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 荡 岁 月

易高超

1966年中央“5·16通知”颁发以后，首先响应的是北京红卫兵。那时我正在湖南省教育厅工作，全厅一百一十多个干部正在会议室里开会，传达贯彻“5·16通知”的精神。忽然来一队北京红卫兵，身穿一色的绿军装，手臂上戴着印有“红卫兵”三字的袖标，腰上缠着三指宽的腰皮带，是她们“作战”的武器。我们厅里的会议室只有一条大门出进，通向走廊七、八个女红卫兵堵住大门，不让人出进。一个小头目开始讲演，宣传反动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她讲完后，命令说：“红五类站在左边，黑五类站在右边。”我们单位绝大多数是旧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黑五类当然多；站在左边的红五类，只有零零落落几个出身好的大学毕业生。等我们站好队以后，跳出两个红卫兵：一个拿着皮腰带，一个扛着大剪刀。只听得拍拍的皮带抽打声，着便剪半边头。我们人多力量大，红卫兵人少控制不住大门；前面的挨打剪半边头，后面的害怕极了，一个个使劲往前挤，便从会议室的大门冲出来了，一哄而散。男干部剪半边头要紧，干脆剃光头；女干部剪了半边头不敢出门，躲在卧室里哭……这就是我们头一次尝到“文化大革命”的滋味，也是天下大乱的开始!

1969年2月，我们在岳麓山石佳冲省委党校学习结业时，工宣队一声令下：“机关要砸庙，和尚要扫地出门!”我们单位分两批下放：一批到衡山贯塘干校劳动改造，一批到资兴的黄草公社安家落户。我去黄草这一批，家属早在大跃进年代下放在长沙郊区，这次只我一人去黄草。这一路由十几辆大客车为我们搬家，从长沙到黄草坪整整走了两天。有些婆婆佬佬担心生活不方便，连藕煤炉子和引火柴都从长沙带来了。当地社员见了哈哈大笑：“省里的干部真爱财(柴)，害得司机同志受累啊!我们这里是山区，满山遍野都是柴，砍不尽，烧不完!”我在丰溪坪生产队落户，同队落户还有贾监平、黄时美、郭恢先等三户。社员们听说省

里来了大批干部，抢着邦我们抬家伙、搬行李，社员陈洪丁一家还替我清理集体猪栏，打扫干净，架上木板床，让我很快安好新家。只是房子窗户小，白天进不了阳光，要点松光才能办事。从此，我们这些下放干部改了姓氏，见面常称“老下”，大家不分彼此，常来常往。不管谁买了麂肉、山牛(野麂)肉，不请自来；有的还带虎骨酒，嘻嘻哈哈一饮而尽，生活倒也快乐。我们有一个共同信念，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半辈子革命，绝不会把我们扔到大山里看着不管。事实果然证明，我们每月所发的工资，除了农村与省城略有差别外，还是一个不少。

我们和知青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走到一起来了，同命运共呼吸。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不会下放当农民，他们也不会上山下乡当知青。唯一的差别，我们当农民每月还有工资，他们当知青却靠拿工分吃饭。论生活条件我们比他们好得多。在思想感情上我们很接近，同病相怜嘛!不久队上搬来了一个叫秋梨的女知青，住在我的隔壁。她的命运还好，嫁给一个有工资收入的邮递员，工作单位就在黄草坪墟上，夫妻在一起生活，只是生了小孩经济负担重一点。一次，她家里有困难，没钱买米，向我借了十五元。后来我离开黄草坪时，也没有向她讨债。后来公出差到郴州，找到她娘家。她妈热情接待，一个劲地说“感谢!”说我帮了她女儿的忙。她儿女也很讲信用，不久借我的钱如数还清。

1970年我参加黄草公社乐洞大队斗批改工作队。乐洞口生产队有个女知青，协助我们工作，和邵玉霞(女)住在一个生产队，由大队补贴工分。同队另一个女知青结了婚，丈夫不在一起。我经常见她背着小孩出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收工后还要做家务，生活十分艰苦，多造孽!

1972年2月，我从资兴县城厢公社大石大队回到了黄草坪。不久传来一个喜讯，郴州地革委分配我们的工作，安排我们来永兴工作的有二十个干部。我记得来黄草坪接我们的是永兴县革委人事组副组长王守田(6840部队)，他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爱好文艺。他就一捶定音说：“县领导十分重视群文工作，文化馆缺个文学辅导干部，你就去文化馆。”从此我就由教改行来永兴做文化工作。我对这个工作既满意又安心，不象其他“老下”那样不安心。这也难怪，当时领导不重视人才，仍然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看待，下放干部更受歧视。例省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组副组长彭振辉，起初分配他去马田税务所工作，彭说：“我是搞历史研究的，不懂税收业务。”组长晏华莲却说：“我们县里没有历史研究所，不懂业务可以学嘛!”后来派他到青山垅水库收购木材。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的历史，彭可以讲三天不看讲稿。后来，省委党校得知这个情况，把彭振辉调到党校当教授。原省中苏友好协支秘书长朱悦，解放入党的老党员，行政十六级干部，安排他到交通局当一般干部。最可笑的，把我们教育厅的谭绍黄，抗日时期国师毕业生，分配到矮塘铺五·七干校看牛，后来又派他到厨房烧火。这样安排工作教他们如何安心。

