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约稿《知青的父辈们》★
我的“军统”父亲
http://2006.hnzqw.com/dispbbs.asp?boardID=8&ID=108&page=1
采访手记之一 --枫林过客
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会了解，简称“军统”的全称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历史上，这二个字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无一例外地都与暗杀、绑架、血腥等字眼相连，让人感到一种谈虎色变的恐怖。记忆中，特别是解放后那段极左的日子，如果哪个人哪个家庭沾上了这二个字，那可是不得了，“杀、关、管、逃”几个字将窒息你，你的全家必定是坠入十八层黑暗地狱的主儿，那直叫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我在负气时想：全中国芸芸众生数亿，行业三百六十行，风水车轮转，总不该让我的家庭摊上有这么个“职业”的人吧。偏偏“军统”这二个字，如同于今中了五百万元体彩大奖那样，一下子砸到了我父亲的头上。而且，到国民党政权树倒猢狲散，人民迎来解放艳阳天的时候，我父亲居然在这个“职业”上“混”成了军统少将
随着政权的更迭，父亲肩上将星的光芒仅仅成为了他自己过去的“荣耀”，而他的那种曲析的历史经历却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曲析。只是纵观全家近三十年的生活，这“曲析”读起来太过沉重，几乎是灭顶之灾！一九五三年国庆节前，一纸省公安厅通知，责令父亲赴江西“接受江西人民教育”后，父亲再也杳无音信，直至廿一年半后的七五年，逢国家特赦才回到家中。那时候，全家蜗居在靠顶楼的一处不足十平米的搁楼上。搁楼无隔层，酷暑逼人，令人根本无法入睡；严冬来临，四壁洞穿，年纪尚幼的五兄弟只能相互依偎靠体温取暖。家里的经济来源仅靠做医务工作的母亲独力支撑着。势单力薄的母亲常常三点一线地穿梭于家里单位菜场，尽最大的努力在挖掘着自己的生存潜能。当时，坚强的母亲只有一种信念：要将五个孩子养大成人！政治上的歧视，生活的拮据，常常使得母亲偷偷地掉泪，但往往又迅疾地擦掉泪水，继续忙里忙外为家里的事奔波操劳。那时，我虽年幼却能读懂母亲那张终日难见笑容的脸。我知道，做母亲真的太难。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历次的“上山下乡”，我的家庭绝对是跑不脱的对象。在岁月延宕中，五兄弟中除因家庭生活实在困顿而送出一人外，四兄弟全部“光荣”地上山下乡到湖南的几处农村。临下乡的前夜，我通夜无眠，胡思乱想，甚至自宽自解地想到：兄弟全部扫地出门了，这样也好，能够让可怜的母亲少受点累。不过随着眼泪溢出的同时也滋生出一丝对父亲的怨恨来。父亲啊，你什么职业不谋，偏偏去沾“军统”这二个字！
峥嵘岁月象条河。经历了无数艰辛，窥见过无数的生活苍桑，我经历了上山下乡、回城谋生、结婚生子。于今，我也能平静地审视自己的一生了。有一段时间，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了解年龄己有八十余岁父亲的强烈想法。那段时间，我经常以各种理由到大哥的家里去，因为母亲过世后父亲一直住在大哥家里。我与父亲长谈，我在父亲书堆里搜寻着只要能映证他过去岁月的只言片语。我希望真正与父亲的灵魂对话，我企盼作为一个男人的根和精神源泉的父亲能真正展现在儿子面前。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我发现父亲曾写下了不下五十万字的回忆录，这些文字是他多年来在省参事室供职的时候写下的。
我贪婪地阅读着这些文字，可以说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时的感受确实不为过。父亲的回忆录虽无严密的篇章结构，象是历史的断片；虽无悦目的艳丽色彩，使人无法使精神得到感奋。但是，这些文字却如同二三十年代黑白老影片，清晰地向我徐徐展开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父亲陈达出身于湖南醴陵北乡一个并不富足的农民家庭。从小即耳懦目染了家里长辈忠厚持家，热心公益的祖风，成就了自己要强正直的个性。由于大伯、二伯均无儿子，深得祖父痛爱，四岁即入学，十岁高小毕业，后转中文专修班攻读五年即取得相当于大专文化程度学历。因对祖父常怀培育之恩的感激，至今对未曾报答即己故去的祖父感到愧疚。按当地传统习俗，读过几年书的人，务必外出谋事以膳养家人。遂于一九三四年，赴江西在国民党第六军六十二师谋得文书职位。转年，在无任何人事背景的情况下考入湖南省财政厅任书记员。工作二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缘于当时国土沦丧，日寇猖獗，激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考入军事委员会特训班，在临澧受训一年毕业后，于一九三八年冬开赴保卫大武汉的战场。
其实，父亲在特训班的学习己经昭示了他一种命运的转折：他不再是那种芸芸众生中的谋食之辈，他是作为管理国家之器的军统之一员。他必须绝对服从上司的指示，义无反顾地去与各种“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与死敌共党相搏，与日寇相搏。无庸讳言，按父亲当时的“各为其主”的错误观念，军统也曾在这一时期大肆捕杀过中共党员（后来证明，这是国民党的历史罪恶），但笔者在本文中则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自己军统父亲的，故略去。
一九三八年冬，日军占领南京后，分兵五路如潮水般席卷东南各省，很快江西也沦为敌手。当时父亲正在军统江西吉安分站工作，是时，国民党主力部队己西撤湖南，整个江西站的军统工作己进入地下状况。
