才会有所中断，书稿是从来没有收捡过的。身体不算太好，病病痛痛也较经常，只要坐得下来，就不会停止读书和写作。不过，为了保持精力充沛，劳逸结合很重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但怎么休息好呢？往往需要锻炼。我个人生来性急，太极拳、气功老是练不下去，下棋、打扑克总没兴趣，主要是没耐心。有时和老伴晚饭后散步，也没坚持多久。后来，恢复打乒乓球，运动量可大可小，又和年轻朋友在一起，每天下午一个小时左右，什么冲动、烦恼等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常常大笑不止，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最好的休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以保证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和研究。

二

问：在近50年里，除去那场大动乱的影响，您一直在从事历史研究，并且侧重于研究秦汉史，请您就最满意的著作，谈一谈自己的学术思想。

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秦汉史领域，有时追溯到先秦，有时顺延到唐宋，内容涉及政治和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学术诸层面。我写过几本书，也写过一些文章，是否有“最满意”的东西，我还是在一篇“自述”中说过的那句话：像球王贝利的下一个球最好一样，下一本、下一篇最好。说实在的，已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每一本、每一篇都多少有些遗憾。

当初，我研究秦汉官制史，是和安作璋先生合作的。1980年，我和安先生在烟台到济南的火车上，谈起合作的事情。当时我已开始了秦代官制研究，他也在做汉代官制研究，我们就决定先搞“秦汉官制史”。大家知道，前此有陶希圣的《秦汉政治制度史》、严耕望的《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我们既不能完全摆脱这些著作，又不能做简单的重复，所以，篇章结构需要仔细斟酌，资料要尽可能地收集。历时两年多，才完写成了《秦汉官制史稿》。这本书以断代史的形式，论述了秦汉王朝中央、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各种官吏的配置、职责及其演变，以及官吏的选用、考核和其它各项制度，揭示了秦汉官制的特殊地位。这部书的主要遗憾是：有些论述仍不够细、不够周全，个别地方还需要修正，以致于人们在深入官制史研究时，找不到相应的参考。当然，新出土的资料是没有包含进去的，近几年也曾商量修订，但兹事体大，我们各自的研究重心也有所转移，无法做得更好，只能让它暂时重印，以待后来者。

《官制史稿》完成后，安先生和我也曾商量继续合作“兵刑志”。我认为兵、刑应该分开，安先生理出“法制史”的提纲，我们都已经开始了写作，但是，因为客观情况变化太大，最终未能实现。我则于1990年出版了《秦汉军事制度史》，实际上是1987年就完稿了，几十个排印字拖了一年多。这本书或可算《官制史稿》的姊妹篇，对于秦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军队的构成、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以及军法、兵法等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当时写这本书，因为资料比较缺乏，情况又比较复杂，感到难度很大。如果按旧时兵志的写法，仍不过是收集资料，作出简单的归类，有些资料还不好处理，更无法理出什么头绪。所以，就试图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整理资料，清出一个基本轮廓。记得有人评论《官制史稿》，说“无疑可以起到承前之效，但启后则尚嫌不够”。而写《军事制度史》，仍觉得有这样的“不够”，因为我的注意点在于：能否真正很好地继承总结。假如能较好地“承前”，自然会有些“启后”作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也可以当作前车之鉴。实际上，能为将来写出完美的著作打一点基础，我也就可以自慰了。

在做制度史研究前，也就是从70年代末起，我已开始涉足秦汉思想史。先是想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找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感悟到它们的思想体系更有意义，所以相继发表了《重评〈吕氏春秋〉》、《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等论文。1984年，在我的老师张舜徽先生和武汉大学萧箑父先生的关心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了《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对于秦汉新道家的思想和主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没想到一本小书，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我很清楚，这本书并没有把问题完全弄清楚，还有很大的搞头。所以，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我仍旧关注着这方面的研究，又有了不少新的想法，经过大幅度的修改，还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了《秦汉新道家》。这本书和《略论稿》相比，篇目增加了一倍，字数增加了两倍，在论述的角度和深度上，也都有较大的进展，可以说大变了样。这本书分“历史”、“思想”两篇，从纵横两方面，对于秦汉新道家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力求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我认为思想如果不结合现实，那是意义不大的。实际上，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现实有关。“历史篇”较集中地探讨这一问题，这是《略论稿》中所没有的。“思想篇”有的内容，虽然是大家反复讨论过的，但在本书的整个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单看每一篇章，大多不是新题目，但每一章的写作和修改，也都经过深入的思考，或者进一步钻研原材料，或者借助他人的论著，受到一些启发，有所体会，从而有了“一孔之见”。正是经过反复思考和修改，我对秦汉新道家的研究，总算划上了一个句号。

秦汉新道家研究，前后用了2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文化热”的兴起，我又关注着文化史研究，先是和几位青年同志一起，选了一个“汉唐文化史”的项目。这似乎是赶时髦，其实有它的必然性，或者多少反映出时代发展的需要。我认为研究文化史，主要是研究人类文化成果的发展过程，这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内容。我写的《汉唐文化史》，主要讲的是精神文化。所谓精神文化，即上层的学术思想，下层的风俗习惯（这是钱穆的说法）；表层的文学艺术，深层的心理性格（这是我的补充）。这本书就是按这种理解展开的，一方面对于汉唐文化的发展轨迹和特点，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另一方面，对于汉唐时期的经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问题，进行了较具体的论述。后来，我又接受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的委托，撰写了《秦汉文化志》。这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整套书有100册，并且同时出版。我写的这一册，概括地介绍了秦汉文化的历史背景，叙述了与文化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对于秦汉文化的几个重要方面，比如学术、思想、文艺、礼仪、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据说这套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有很不错的反响。

进入90年代，我开始关注道家和道教文化，从秦汉新道家转向老学拓展，邀约本单位的几位同志，撰写了《中国老学史》。一部《老子》，不过五千字，却有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涉及自然、社会、政治、人生等方面，历来受到特别的重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同时构成了一部老子学说史。我们从考证老子其人其书出发，着眼于分析社会文化背景，叙述每个时期的老学概况，揭示老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评介有代表性的老学成果，确定老学的历史地位。我们用自己的看法，为老学研究抛了一块引玉之砖，尽了一份责任。接下来，作为《老学史》的续篇，我们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对于近百年来老学的发展历程，分不同的阶段和专题，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我们没有成见，力求全面客观地介绍，但是否全面，是否客观？也许还会有问题的。当然，作为中国学术史的重头戏，老学史有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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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