那时，县革委领导特别重视群众文化工作。文化馆的业务经费拨得多，一年总是好几万元；文化干部配得齐，而且有不少专业人才；县领导亲自带队办文化点，工作抓得细致扎实。每年不是搞农村分片汇演，就是县里搞调演，选好节目参加地区调演、汇演；剧本和曲艺的创作任务很大，主要交给知青去完成。全县有一百多个业余剧团，约有五百来个业余作者，他参加创作和演出活动，由大队记工分。特别是悦来公社的群文工作搞得最出色，不仅业余剧团多，而且有各种各样剧种，如金竹村的京剧，南冲村的花鼓戏，爱好村的祁剧等。还有十二个皮影剧团，几乎每个大队都修建了大礼堂，连文化辅导员张荣虎的张家生产队，也建了一个大礼堂，过年过节都要演戏，热闹非凡，盛其一时。

我除了下乡办点，抓演出节目，走访业余作者外，还办了一个交流刊物《便江文艺》，从组稿、改稿、编排到出版、校对、发行，统一由我包干，忙得不亦乐乎。一批知青骨干就是我的助手。为了扩大稿源、培养业余作者，每年都举办几次创作学习班，如诗歌、戏剧、曲艺、小说散文等。各种学习班的学员基本上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和回乡知青。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一呼百应。因为文化馆活动经费较多，凡参加县里主办的文化活动，吃饭不要钱，每天还要发工资，来回车费可到文化馆报销，正好满足了上山下乡知青们生活艰苦的需要，他们何乐而不为?

平时知青们送稿、改稿和其他联系来馆时，吃饭住宿都由我安排，不收他们的粮、钱；只有油市公社石塘大队的刘忠诚，专为他一人辅导创作学习七天，馆里才补助一些粮、钱。当时我住在后楼一间房里，既办公又睡觉，厨房设在走廊上。来我这里的知青们自己动手做饭，晚上睡在楼板上和走廊里。我的住室里常常宾客满座，谈笑风生，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我们创办的《便江文艺》，主要依靠这些知青协助，修改他们的作品时，实行面对面的交谈，他们点头了就算定稿。刊物上我很少发表自己的作品，他们送来的稿件，就是改得面目全非仍然用作者的姓名发表。例如大布江公社坪上大队的知青黄宥人，他写了一篇小说《映山红》，经修改后在《便江文艺》上发表，他感到非常高兴，受到莫大的鼓舞。

在这些知青中，和我接触最多、感情最好的要算太和公社寺边大队石燕生产队的徐祁永，他是马田煤矿下放的知青，劳动积极，作风正派，特别是勤奋学习，口袋里装着笔记本，走到里写到哪里，我最喜欢他。有一年元旦，我到龙形市公社石阳大队抓调演节目，那知是虚报落了空，便到附近石燕走访徐祁永。恰巧他同一些知青去柏林修渠道。天已黑，我便在队里住宿，第二天早晨回城。后来小徐见到我，深感惭愧。他告诉我，他与队长的关系不好，队长借了小徐的钱不还，向他讨债争了几句，队长便怀恨在心。徐祁永向大队党部申请入党时，这位队长是支委，他表示反对而没有通过。小徐没有灰心，仍积极争取入党。马田煤矿几次派人去太和圩招工，小徐都没有报名，想到外单位去工作。后来如愿以偿，被长沙火车北站招为吊车工。站里开展文化活动，他积极为墙报写稿；开文艺晚会时，他上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平时工作负责，深受站长赏识，不久以工代干，受提拔当了站长的秘书。有些老职工见了眼红，纷纷议论：“我们干了几十年还是个工人，小徐来站里工作没多久，就管大印了。”他听到这些议论后，主动向站长请求，仍回原工作岗位当吊车工。

我每次去长沙探亲，总要去北站看望小徐。他总要留我住宿，白天到食堂里为我买菜打饭，晚上陪我去看电影。那里他与车站幼儿园小江恋爱，看完电影后要去散步，便对我说：“易老师，你先去寝室睡觉，等会我就回来。”不久，广州铁路局到长沙招收学员，培养干部，徐祁永被取录，结业后就留在广州工作。1990年我编写永兴军事志时，到广州军区档案馆查阅资料，他请我吃了两顿饭，还留我多住几天。他回马田老家时，总要来县城看望我，有一次，他全家都来看我，因我老伴全身瘫痪离不开人，心里很急。他们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就走了，我心里非常难受。

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从省到县都成立了知青办，农村建立了许多知青点，不少单位还派了带队干部，国家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在农村里却没有留住一个知青，造成很大浪费。然而，我与知青们接触的那些年月，结交了许多知青朋友，特别是我与徐祁永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如今回忆起来，使我感到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