这是一场不见白刃不见硝烟的战争。往往在白天，吉安街市上见到的是嚣张的日本鬼子，似乎这里己成了鬼子的天下，但只要夜幕降临了，此处的居民总会听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不是鬼子的宪兵队部被炸就是某一处仓库被夷为平地；或者是，人们清晨起来发观某个街衢的角落躺着一个个血淋淋死去的日本鬼子或是汉奸。人们在暗自欣喜的同时仍不免睁着一双惊奇的眼晴在猜测着究竟是谁敢如此老虎嘴上捋须？事情发生多了，明眼人开始断定：这一定是有组织的人干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猜得不错，这是军统南昌吉安站的特勤队在行动。遵照上司指示，父亲所领导的特勤队必须尽最大能力来骚扰和打击侵略军，并极积收集军事情报以配合主力部队与敌寇作战。
每一个夜晚，无数道神秘的电波总会穿透飘渺的夜空，频繁地将白天收集到的情报汇集到重庆军统总部，以便提供给参谋部作为部队作战的依据。有一次，父亲得到可靠情报，敌酋第56师团将西移湖南，途中有可能经过湖南常德。父亲亲自将这一消息发向总部。几天后，传来消息，敌56师团在进入湖南后遭薛岳部二个军的狙击，此战大捷，振奋国人。这次战役即是史称的“常德会战”中的一个小插曲。
一段时间，日本军队充分依南津铁道线来回调动兵力，其机动性常使我军猝不及防。为切断敌人这道供血主动脉，上峰指示：江西站一定要组织“破路”，切断南津铁路，让日酋军车瘫痪。受上司委派，父亲改姓王，担任破路队队队长。在足智多谋，胆量极大的父亲指挥下，一个月内接二连三将铁道线拆毁或炸毁多处，有几次将鬼子军车弄出了铁轨。不到一个月即将南津铁道线彻底“致残”了。对于突然出现的新情况，鬼子十分恼火，由特高课山田课长牵头，派出便衣四处打探。终于知道了有个“王队长”领导的破路队在与他们作对。于是，鬼子除在铁道线布置了严密的巡逻外，同时针锋相对地也组织了一个装备精良的“特别行动队”，专门与破路队较量。
父亲领导的破路队昼伏夜出，流动性大，常常声东击西令敌人防不胜防。但是，有好几次破路队与鬼子的特别行动队也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父亲他们仗着熟悉地形，在几次的正面交锋中，让鬼子没有占到便宜。
然而，凶险总是会不期而降临在人的头上。那年四月的一个夜晚，父亲按预定的计划率领六名破路队员前往周村附近破路。这段铁路东边紧靠一座大桥，然后铁路蜿蜒穿行于两座大山之间。如果将这一段路爆破，必然会使这里成为一个瓶颈，使鬼子一时难以修复。抵达目的地后，父亲镇定地指挥小李和老黄掘开路基石埋设炸药，另外布设导火线的，担任警戒的均按部就班地进行。父亲葡伏在路基边，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透着一种蔑视的笑意看着小李和老黄在忙碌着……
在动物世界中，我们常常看见在那云端中盘旋的饿鹰，怎样凶残地监控着自己的猎物。盘旋着，盘旋着，一下瞅准时机，便箭一般地射向猎物将其擒获。然后，将猎物撕裂成碎片作为自己的美味大餐。此刻，日本特高课山田课长正率领一个联队的鬼子正虎视耽耽地注视着山坳下忙碌的几个人影。山田的嘴角同样浮出了一丝的冷笑，他得到情报，傍晚时分，早己将联队设伏在此，他还知道：那位“王队长”的大驾也会光临。这真是一个一了百了的天赐良缘！
父亲等六个人丝毫没有半点察觉自己己置于鬼子一个联队的包围之中。在树上担任警戒的“猴五”象听到了什么异常，只一“嗖”身便下了树，还未站稳即被一梭子机枪子弹扫倒。顷刻，鬼子的歪把子象发了疯式地响起来了。站在路基上的小李被子弹一下扫断了脚踝，被老黄连人抱着滚下了路基。父亲立即明白，自己中了埋伏。一扬手，五人箭也式地撤向了河边，跃入河中。五个人浮游在湍急的河水中，只见在岸边排成了队的鬼子，一个劲地向河里射击。天黑浪大，漩涡很快将四个人推到桥洞边（泅游中被鬼子乱枪击中一个）。父亲和另一个部下七手八脚将受伤的小李和老黄扯上洞口。这个涵洞很大，可以容身。子弹在洞口麻石上溅出了点点火花，鬼子的嚎叫声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父亲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一种绝望，他焦急地看着脚负重伤的小李，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小李的受伤，有可能让父亲等几人“全军覆没”！没有时间等待了，可是…父亲很清楚“家里”的铁律。小李一双痛苦的眼晴似乎穿透了父亲的心思，他低低地只讲了一句话：我有个老娘在吉安玉井村……你们赶忙走吧！
黑夜中，鬼子的嚎叫声越来越近，手电光不断地照射到涵洞口。父亲当机立断地一挥手，四人复又纵入了波涛中……
当父亲几个人奋力游到对岸时，涵洞口发出了一声震耳的巨响，那是小李在鬼子围着他时，拉响了一颗揣在怀中的手雷。
很多年以后，父亲手脚不灵便地钭依在床头向我谈到那次“涵洞脱险”时，说话仍有些哽咽：我有一点办法都会带他走啊！
一次次与鬼子的战斗给父亲带来过凶险，也带来了光荣。不久，父亲连升五级被上司提升为中校。一九四Ｏ年夏月，父亲认识了在江西传染病医院工作的母亲，二年后，父亲成家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父亲携全家迁居南昌。此时父亲己担任军统江西站副站长（无正站长），兼江西省保安司令部调查室上校副主任。这段时间，父亲所做的事应该说仍是对社会有益的事：在他的指挥下，全省展开了清查和抓捕汉奸的工作。应该说，父亲对敌伪时期的汉奸走狗是深恶痛绝，是有一定民族气节的。在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影响下，仅南昌、九江二地就逮捕关押大小汉奸四百余人，其中最大的汉奸是伪江西省长周贯虹。同时，全省各地军统查封了大量的日伪财产。
那时，虽说我的父亲官至军统一省之长，但仍然没有什么钱。后来，我将这一疑问提示给父亲时。父亲告诉我：“祖父教我不能淫人妻女，不能贪人钱财。祖训不能违啊！”事实上，当时父亲二十九岁，深受长辈影响，只知秉公办事，尽忠职守。在他的观念中“升官”即是上进。当时查封逆产时，曾有几个贴心部下劝父亲“何不趁此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弄上一笔钱？”但遭到父亲严词拒绝。说实话，通过解放后与父亲的接触，以及观察他对钱财的看法，我对父亲这句话深信无疑。
