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福州生活，厦门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对厦门最早的认识，是从厦门知青那里得来的。1969年10月，一列专列从福州驰出，车上都是省委赴闽西下放的干部。母亲当时在省社会哲学研究所工作，作为省直机关的下放干部，带着我和姐姐，到闽西武平民主公社高横大队下放劳动，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厦门知青。知青这个概念我们是熟悉的，来到武平之前，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正张罗着到闽北的建阳、顺昌一带上山下乡。下到生产队后，见到了一批批的知青，这里的知青全部来自厦门。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与他们之间的交流不多。
次年春天，我来到公社中学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中学，我们是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学校的住宿条件很差，我被破例安排在一个最好的套间—公社书记的房间。这里要附带说一下的是，二十年前，我父亲作为剿匪队长，曾率一支部队在这一带剿匪和土改，当地的基层干部多是我父亲过去同事或部下，因此我可以享有略高的待遇。
公社办公所在地是一个两层楼的四合院，干打垒的楼房是闽西的典型风格。我住的房间是四合院中最好的一间，房间有两个窗户，一个临街，一个朝着公社的院子，这样我既可以看到街景，又可以看到院子里发生的事情。
每个月初，全公社的知青都会到公社来，一是到会计室领每月8块钱的津贴和37斤的粮票，然后换成大米和日用品；二是取信件、包裹或报纸，办完事后挑着东西，又回大山深处的知青点去。每到这些日子，假如我不上学，就会围在会计室，看一群群知青在表格上盖上图章，而后小心翼翼地点着钞票和粮票。我也会与知青们斗斗嘴，用刚学会的一两句厦门话与他们开玩笑。
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知青点，这里的知青每天晚饭后都聚集在村口，有的拉小提琴，有的拉手风琴，悠扬的音乐中包含着无限的思乡之情，往往会有村民围观、欣赏。他们用木头做了木马、单双杠和其他的体育设施，虽然简陋但是实用，经常有人在锻炼。有知青的地方就有文化，就有现代生活的气息，他们给深山带去了外面世界的生活和故事。
有一天深夜，我已经入睡了，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一阵喧闹，我推开窗户，看到一群人围在院子里。我下了楼，挤进人群，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跪在人群中间，在火把的映照下脸色显得异常苍白。这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昂着头，紧咬着嘴唇，倔强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我问公社炊事员王阿伯：怎么回事？王阿伯悄悄地对我说：是个流氓，你小孩子不要管。王阿伯当过父亲的炊事员，对我一直颇为关照。
第二天一早我上学时，院子里还围着些人。王阿伯拉住我，递给我一个包子，然后指着院子外的一群人悄悄地对我说，这两个知青搞腐化，男的还被关着，女的就是对面那个。我顺着王阿伯指的方向看去，一个女知青远远地站在院子外面，不敢进来。这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一双大眼睛饱含着泪水。过了一年多后，有一次我到乡下去，在路上又遇见了她，这时的她依然美丽，像当地的妇女一样，背上背着一个小女孩，这大概就是他们俩爱情的结晶吧。小女孩明显营养不良，也有一双同样美丽的大眼睛，只是这双大眼睛里似乎含着一种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
公社街边的村里也住着一群知青，其中有一个梦雄的小伙子，他长得颇为帅气，似乎是知青的头儿。梦雄属于那种不安分守已的人，经常与大队、生产队的领导发生一些意见分歧，当然最终倒霉的都是他。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知青与村民发生了激烈的争端，村里动用了武力。武平的山民素以剽悍著称，有“武平武平，不武不平”的说法，家家都有土铳，这是一种火力很猛的单发火器。这一交，我在楼上都可以听到队部激烈的打斗声。经过一番搏斗，梦雄居然能从楼上一跃而下，连村里民兵也无法制服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最终还是知青让步，梦雄写了检讨，贴在墙上。在那个年代，这也算是一种正常现象了。
1970年的下半年公社机关和企业单位改组，从知青中调了一些人充实进来。说是企业，无非就是一个供销社，一个松香收购站，一个水电站而已。供销社调进了一个厦门男知青，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闲暇之时我去供销社帮忙卖货，他常教我们唱歌 ，印象最深的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段《共产党员》。我们学得很好。我还跟他学下象棋，学会后经常到公社的松香收购站去，常常将那里的几个人“将”得落花流水……
在与知青的接触中，我们渐渐开始了解厦门。
当时，知青的生活非常贫困，我们供销社卖的烟最便宜的是“经济”牌或“丰产”牌，一包才九分钱。武溪村有一个知青，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每个月领了津贴后，就来买几包“经济”烟带回去抽。1970年下半年，知青下乡满一年，每月八元钱的津贴没有了，他还会经常到供销社来转转，有时会带一个鸡蛋来换烟，我们就逗他：“鸡蛋肯定是偷的”，他气坏了，说是自己养的鸡下的。我们说：“哪有知青自己养鸡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就让我们到他们的知青点去看。我们说算了，不追究了，但这个鸡蛋太小，只能折合六分钱。他又急了。当时，一个鸡蛋的收购价是七分钱。最终，我们拆开香烟的包装，给了他14支烟，有时再多给他1支，他就感激得不得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给封闭的山区带来外面的文化和生活气息，对山区是有益的。但他们付出之多、人生旅途之艰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成了厦门人。闲暇之时，徜徉在厦门街头，看着一个个匆匆来往的行人，很想从中遇到一个熟悉的知青，却一次也没有遇见过。偶然之间遇见过几个当年曾经在闽西插队的厦门知青，但一谈起当年的经历，都讳莫如深。也许，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宁可让它埋藏在记忆的深处。
去年年底，我专门去了一趟当年下放的地方。武平县城的变化虽说还是不小的，但是车往乡下驶去时，我惊讶的是时光似乎在这里停止了，几乎每一幢层子、每一条小路都似曾相识，让我感到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更使我惊讶的是，一些村民见到我时，竟然还能叫出我的名字！要知道，我当年还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而且岁月已经整整流逝了三十多年啦！
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熟识的老知青生活得怎样，有一首歌词唱道：阳光总在风雨后，人在经历了艰难凄苦的人生磨难后，步子肯定走得更稳。还有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算来现在也有三十多岁了，我脑海中常常浮现着她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如今不知道她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得怎么样？我们深深的祝福他们，愿他们一生平安。
文：陈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