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概论》读后关于几个问题的思考
――冯尔康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这是一本《社会史》教材书籍，但是对于初涉猎社会史的我来说，收获还是很大，边读边思考，对很多关于史学研究的问题想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书中提到，吕思勉先生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五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我想这是一个不断积累史学知识的笨方法，也是好方法，唯一的方法，值得我学习。
这本书11月28日购于蔚蓝书网，12月12日始读。恰逢刘老师讲到道家与佛教，讲到关于“静”与“净”，对读书心境大有收益。
这本书中很多书目需要我去学习和阅读，且放在日记后面作为读书书目的参考。
探讨问题1.
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影响利与弊的探讨。
冯尔康似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提出批评意见，表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家的“传统”的一面。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可以参考《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何兆武，陈启能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就如同轴心时代的出现一样，世界任何一个地域在文化关键的发展阶段其发展的步调是一致的，哪怕并没有受别的文化的影响，也都会雨后春笋般发展出类似的文化步骤。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左右，中国梁启超等人的“实证史学”的发展和西方的历史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中国史学的落后和停滞显然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除了战争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影响，80年代后中国社会发展时期，人文的偏颇也是造成所有社会科学走向一个不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在这一原因上，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偏激的篡改和理解也是形成社会科学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中国理论思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唯一化是中国社会科学停滞不前的重要羁绊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下层史学”显然有重大影响，但是中国却没有走向一个正确的研究“下层文化、下层历史”的轨迹上来。
探讨问题2.
史学是否应该“历史大众化”？
冯尔康是赞成历史知识大众化的，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他并没有提出怎样解决目前历史研究无法大众化的方法和问题。
探讨问题3.
对社会史的界定的商榷。
社会史是史学专门史、史学分支科学？社会史是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联姻产生的历史学新学科？社会史是总体史？社会史只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范式？社会史是新社会史，从而以更微观的单位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冯尔康对社会史的概念的界定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门史，并将研究置于整体史范围之内，以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以及可能了解的历史规律；它与社会学、自然科学、工程学、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及方法，并将随着各种相关学科的发展，丰富其研究内容。
探讨问题4.
要不要研究社会史理论？
当然需要。而且我认为理论和研究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不能说因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水平不够理想”，思辨能力弱，就不进行史学理论的研究，这恰恰应当是中国史学家应当马上承担起来的责任。看西方史学的著作，可以说西方有成果性住著作，更有理论性著作，这些史学著作都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探讨和研究督促中形成的。中国的史学发展就如同“软骨化”的幼童，至今还在营养不良，蹒跚学步。西方的史学家往往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医学家等等。而中国的史学家仅仅固守在“史学”上，没有出现过一位真正意义的“史学理论家”，没有产生过一部影响世界的史学理论著作，这难道还不足以督促我们史学理论研究的危机感吗？所以我不同意冯尔康的观点。张思说的好：“真正的社会史可能是‘飞来之物’，它只应在社会史学者群体的实际中去寻求。它的学科体系、理论、方法、选题等等必然符合着历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必然顺应着时代的要求。”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因此可以抛开西方的史学理论去研究自己的路子，这句话只能说明我们还处在落后的境况，我们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先去学习西方理论，然后才能结合自己的史学情况找到合适的史学理论构架。
探讨问题5.
史学研究和西方史学界的对话问题，中国的艰难境地。
这是不言而喻的。西方艺术的后现代转型，与史学理论的转型恰好都是1968年。可以说1968年是世界社会科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时代，但是此时中国的境内正在兴起文化大革命。落后是从此时开始的，而并非是清末时期。
探讨问题6.
西方史学发展有条不紊地按照它的轨迹发展着。中国的史学家有可能在短时间在信息和文字接受依旧不足的情况下“登堂入室”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20世纪，所有的国家几乎都走向了史学变革的轨道上来。从法国的年鉴学派开始，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美国，甚至苏联，都有不同凡响的研究。在史学的大踏步发展的盛况中，唯独没有“泱泱大国”的中国，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自我检讨。
探讨问题7.