父亲一生中奔波于自己的戎马生涯，丝毫未考虑过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对错，也许在他心目中，“服从命令”即为天职。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三大军事较量，国民党部队尽数被歼，望风披糜，人民解放军前锋饮马长江时，他开始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怀疑，他开始对自己服务的政党和政府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后，经过几番辗转，我父亲回过一次故乡湖南。当时湖南的形势是：国民党大势己去，国民党人纷纷在寻找出路。当时主政湖南的程潜及军事方面的陈明仁均有意举义，赞成长沙和平解放。但是，当时仍有国民党军事、军统方面的顽固分子在进行极力地阻挠。可以说，蒋介石以及当时军统掌门人毛人凤也在密切地注视着湖南的政治局势；死硬的“主战派”白祟禧屯重兵于衡阳，时时威逼长沙，令“主和派”不得不有时忌讳；各式政治人物游走于各界，兜售他们的“救国方略”。长沙的政治形势变得诡谲莫辩，凶险无比。通过老同学的介绍，父亲结识了长沙绥署中将高参张严佛。当时张极力拥护程潜和平起义。几次交谈后，张诚恳告之父亲，希望父亲能申明大义，倒向人民。是时，父亲己官至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衡洲指挥所少将主任。虽己眼见大陆整个即告解放，国民党内部腐化至极，民怨沸腾。自己才三十二岁，岜能与腐朽政府同归于尽。但父亲仍是顾虑重重，考虑自己身陷“军统”多年且身份非同一般，恐怕自己难以让中共相容。但张严佛极力说服父亲并拿出与中共接触的信件给他看。父亲经过一夜深思熟虑后，终于找到张，表示决心拥护颂公的长沙和平起义。
应该看到的是，当时湖南的和平起义运动搞起来后，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就十分注意。由于原军统湖南站站长黄永康被张严佛争取过去了，毛人凤随即免去了黄的站长职务，派忠于他和蒋介石的夏松任湖南站长，要他严密监视湖南党政要人的情况，随时密报。夏上任伊时即不断向毛人凤密报了程潜、程星龄、邓介松、张严佛等人的情况。毛人凤听了非常生气，大发脾气道：真没想到，这些人也会背叛我们！
毛人凤对军统人员弃暗投明特别害怕，当发观周伟龙有可疑投共迹象时，不由分说即行予以逮捕；听说上海区余乐醒和中共有了联系，立即命令上海稽查处特务捕杀余乐醒，以杀一儆百。毛人凤现在了解到程潜、程星龄、张严佛等人的和平计划后，决定派他的亲侄子毛钟新飞赴长沙组织杀手暗杀程潜、程星龄等人。
但是，毛钟新甫一住进长沙陶陶乐旅社还未及开始工作，即被张严佛等探听到了消息。张深知军统的暗杀手段是阴险狠毒的，毛既来必是有备而来，心里十分焦虑。连夜前往保安司令部找肖作霖商量。
张与肖商议多时仍无良策。张沉吟良久，忽然兴奋地叫出来：有了，毛钟新碰到死敌了。原来，张想到了平素与毛钟新关系不错的陈达。为了长沙和平起义能顺利进行，我父亲陈达正式登上了风云翻滚的湖南和平起义历史舞台。
父亲此时职务仍在衢州，与湖南和平起义无关系，而且与毛钟新平素关系不错，毛绝对不会怀疑父亲的政治面貌。
父亲得信后，毫不犹疑地经福建、广东潜回了长沙。车抵长沙即去张严佛家领受任务。经二人再三策划，确定了击败毛钟新的计划。
次日，父亲秘密离开张严佛家，直奔毛钟新住地—陶陶乐旅社而去。父亲装着找住处似地见到了毛钟新。毛见到父亲，第一句话便是：“你怎么回到了湖南？”
父亲佯答：“家父有病，请假回醴陵探视。昨晚刚到，顺便在长沙买点药看看几个亲戚。”见毛没有生疑，故意反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长沙？此行有任务吧？”
毛钟新四下看了看，悄声对父亲说：“确实有任务。你虽是湖南人，但你己久不在湖南工作，不了解湖南目前情况。我实话告诉你，现在湖南情况很糟，程潜有可能叛变党国。最近总统亲谕毛先生：‘不能让湖南再出个傅作义，要严防湖南出现叛乱局面。’”毛钟新一口气将他来湖南的目的、毛人凤的暗杀计划一古脑都告诉了父亲。而且，将即将实施的“暗杀名单”给父亲过目。
显然，毛对父亲是绝对信任的。
父亲在年届耄耋之年时仍能清晰地记忆起当时初与毛钟新第一次交锋时的情景，不禁哈哈笑出了声。特在以上详细录出。
顺理成章，后来父亲经过大量的工作，截取了毛很多重要的情报，粉碎了毛钟新的“暗杀计划”，充分保证了长沙和平起义得以顺利进行。令人好笑的是，父亲和张严佛等人为彻底搬去毛钟新这块“绊脚石”，也采用了军统惯常用的“恐吓信”将毛吓得窜去了广州。
长沙和平起义最终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得以顺利成功。当时的人民政府将父亲极积参与起义的事记录在案。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九年八月，白祟禧总部尚在衡阳，而长沙至衡阳一段铁路巳遭破坏，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派遣，父亲带了一名随员徒步经湘潭、衡山去衡阳进行策反。经过二天艰苦的奔走，二位被策反对象己去桂林。父亲接着马不停蹄地赶往桂林。经过几番艰苦的说服工作，终于将国民党一四三军副军长孟繁华（父亲老友）和白崇禧总部二处副处长刘子洛（父亲老部下）、国民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桂林无线电台台长伍本森策反成功，秘密起义。并主动在桂林架设秘密电台与在汉口的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多次向人民解放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该部电台的发报人员即是由母亲的老同学、同事胡女士，电台一直工作到广西解放。当时解放军华中军区发给了父亲起义有功的证件，遗憾的是五Ｏ年父亲回到醴陵时，被醴陵公安局强行没收并撕毁。
一九五Ｏ年秋，因情报工作需要，湖南公安厅派父亲去香港策反军统特务人员。当时父亲在大陆起义己有一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巳了解这一情况，如果去香港很可能被暗杀。但父亲为了国家的利益，仍两次去港工作，应该说，父亲的此举对大陆解放初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是功不可没的。
一九五三年九月三十日晚，这是一个令父亲及家人最为痛苦的夜晚。湖南公安厅派员突然找到我父亲宣布：江西人民要陈达到江西去。于是，父亲兼程被送往位于南昌的江西公安厅关押。
