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十一]
木材全都转运出山并在公路边堆码好后林场又安排我们进山劈柴。劈柴又要砍树，只是这次砍的全都是大松树。砍树这劳作对我们来说己经不是很难了，砍树砍多了，握斧子的手己磨出了好几层老茧，不像刚开始学着砍时那样，手一会儿就会磨起了泡，然后又磨破，痛得好几天。现在砍树，只要选好开口，基本上那被砍的树都能听从摆布的倒向那方，其它也不再有问题了。
砍树砍到差不多数量时，我们就把砍倒的大松树用龙门锯将砍倒的树锯成四、五十公分公长一段，再把它们用斧头劈成小块小块的，收工时又一人一担的担到公路旁边，码成一堆一堆的就行了。砍树我们已经晓得怎么砍了，只有锯树、劈柴还没有干过，不过这还是容易学，农民稍微指点一下也就会了。只是劈柴时要注意，一是注意不要让斧头脱把，再就是不要把斧头劈在脚上就可以了。
那树大的直径都有四、五十公分粗，要劈成几至十几公分粗的柴火，仅凭一把斧头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辅助工具才行。辅助工具就是几个“木尖”。“木尖”是用茶树木做的，十几到三十公分长不等，一头被削尖了，劈柴时先用斧头在木头上劈开一个口，再把“木尖”打进去，让木头在“木尖”的强行挤进中“炸”为二开。一个“木尖”还不行，那么粗的木头，要打几个“木尖”进去才能胀得开。
砍树劈柴我都不怕，我只怕担，从小就听人说挑担子会长不高，还有可能将人压矮，所以我就从小不敢挑担子，总怕自己长不高。记得中学时搞劳动挑堤，同学们都是轮着挑，唯独我一个人不愿意轮，老师亲自叫我去与同学们轮流挑我都没去轮。
这年的冬季征兵消息在我们那一传开，我就积极去打听．看知识青年能否可以报名参军，在县革委知青办得到了准确的答复是“可以”后，我就打定主意要去当兵。我把我的想法向队长说了，队长说可以考虑，于是我向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领导写了申请，并报了名。
开始，三级领导都认为我只要身体能够过关就应该没有问题，这话还让我扎实高兴一阵，并把这个好消息马上写信告诉了母亲。可后来在体检合格以后，却始终没有了音信，一直到别人都收到了入伍通知后要报到了，我还没有接到通知。我问队长，队长说不清楚。去找大队，大队要我找公社。找公社，他们告诉我是名额有限，要我再等来年。使我这次参军成泡影，空喜了一场。
这就是我遇到的第二次去当兵机会，与第一次不同的是，头次是招兵的硬要我去而自己我不愿意去，而这次却自己想去而没有去成。
此事过后不久的一天，队长告诉我说，大队要他通知我，说省城里来了几位干部，要到队上来找我了解一些情况，并嘱咐我在队上等他们，不要出去了。
省城里来的人，那就是长沙市来的人，是什么人？找我有什么事？这可令我纳闷了好一阵，至到那几个人来了见了面，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父母亲单位来的人，他们是专程来会同找我来了解原湖南大学副校长唐林1967年在湖大治安指挥部关押时跳楼自杀的情况。
他们认为我那时在湖大治安指挥部里领着十来个小伙伴在那里做事，应当知道一些情况。其实，唐林跳楼自杀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治安指挥部去做事，我们是他死后不久才去的，所以对于他的死我是不可能知道一点情况。我所知道的湖大治安指挥部的情况，他们并不想了解，于是，只坐了一会也就完事。
他们这次来了二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很熟悉的湖大派出所的A叔叔。我认识A叔叔己经有好多年了，那还是读小学四年级时的事情。那一年他刚从部队转业到湖大派出所来，一个人，家属又不在身边。同他一道从部队到湖大派出所来的还有一个姓B的，比A叔叔年级小一点，还没有结婚。他们俩都是河南人，在湖大也没有什么熟人，同住在派出所里，下了班也没有什么去处，晚上也怪无聊的。