关于西方理论与实践“本土化”的问题，怎样合理有度地利用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成果。
西方主流文化运用到本民族时，不要生搬硬套，而应该充分考虑到本位文化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时空特定性，知识社群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普世皆同的模式，所以对西方的观念必须“本土化”。杨念群说“中国社会史以这种未经西方学者透彻认识的特殊社会为研究对象，既要认真吸取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史一切成功的经验，又必须根据我国国情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再创造。社会史的复兴，应该用科学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认识历史的‘自我’，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的社会史新学科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杨念群的口号喊的很响。目标是定出来了，这是大家人所共知的，可是怎么做，却是一个很难预测的艰难过程。
探讨问题8.
关于对社会史研究范围的设计和设想。
一种意见是将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组织的生产和社会医疗，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囊括在研究范围之内，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现在人类所认识到的，几乎无所不包；另一种意见是研究面没有那么广阔，主要是不愿意将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的所有内容都直接包括进来。这两种观点关乎社会史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还是全部的历史的分歧问题。
探讨问题9.
史学“范式说”的讨论
托马斯－库恩提到：“范式”是某一学科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上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包括（相对而言）共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共同的对实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在史学研究的范式方面，西方学者大体上区分为早期史学范式（“资训型范式”）、兰克史学范式、新史学范式几种范式的演变。显然很多史学家承认社会史是一种史学研究范式，是替代兰克学派的最主要的范式之一。社会史和新史学、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划上等号，它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是史学研究的一场革命，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了变化的一场革命。（还值得商榷）
探讨问题10.
社会史研究方法种种。
（1）、心态史学：心态史在中国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2）、“从下向上看”的观点和方法；
（3）、结构论：社会结构论有几个要点：其一是羌袋哦观察社会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的要素指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元素，如群体、组织、社区，具体说是家庭、宗教、政党等，结构要素间的矛盾冲突和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其二是重视结构的变动性，即作动态性的了解，而不是将它看成静止不变的，这才能发现社会的变化和运动方向；其三是考察静止状态的社会结构，试图建立一种社会模式的观念，以便总体把握社会的状态（这段论述对论文很重要）。
（4）、量化方法（计量史学）；
（5）、长时段；
（6）、阶级论；
（7）、等级论；
（8）、历史记忆；
（9）、主位观：站在古人的立场去理解他们。
（10）、文本主义；
（11）、中层理论；寻求更微观的单位诠释基层社会文化，力求摆脱宏大叙事而不得当的研究积习，同时强调主意理论层次。
（12）、新政治史理论：将政治的民众化、生活化纳入新史学研究。
（13）、灵魂的追求：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
（14）、历史人类学；
（15）、表象史研究法；
（16）、口述史；
（17）、跨学科综合研究法；
（18）、史学的传统方法也不能丢弃。：史料考证法和归纳演绎法。
探讨问题11.
收集一切西汉的考古资料和汉代文字资料与文物。（史料问题）
传统资料也不能忽视。杨树达先生说：“时闻今之治史者颇以国史史料不足为言。夫云史料不足者，必先尽取现存之史料一一搜讨而类聚之，至于无可复搜无可复聚，而后知其果不足也”――启发甚大。
探讨问题12.
社会组织发展线索的勾勒
中国古代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只有两种是发展的，一是官僚基构，再一个是宗族，除此以外，对已出现的组织，政府有条件地予以承认，如道教、佛教、会馆等，对一另一些则坚决反对，厉行取缔，入对民间秘密宗教、秘密结社、士人结社。政府的这种态度，造成古代社会组织简单，极不发达：长时期内，民间只有四邻结社，而且与官府不能分离；两汉以后外来宗教加入，加上土生的道教，民间在村社之外，才有了一对难兄难弟；两宋以降，社会救济组织正式诞生，给单调的社会组织一丝生气，但他们多与官府密不可分，还不是纯粹民间自办；到元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始而发展，继而民间秘密结社崛起，使社会组织较前丰富一点；迨至晚清，近代政党的出现，开始改变社会组织低层次的状态。以上社会组织发展线索的勾勒，说明它在不发达中也有由简单向复杂进化的趋势。总之古代社会结构是在微弱的变化之中。
来源:旧居读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