父亲那种赤诚而无所顾忌的性情中人性格在这里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出来。在对父亲第一次审讯中，省公安厅一位处长明知道父亲曾参与长沙和平起义，却将桌子一拍，厉声斥责父亲道：“今天，我们要打掉你的金字招牌！”父亲竟然高声反驳道：“我没有什么金字招牌，你们要打掉的只是你们共产党的政策！”当时，父亲的话声震屋宇，满座皆惊。缘于何因使父亲有此底气？原来，父亲自参与长沙起义后，通过多次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笃信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是“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盛行“极左”的年代里，即便是满口“党的政策”的革命领导干部也难能免俗，谁“左”谁正确，谁“左”谁革命。“既往不究”只差一字便是“既往必究”的文字游戏使父亲百口莫辩。从一九五三年九月三十日直至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特赦）从年富力强的三十六岁到步入老年的五十八岁在南昌、武昌及辽宁抚顺等地的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整整二十一年半。在出狱的以后岁月里，父亲常常叹息地说：“很可惜，我的年富力强的岁月白白浪费在监狱里，我是真诚的想为国家做点事啊！”
父亲在更多的日子里，曾反复向我们几兄弟表示了自己的歉疚，表示由于他长期受到关押，无法照顾家庭，致使无条件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育或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机会；而且在盛行“老子混蛋儿混蛋”的年代致使孩子们的精神上深受伤害，这是他迟暮之年最感痛心之事。
一直不爱说话的父亲有次主动跟我说：“我这一生中最不后悔的事是娶了你母亲！”
也许，苦难是人生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在解读完父亲的一生后，我仍然无法判断一个人选择哪种“职业”的对错。但我却懂得了个人的力量虽然无法违拗历史，但个人的品德却是可以由自己来完善。苦难有时会象后娘，让你痛不欲生，备感不公；苦难有时却象慈母，孕育出你的坚忍和精神力量。
父亲，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你这一生努力了，我不怪你！
2005年2月24日初稿于白沙苑
[原创与视频]★约稿《知青的父辈们》★ [知青公共频道特别奉献]
——谨以此献给我亲爱的外婆
往事如烟，随着岁月的流逝，尘封的记忆逐渐消失。有的或许就永远消失了，但有的却是铭心刻骨，永远也无法忘记。
在祖辈中，我只见过外婆。爷爷奶奶、外公都去世得早，都没见过。在我5岁那年，见到了我的外婆。外婆不高，一双好小好小的三寸金莲，60多岁了，嘴很小，只剩四颗门牙了。眼也小，可是很秀气。穿一身黑色的大襟衣服，和所有老太婆的一样，在脑后梳个发髻，也挺好看的。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管外婆叫奶奶。咱家自奶奶来了后，就热闹多了。这并不是奶奶很爱说话，而是这个家显得温馨了许多。那时侯父母经常晚上要去办公室政治学习、开会什么的。我们这些孩子在家就觉得冷清，害怕，孤独。有时吃完晚饭后，跟爸妈一起聊天嬉戏，觉得很快乐。但快乐的时间往往很短暂，在非常快乐的时候，学习的铃声就响起来了。这时，妈妈就说：“再见，妈妈要去开会了，你们在家听奶奶话。”然后就匆匆地走了。此时的我们是多么希望爸妈能再陪我们多玩一会儿啊。但是却也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爸妈出门去了。于是奶奶就陪着我们玩，。也许有奶奶在，我们似乎也不象以前那样觉得寂寞，时间好象也比较容易过去。不用那么眼巴巴地等着爸妈回来。然后奶奶又照顾我们一个个地洗漱，直至睡觉。因为奶奶来了，有人照顾我们，妈妈也觉得放心多了，心情也比较轻松、愉快起来。
奶奶是旧时代过来的人，虽也算是大家闺秀，但仍然逃不脱旧时女子逆来顺受的命运。她同样被缠上小脚，没有机会读书认字。真可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她接受的教育中，女子生来就是要比男人弱。女子要秀气，吃饭时，嘴也不能张得很大，不能发出响声。吃菜也只能夹自己面前的菜……。这些，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听得太多了。那时，由于受当时的教育的影响，对奶奶说的这些，我全都嗤之以鼻，并反驳她：“封建、迷信，不听！”如今，在讲究行为美，讲究文明礼貌的年代，回想当初奶奶的一些教诲，觉得似乎也有些道理。
可以说，奶奶在我们家那几年，我还是受了奶奶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我当时反驳她，表示不听她的话，但是，直到现在，我不论在哪儿出席请客吃饭，在饭桌上，我从来是不忘她老人家的教诲的，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只夹自己眼前的菜。但是，其他的，象什么：脚要收得拢拢的--两膝盖要并拢，坐要有坐像，站有站像，女孩子就是要有女孩子的样子。照如今的话说呢，就是要象个淑女。不过，这一点，我 很惭愧，我不愿意，也没有做好。在当时的教育，就是不能娇气，蛮气一点就是不娇气。记得我曾穿过一双皮鞋上学，那个班主任斜着眼看我的神情，至今回想起来，都不是滋味儿。
奶奶是生在封建大家庭里，平时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介于两种教育之间，我虽顽皮，但有时奶奶哄着我，我也会很乖的。奶奶是小脚，经常疼得厉害，听说有种叫“马齿苋”的野菜，可以医治脚疼，于是，我心血来潮时，就会到外面去挖些马齿苋回来给奶奶。然后她就炒炒作菜，或是用别的方法，做些花样，我也不知道怎样搞的。总之，这时大人就夸夸我，说我很懂事，很乖。我也乐得高兴。