那个时代的电讯还非常的落后，整个湖南大学还只有一百多部电话，而且都是内部电话。而内部电话通电话都不能直拨的，都必须经过湖大的电话总机转，就更莫说是打外线电话了。当时湖大的外线电话号码只有二个，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要经这二个号码转，而这二个电话号码就是湖大的总机号码，都被湖大的电话总机控制了，电话线路忙不赢时，你一般人打电话就非得等。要是熟人，外线空了总机就会为你接过来。要是不熟的话，那就又要你打过去问。所以，那时在湖大经常要打电话人都与守总机的要熟，都想总机在打电话接线时提供一些方便，不要久等。而我母亲那几年就在湖大的电话总机上班，守总机。派出所里有电话，我想A叔叔、B叔叔那时就是因为要打电话方便，才同电话间的人关系好的。
湖大派出所就在我们教室旁边不远，一个院于内。因为母亲的原因，也就认识了他们俩，课间休息时都可以跑到他们所里去玩，我就经常的上他们所里去玩。玩什么呢？玩他们派出所里配备的59式的手枪。细伢子都喜欢枪，何况是真正的手枪呢。而他们都跟我母亲熟，打电话时，特别是打私人电话时，也需我母亲予以方便，所以对我也特别的好，也欢喜我时常去玩。每次去，只要是无外人，他们都会把枪拿出来让我玩，并告诉我如何打枪、擦枪和装卸检部件。B叔叔结婚后搬出了派出所，交往也就慢慢地少了。而A叔叔一直一个人住在派出所里，所以关系就一直保持到了我下农村。
读中学前一年，社会上流行穿军装，戴军帽时，我还找A叔叔要了二套他当兵时的军装，那可是最好的人字呢干部服，四个口袋还有肩章扣眼的。进中学后又问他要了一双军用烤底皮鞋，穿到学校里，在教学楼里走，叮咯、叮咯的可响遍一层楼。
这次他来会同找我了解情况，我估计他应当是自己争取来的，是要来看看我，并了解一下我在农村的一些情况。
队长见他们跟我很熟，所以在他们走时就要我去送送他们，于是我就同他们一道走到了公社。A叔叔这次来给了我近百斤粮票，还给了20元钱，并告诉我，如果有什么大的困难，可以写信给他，他一定会想方法帮助我的。
九月份就听说湖南要修二条三线铁路，一条是从湖北的枝城到广西的柳州，叫枝柳线。一条是从湖南湘潭到贵州的叫湘黔线。二条铁路都要经过我们黔阳地区的怀化，所以我们黔阳地区各县都要抽调大批劳动力前去修铁路，只是具体时间还不清楚，要调多少劳动力也不清楚。直到十一月底才听到了确信，我们生产队要安排四个人去修铁路，二个地点，其中三人是去新晃县修湘黔线，一人去麻阳县修枝柳线。
修二条铁路的人都是来年的元月份去，只是修湘黔线的民工暂定时间为半年，修枝柳线的民工时间定一年。
队长问我想不想去，这还有不想去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生产队没有粘亲代顾的事情，无牵无挂，单身一个，不管被生产队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做事，都要比在生产队做事要好，因为他首先就解决了吃饭问题。连毛主席都说“吃饭问题是最大的问题”，那一日三餐不用愁的生活比在队上有一餐冇一餐的生活要不想事，那做完事进门就有现成的吃比收工还要围了灶台转要好。
而且在队上做事，我的工分一天只有7分，比正劳力要低了3分多一天。而出去做事就不同了，按照上面的规定，凡是生产队派工出去的，按正劳力10分工一天计工，而且不管在外是休息还是做事，天天都记，那一年下来就不知要比在生产队多赚多少工分。在农村，工分就是生存的本钱呀，只有工分赚得越多，你生存的本钱就越多。
另外，在外做事每月国家还有补助，不但能多吃，连吃都吃得好些。
听说，去修三线铁路的人，每个月的伙食标准是51斤粮食，10元钱的伙食费，而这些自己只要带36斤米去，其余不管，光粮食国家就要补助17斤米一个月，而且每个月还有六元钱零花钱，这不比在生产队要好得那里去了。
去！我不仅是想去，而且是一定要去。到麻阳去修枝柳线，去干就干它一年再说。A叔叔来时，生产队已经决定派我去麻阳了。我把这事告诉了A叔叔，A叔叔听后要我到那里后就要好好干，并与领导们搞好关系，争取就留在铁路上招工不回生产队了。