刚上小学时，我还不会自己梳小辫，每天早晨都是奶奶帮我梳，我还时时不满意，老是闹别扭，动不动把头一扭，刚编织好的辫子又散开了。奶奶很耐心，一遍又一遍地帮我扎好小辫，等我吃完早饭后，把书包给我，目送我去上学。夏天的晚上，我在灯下写作业，天气炎热，又有蚊虫叮咬，奶奶就用一把芭蕉扇不停地给我扇风，我得以比较顺当地完成家庭作业。还有一次，我没完成家庭作业，老师要我把作业补完再回家，我老老实实的补啊补啊，天快黑了，还一个人在教室里补作业。当我做完作业走出教室时，看见邻居的小孩在校门口等我，他说：“你奶奶要我来找你，怎么还不回家？”原来，奶奶看天黑下来了，还不见我回家，着急了，就托人来学校找我。
那时，大家都很穷。而且也提倡勤俭节约，继承革命老传统。我们时常唱的一些歌，如：“勤俭是咱的传家宝”、“爷爷有个针线包”……。在家，奶奶就常缝缝补补，当时父母的针线也不错，我也跟着奶奶、爸妈学会了针线活，我的针线活也很不错的。那时，人长得快，新做的裤子穿着很快就不够长度了，奶奶经常帮我把裤脚接长，我们也不讲究，穿着照样很高兴，也不管加长的那段裤脚的颜色是否相配。
本来，我跟奶奶应该是会很好的相处的——如果不是那个讲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她并不知道我，在心里跟她有多疏远。在那个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使我—— 一个小学生，居然想起要跟奶奶划清界限来。——这一点，我母亲也未必知道，其他人就更不知道了，就是奶奶自己，心里也不十分地清楚，也许，她当时只是不明白：“我的这个外孙女到底怎么啦？这么不懂事儿？”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没人知道我当年的想法，也没人知道我对奶奶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不说，谁也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使我对奶奶——自己的亲人，对自己无限关怀的亲人，轻易地做出要与她划清界限的决定来。
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忧新。晚饭后奶奶手里拿着张纸片对我说：“你把这张表送到楼下张家去”。在下楼的时候，出于好奇心，我打开那张纸片看了看，其实是一张表格。不看则已，一看，我顿时浑身发软，几乎从楼梯滚下去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上面写着“***，女，地主”。 一排令我浑身冰冷的小字。不对吧 我看错了吗？，再看看，还是......。
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不会的。我把那张纸片送到楼下后，回到自己的床上。谁也不看，心乱如麻。怎么搞的，奶奶怎么会是......？她多么慈祥，善良。哪儿有一丝象电影里那个凶神恶煞的地主呀？我突然觉得奶奶好可怜。一定是搞错了。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我糊糊涂涂地进入了梦乡。
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神恍惚，情绪沮丧，心头总是压着石头一般。很奇怪地就是，我是个肚子里存不住话的人，但这件事情却守口如瓶，从来不对任何人提起。不告诉弟妹，也不敢问母亲。
时间就这样缓缓地流逝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也渐渐地将这件事淡忘了。
但是从此我对奶奶的态度却改变了。对她讲话粗声粗气，根本没有礼貌可言。在我的潜意识里，如果对奶奶客气了，讲礼貌了，就是与地主划不清界限，就是立场不稳（现在看来，什么是立场呀？当时自己根本不懂）。为此，奶奶特别伤心和不解。看着奶奶伤心的样子，我又有些心软了，我想，奶奶如果不是地主该多好呀！真想跑过去安慰她，可是，另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怎么要去可怜一个地主呢？”是呀，我想，这样我岂不是成了同情地主的糊涂人了？不行，我要和她划清界限。她的可怜是装出来的，在旧社会她一定是剥削者。
不过，我无法想象，她是怎样剥削穷人的呢？
奶奶有时身体不适，但硬撑着。有一天，她病了。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瘦削的脸，心里好可怜她，但是我没有问一句话。她说：“小，给我倒杯水吧。”我心里真的很想给奶奶倒杯水的，但是，我装做没有听见，没有动。她又重复了几遍，我仍然没有反应。她绝望了，自己慢慢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旁，倒了杯水，……。看着奶奶战战巍巍、摇摇晃晃的样子，真想过去扶她一下，但是，我没有。我硬着心肠，没有理她。奶奶，不要怪我，谁叫你是地主呢？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心里这样想着，慢慢离开了她。
有一天，我看见奶奶在偷偷地哭，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清楚，但是好奇心驱使我靠近了奶奶，虽听不清楚，但我仍然从那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听到一些我不懂的话：“我的命好苦啊！”......。我是个粗心的人，我没有多想，但是奶奶为什么这样说？什么叫命，什么叫命苦？那个年代，小小年纪的我根本不可能去理解她。
终于，有一天，奶奶要走了，我隐隐觉得，这与那个地主成分有关。当时，我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她终于要走了，以后，我再不会看到这个地主了，我巴不得她快点走。我心里说：快走吧，快走吧。下午上学时，母亲对我说：“今天放学早点回家，奶奶要走了。”“恩，知道了。”我敷衍的回答以后，飞快地跑了。
那天下午，我整个的心神不宁。我想早点回去，再见奶奶一面。在这段日子，奶奶经常悄悄地哭泣，我发现了好几次。我真是想安慰她，或者说些宽慰的话。但是我没有。现在她要走了，我早点回去见见她，有什么不可以呢？又想，不行，不能，最好不要见她。哎，奶奶，如果你不是……，那该多好啊。……
……时间在我的犹豫中，毫不留情的过去了。……。
回到家，阿姨对我说：“怎么才回来？你奶奶等你好久，想再看看你啊，你怎么不早点回来？” 奶奶，你没有等到我回来，你有多失望？虽然这个外孙对你不好，但仍然是你外孙啊。你当然疼她，想她了，你是很清楚的，值此一别，今生今世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小，你怎么还不回来呢？。
但是，你的外孙还小，她怎知道你的心啊？
奶奶带着对我们无限眷恋和对那个年代的伤感，无奈地走了。
奶奶走后，再也没能回来。
以后，很少听到奶奶的消息。但我还是知道，母亲每月要给舅舅寄钱，因为奶奶回去后，跟舅舅住在一起，需要抚养费。舅舅家也不宽裕。母亲每月寄10元，但是，能到她手中的会有几个钱呢？母亲心里清楚，但又不能不寄，毕竟自己的老娘在那儿啊。
从此，与奶奶只能梦中相见。
我为什么还会梦见她？奶奶，知道我梦醒之后的心情吗？那是多么难以描述的凄苦与无奈啊。
奶奶从老家来时，曾带来一只小木箱，古色古香的，还有一个小铜锁，其实里面是奶奶的木梳和针线，剪子之类的。或许就是她的全部家当。这次她回去，不知是忘记了，还是什么原因，这只小木箱她没有带走。那里面或许装过奶奶从少女时代曾经有过的梦幻，是她的小天地。当然，在如今看来那不过是些很古老的传说了。奶奶曾教我读过她少女时代的歌谣：“祝英台，清早起来，梳头打扮……”时代太久了，如今我只记得这两句了。睹物思人，能见到的奶奶，就是这只小木箱了。
又过了几年，也就是那如火如荼的年代。一天，母亲收到一封来信。拆开看了一眼，立刻热泪双流：“死了、死了……也好……”，……我猜想，一定是奶奶死了，她终于死了，以后，我也用不着和她划清界限了，也好。我心里这样想着。看着母亲，心情很复杂。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母亲，我只知道，母亲不敢哭。我知道母亲心中的悲哀，在那个年代，母亲根本不敢大放悲声，因为父亲当时是走资派，也在挨整。她把那封信塞到炉子里烧了，在厨房抽泣良久……。
我没敢对母亲说一句话。
后来，我也知道。，奶奶为什么会早死？她其实没什么大病，只是她的儿媳非常厉害，常常不让她吃饱，给她脸色看，嫌弃奶奶。奶奶是饿死的，是在病、饿与痛苦的思念中绝望地离开人世的。她想念多年不见的儿子（还有一个儿子，在49年去了台湾），想念她一手带到5岁的外孙（我的弟弟，从出生起由奶奶带到5岁）和她的儿女、儿孙。可以想象，她回去后的那几年，是过的什么日子？她的生活好苦，但是她的心更苦啊。儿子一走十几二十年 ，杳无音讯，生死未卜，怎能放得下？怎舍得走？
在我20岁左右时，母亲觉得我懂事了，曾经对我说过一些关于奶奶以及自己家庭的事情。我才基本了解奶奶的情况。母亲说，她家的生活一直就不宽裕，而且，到土改时，和我外公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在划分成分时，是贫农，而我的外公却成了地主。外婆是一字不识的家庭妇女，什么都不懂，却糊里糊涂得成了剥削者。当时母亲悄悄地说了这些后，又补充说：“当然现在我也不能讲什么，因为不能否认土改的正确性。”我很愧疚的对母亲说：“妈妈，我以前对奶奶不好。”但是母亲说：“你那时小，不懂事。看你对姑妈多好。” 啊，母亲，难道您一点儿没察觉女儿对你的母亲的不敬吗？母亲并不知我是什么原因而对奶奶不好，或许，母亲根本没有察觉，只当作是我年幼不懂事、顽皮而为之。如果她知道仅仅因为是那个原因，她会做何感想呢？奶奶如果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外孙对她那般冷血，她又会如何呢？
如此看来，我不仅对不起奶奶，也对不起母亲。如今，她们已双双长眠地下，我的道歉，我的心声，她们能听见吗？我的无限思念，我的内疚，我的忏悔，特别是奶奶，你知道吗？
多少年过去了，往事逐渐淡忘，人们用不着再为自己的出生感到悲哀或自豪。在讲究尊老爱幼、文明礼貌的时代，再不会发生那种有悖常理的事情了。我也已为人母，我的女儿很懂事，她当然不理解那个年代的我。
有一天，我梦见了奶奶，很多年都没有梦见她了，醒来后，她那凄楚的眼神，不由我潸然泪下。我突然想到，我要忏悔，我要让奶奶知道我的心思。我痛切的感到，如果我不把我的心思告诉奶奶，也许是一生的憾事。我要告慰地下的奶奶和母亲，在97年，我们与舅舅——也就是49年离开大陆的舅舅、姨妈以及他们的子女——表哥表姐表弟表妹都已见面。就连大姨的子女，也见到了—— 相隔近五十年啊，宇宙中的一瞬间，而人生却走过了一大半历程。
我的表姐表哥都已过了五十，我们长这么大了，还是头一回见面，此情此景，令人唏嘘不已。但是我们毕竟还是都见到了。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感慨万千啊。奶奶，你若九泉有知，应该有所安慰了吧。虽然你没有等到儿子，但是儿子毕竟还是回来了。
———— 写于2002年1月
二十年前，我从江永返回长沙，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回城后，开始学习写点儿东西，竟然在晚报发了几篇（首）。于是，在晚报编辑王俞的鼓动之下，参加了那一年市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从桂林返回湖南时，途经怀化，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我的父亲就安葬在黔阳。二十多年了，我竟没有来此祭祀过。我决定在此下车，但又因自己参加的是一次集体活动，不好意思说出口。思索良久，还是说了出来。没想到，大家都说，祭奠先父，人同此心。并相互约定第二天在吉首会面。我下了车。
下车之后，我立即上了去黔阳的汽车。车到黔阳，天己暗了下来。凭着记忆，我找到了父亲的安葬之地。那是一个山坡，路非常的滑，天在下着毛毛细雨。待我爬到山坡上时，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了。我擦亮火柴寻找，一盒火柴用完，也没有找到父亲的坟墓。只好下了山。在山下，我敲开一家农户，向他说了我的情况，那家农民兄弟十分同情，便嘱咐他的儿子，一个十二三岁的仔崽，提着马灯，领着我再一次上了山。我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坟墓。我站立在父亲的坟墓前，那一会儿，真是百感交集。