按照队长的安排，这次我们三人都被安排出去了。悌现在在公社水电站工地，队上安排致去接替他，让悌去新晃县修湘黔铁路。去新晃县的有三人，其它二人就是队上年轻的农民。队长说，这次去修三线，到麻阳县去的民工要求都高，一是要年轻力壮的，二是要未婚青年，三要家庭出身好。原因，就是因为去麻阳修铁路的是挖隧洞，挖隧洞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身体不好的吃不消。未婚青年无妻儿子女，也就无后顾之忧，万一发生意外，后事好处理。
麻阳隧洞是枝柳线第二号洞，有一千二百多米长，属该铁路线的重点工程，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讲究成分论的年代，凡事都讲究个阶级觉悟，所以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阶级敌人破坏。我们三人中只有我的家庭出生最好，是工人。他们二人中悌第二，是小职员。致最差是地主。所以黄致不能去修三线，只能留在公社里，而要悌去了。
A叔叔走后不几天，公社武装部的部长找我来了，还带了二个肩上背着枪的武装民兵，武装部长见了我后对我说：“有人反映你有一只手枪，还有许多子弹，所以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收缴这支枪和子弹的。”
这是谁反映的呢？在生产队，除了致和悌，再没那个知道我有枪，照理说，他们是应该不会去向上反映的，要反映也早反映了，不会等到今天。不是他们，那还有谁呢？左想有想，那就只可能是A叔叔了。A叔叔知道我有枪，下乡前我还去找他要了一盒小口径子弹，这次来，他还问了枪的事，不然怎么在他走后武装部长就来问我要枪呢。应当是A叔叔反映的，他可能是担心我拿枪出事，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他。当面要我上缴呢，又碍于情面，只好出此下策，要公社武装部长来收缴。没有办法，只好把那支跟随我三年多的枪拿出来交给了他。
元旦前十几天，山来找我，问我是否回长沙过节，我没有答应他，说元旦后就要去修铁路了，没有时间回去。其实这也是借口，实际上是不想回去。回去干什么呢？搞不了几天又要来，花了钱还要伤感情，还不如不回去。何况来时我就决定了，要么就一辈子不回去，要么就是回去再不用来了，不然跑起没劲。
山听说我和悌都要去修铁路，还感到奇怪，为什么他没有听到他们连山有一个知青前去的呢？这可能也是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想法不同，安排也就不同。后来到铁路上才知道，麻阳一千多会同民工中还只有我一个知青。
在新晃几个民工中有多少知青就不清楚了，总之有大部分公社、大队都没有安排知青前去当民工，就我们公社也只有我们生产队去了二个知青。
这次山来，在我这里睡了一晚，临走时在我们的仓门上信手画了一幅粉笔画：一个一身军装，头戴军帽的年青哥哥，正朝着你扬手。人物边有几个字，“再见了，哥儿们。”这应当是画的他自己，他回长沙过节去了。这幅画画得惟妙惟肖，看到过的人都说画得好，这画就在那门上生了很，没有人舍得抹去，一直到我二年后离开那里时，仍如刚刚画上去的一样清新。三十年后的二千年，我来了一趟这里，我们住的那屋己不存在，当那农民伯伯们对此画的印象却仍深。
我是十二月二十五号接到通知的，通知要求我在七一年元月四号前到粮站把手续办好，按每月三十六斤米的指标把粮食送到公社粮站，并于五号上午到公社报到。接到通知后，队长就要我不要去大队林场做事了，要我就在队上做几天事算了，一并准备准备。
从队长那里得知，我们大队这次去麻阳的整个只有三个人，除我之外，八队有一个叫银，六队有一个叫煌。这二个人我都认识，都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并且关系都还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