父亲是个高级采矿工程师，对采矿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故，才被省冶金局和黔阳专署邀请，带一个安全技术工作小组，赴湘西各中小型矿山帮助工作。工作中途，父亲就感到心脏不适，去常德做了一次体检，才发觉血压偏高。但工作未有完成，且能半途而废？他又回到黔阳，带病工作。不幸在工作刚刚告一段落时，倒下了。他倒在黔阳的邮政局里。那之前，他正向省冶金局汇报工作，电报稿还未撰写完毕，心脏突然梗塞，因脑溢血而仙逝。那个日子，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那是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日。
此后，便是漫长的苦日子。那种日子，连肚皮都填不饱，加之家庭几乎没有了收入，全靠国家发的那几百元的抚恤金免强度日。苦日子刚过，我就下了乡。一去，就是十五年。回到城中，工作长时间没有着落。加之弟妹六人之中，竟有三人当了知青。自然也就无法去黔阳父亲坟墓前去祭扫了。
我站在那片山坡之上，面对父亲的坟茔，心情沉重。父亲，为儿的来晚了。二十年了，为儿的才来你的墓前悼念，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这偏远的湘西山中独自长眠。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实在是对不起你了！我的心，在这样默念着，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真的后悔那一年没有将父亲的遗体带回到长沙，不然，父亲何至于一个人独处在这大山之中？
其实,父亲去世的第二天，省冶金局就派车将我们送到了黔阳。并且承诺，由地区派专车将父亲的遗体运往长沙安葬。但是，一到地区，我们就听工作组的同志们说，父亲常常和他谈起他非常喜欢这个偏远的山城。就在临终前的那个晚上，他仍然说，他退了休，倒是非常想到这个山城来安度晚年的。这也许就是父亲临终的遗嘱？母亲将最后的决断权交给了我，思索良久，我才做出了决定，就按照父亲的意愿，将他安葬在这座古老的湘西山城。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决定，父亲一个人就在孤寂之中，过了二十多年。
现在看来，父亲安息之地，虽是偏远，但却宁静，那是一个绝妙的坟山墓地，没有市声喧哗，没有烟尘污染。坟地，背靠青山，坟前，片片田园。些许农舍，常年青烟袅袅。辛劳一生，能寻找到这样的一块清净之地，足可以高枕而无忧了。这样一想，我的心中，也就有了些许的安慰。
前几年，弟妹曾提出要将父亲遗骸迁葬长沙，但母亲却不同意。她说，这么多年来，世道变幻莫测，过苦日子、知青下乡、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家人，经历了多少磨难，但都平平安安，那都是父亲魂灵在暗中保佑。大家听了，想想也对，便打消了那个迁坟的念头。现在我的父亲依然安息在那个宁静的山城，那是他非常喜欢的古老的湘西山城。只是他再也不会感到孤独，每年的清明，总有儿孙们为他带去鲜花、祭品、慰藉和深深的思念之情……
★约稿《知青的父辈们》 [知青公共频道特别奉献]★
这是一组母子间的往返函电，时值1972年底。
母亲孙仲珍，北京人，1957年调湖南省话剧团任台词教师，携幼子孙卓南下定居于举目无亲的长沙。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至“文革”爆发。已在湖南省艺术学校话剧科退休的孙仲珍，因已故丈夫的历史问题被“专政”，于1969年被强行迁往省“五．七”总校汉寿县清水坝分校，成为省会文艺界唯一一位在民政部门拿着退休金却被“专政”的对象。儿子孙卓系长沙市一中初中66届毕业生，亦于同期下放到沅江县黄茅洲区插队。至此，母子二人已失去共同栖身的家园，虽相互牵挂，却难得一见。1972年底，孙卓被抽调到临时组成的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赶排节目，准备参加县里的会演，并已得到可靠消息，知道自己是县文工团重点关注的对象，极有可能被招收为专业演员。这在当时无疑是解决生活出路的最好途径，然而就在此时，留在生产队的同学，紧急通知他，母亲发来病重的告急信……
亲爱的卓儿：
还是11月7号，我从益阳回到干校时，接得你11月2号从队上给我寄出的信。第二天，我又匆匆忙忙跑到长沙去了，21号又到了广州，今天是28号了。我们这双可怜的母子一直没有联系过！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只好还把信寄到队上了。
事情实在太出意外——11月2号晚， 我突如其来地阴道流血，我知道问题严重，第二天就找袁医生，他说：“这必须检查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又说：“明天有车去长沙，你可以搭车先到益阳去检查一下。”第二天我却没能上车，因为东西、人太多了。那几天又阴雨连绵，直到7号转晴后，我才搭客车到了益阳。 在地区医院做了个“抹片”检查，结论是：“抹片发现可疑癌细胞”。当天我就返回干校了，连夜办好一切转院长沙的手续，第二天早晨干校派了一部拖拉机把我送到太子庙，当天下午三点多到了长沙，住在解放路解放旅社。第二天就在附一院做了“抹片”和“切片”检查，结论是“宫颈乳嘴状鳞癌二级”。我虽坚决要求做切除手术，但量血压和胸透的结果，认为无法进行切除手术，又因宫颈口已经紧闭，不能放镭，只能放钴，但湖南还没有钴的设备，建议转外地治疗。
当晚我向干校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汇报了详细经过。
第二天二连的陈松藩和政工组的张树林一同赶到了长沙，陈是给我送棉衣裤和连部的信，张则是专门为我跑转省治疗关系的。张树林天天顶风冒雨为我跑总校、省卫生厅，陈松藩就为我跑钱的问题（结果是总校先借给四百元现款，将来再由干校拨还总校，我回去实报实销）。
直到11月19号二连一排长伍大远才奉命到了长沙，把张、陈跑好的事接了过来。20号半夜，我们离开长沙，21号下午一点多到了广州。
22号就在省卫生厅指定的华南肿瘤医院挂号检查了，经医生会诊之后，认为可以做切除手术，只是血压高了，要先平一平看。吃了他们一个礼拜的各种药物的结果，基本稳定在168度和84度左右。 现已在中山医学院的附属二院妇科登记上了（这儿比肿瘤医院的床位要快些），预计十天之内可以开刀了。当然彻底切除掉是最省事的好办法，但是我们也应该做两手的打算——也有可能发生意外的病变。所以我应该把几件要紧的事情告诉你：
我本来不打算扰乱你争取对自己“出路”的布署，所以一推再推，到今天才写信给你，我的心情，你该能谅解。
在不妨碍你的前途的条件下，可以来广州看我。来前应该先到长沙，在刘达年处（岳麓书院26号房）取钥匙，我把开箱子的钥匙、退休证、私章都放在她那里，因为从73年起我将请她代我在岳麓区领取退休工资了，并且我在临走前在朱凡处借了一百元，也由刘达年在元、二月份的工资中分期归还。 11．26写
咱们的全部存款单及粮票90斤，还都放在白皮箱里，夹在你那件棉猴的风帽里。现在我不再打算让你先到干校为我拿什么衣物，因为后天（12月4 号）我就要进医院去做手术了。等你接到这封信，如果顺利，我可能已经好了，如果不幸发生什么变故，也许我已经不在人间。这一切的一切，我必须先向你交待清楚，当然，你放心，我有自信能战胜这场即将临头的灾难，不过也应该做好这份以备万一的交待啊！
如果你能够抽出身来广州看我的话，必须带上来广州侍奉母病的证明，否则你是寸步难行的。广州的住处可难找到，如果你来了，最好先找到我，万一咱娘儿俩联系不上，你须要住旅店的话，那就必须先在火车站旁边的“旅客住宿介绍站”去排队登记，由他分配你的住所。
如果你来时我还没出院，就到中山医学院附属二院妇科来找，这个医院在仁济路。下了火车最好到车站对面的三轮车登记站排队买三轮车票（最多四五角钱），坐汽车虽然便宜，只要毛把钱，但是麻烦得多，因为路数很多，难以搞清楚，说话又不懂，不如坐三轮。
12．2写
……
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因为我还要给大姨、四姨各写一封有备无患的“托孤”信——以备我万一发生不幸，就请她们每人每月负担你几块钱的生活零用钱。这也是事出无奈，如果你能分配个正式工作了，实在用不着她们再接济你了，再去信谢绝就是了。你也应该谦虚亲切以诚相待她们。至于咱们的那几个可怜的存款，看来是不只无法增多了，而且必须还要消耗掉一部分。如：万一我过不了今年，那73年用元、二月的薪资归还人家朱凡的事就办不到了，只好由你用咱们的存款来还了。余下的你不应该多浪费一元，把它们尽量留下来，以备你将来安家生子时用。
现在再总着对你交待一下：
1．刘达年处存有钥匙一串，活期存折一个， 还有退休证和私章。万一不幸，你可拿着到岳麓区革委会民政组领取我的埋葬费50元。
2．甘强华处存有我的棉衣、裤一套， 粮票和币若干（粮约20斤左右）。
3．干校的东西仍然全部留在那里， 你必须找甘文和陈文香，我托她俩代我收捡的。
4．我叫大姨直接寄你一条新棉絮， 她是为我们做了两条，若我不在了，你就写信叫她把为我做的那条也寄给你吧。
5．你去干校搬东西时， 可以找找这次送我来广州的伍大远。我和他十多天的相处，关系十分融洽。临分手时，我托他帮助你找车搬家的。他答应得十分爽快，那是个热心人。
最后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我已经做好了万一的准备，即我若死掉，决心献给中山医学院肿瘤病理研究科去解剖，充当他们的研究标本。这样一则少去你许多处理尸体的麻烦，又可以对病理研究多少有些用处，岂不一举两得。你不要难过，这是我自己愿意的。
12．3写
今天十分顺利地进入医院了，原来这个医院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医院，特别是港澳回国治病的人最多。医生、护士的服务态度很好，没有陪人的重病号，护士都是屎呀尿的全管，并且喂水喂饭什么的都肯帮忙。
医疗水平尤其好，我的隔壁有个老太太，大约也有60上下了，心脏病相当严重，人家也敢给开刀破腹切除子宫。而且一周就能下地自己打开水、洗脸什么的了。大家都说我不像个60多岁的人，至多看成50来岁，又说我精神饱满不像有什么病的人，保证很快就能恢复健康。不管怎样吧，反正咱们已经做有两手打算，大不了一死，每个人总免不了死一回啊。所以我的精神确实饱满而乐观，这对我战胜病魔是有好处的。希望你也不用紧张，在不妨碍你的前途的条件下，可以来广州探望我。你应该等我得出结果后再定行程，我的意思是往后推的好。一则你可以参加全部的会演，再则广州三月就有新鲜荔枝吃了。哦，这儿的头等大香蕉才0.16元一斤，我足吃，所以血压大大地下降了。只希望你接信后，就给我来信，寄：广州仁济路中山附二院住院部妇科病区384床。 再谈，祝你演出顺利！
妈 仲珍 草
72.12.4.
亲爱的妈妈：
我回队上看了您的信，是石觉超把我叫回来的。事已至此，叫我说什么呢？我只能告诉您，您的儿子的血管里沸腾的是您的血液，您能经得起的一切考验也同样吓不倒我。
我相信您那永不灭的乐观精神和上等的身体素质一定能再次战胜病魔！我盼望着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妈妈！我们还要重新建设一个家庭，我们还要快乐地生活下去呢！是吗？妈妈！我们憧憬着的一切都会实现的，就连死神也不会忍心夺走您晚年的幸福的。您走过那样漫长的崎岖的道路，难道现在还不该让您的儿孙们搀扶着您在坦平的大路上散散步吗？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暂时不能来，会演将在
照您来信所说，现在您早已开了刀了。我坚信您也像您隔壁的那位老太太一样下地走路了！如果您还没有动手术或是准备动手术，就马上通知我，我会克服一切困难来看您的。无论如何，您要赶快写封信来，不能写也要托人写几句话来。作儿子的心虽比不上母亲千分之一，但也还是充满着爱的，您一定知道我多么着急啊！
如果已经出了意外（那么您也看不到这封信了），我也要说：放心吧，好妈妈！小儿子忘不了您生育抚养的恩情，我知道您花在我身上的心血比任何一个母亲花在任何一个子女身上的都要多。我会象一个真正的人，象您的儿子一样生活下去的！不！这是不会的！我只是说：万一。
您嘱咐的事儿我全记下了，您放心吧！
我给您发了一封电报。
会演一完我马上来广州，大概在年初吧。
我不多写了，您知道我是不写长信的，哪怕是现在。
祝您
微笑着读完我的信！
您的小儿子 12.12.
第一封电报发出于
第二封电报发出于
第三封电报发出于
孙卓终于放弃参加会演以便被招收进县文工团的机会，赶赴广州。他
孙仲珍活到1991年，享年84岁。届时孙卓已经在湖南电视台工作多年，从事电视剧编剧且小有成就，代表作有：《走向远方》、《铁牛镇》、《汉武帝》等。
★约稿《知青的父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