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超过两岁
1981年的冬天，钱宗仁跳上南去的列车——从乌鲁木齐到西安，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自1978年7月开始到1981年春，钱宗仁在繁忙工作和沉重家务的间隙中，学完了8门大学课程，写了40多本笔记，做了20册练习题，参加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考试，以几乎全是满分的成绩取得毕业证书。1981年9月，他考取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的研究生，成绩在26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左等右等，通知书却没有寄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已经37岁了，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入学深造的机会了，钱宗仁怎能错过，他要去西安问个究竟。
难道我有什么过错吗？钱宗仁在飞驰的列车中沉思默想。数学中有这样一个名词，叫“条件极值”。某一个量在一定固定的条件下可变动内在因素，取得最大的值。人，只能在不可改变的条件下，尽量开足马力，争取最大的值。重返阿克苏后的八年，钱宗仁正是以这种积极态度，争取着人生最大的“值”。
与小漆匠杜啸御分手，钱宗仁回到实验林场筑路队，以往加给他的一切罪名都一风吹了，他又重新当了一名工人。筑路工地远离居民点，在戈壁上搭起帐篷，喝的浑黄的泥沙水，吃的咸菜玉米馍，扫冰雪、挖冻土，顶着风沙铲石头，这一切苦都不在话下，钱宗仁庆幸从此再没有那折磨人的政治运动的折腾，生活安定了，又可以自学了。
钱宗仁开始研究文字，只需几本字典和一些废纸。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他将所有的汉字一笔一划地进行反复推敲、归类排列，到1975年底，编成一种“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这种方法适用简化汉字和常用字，符合文字改革的方向。钱宗仁同时还对汉字形声结构进行过研究，并掌握了一些规律和总结出一些基本数据。
1976年3月17日的《参考消息》有一篇报道，讲一个美籍华人发明了“丙字检字法”，在国外实行。工人们惊奇地发现，报上介绍的方法竟与钱宗仁的排字法基本相同。在他们的建议下，钱宗仁把自己的排字法和检字表寄给《人民日报》，请他们代为推荐，《人民日报》寄给了商务印书馆。事隔两年，商务印书馆在清理资料中清出退还给钱宗仁，说该馆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机构，要他改寄其他部门或请有关专家审阅。当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已报道有人发明类似的笔顺号码检字法，其后又陆续报道了更先进的方法，钱宗仁望尘莫及。他羡慕别人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利用电子科学技术，而他身居僻地，既无人指导，又缺乏图书资料，与任何科技部门、教育机构都无联系，有谁指引？有谁支持？即便是学到了一定程度，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又有谁发现？有谁推荐？有谁承认？有谁录用？
一种想法在钱宗仁的脑海中盘旋，我应该也能够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不久，钱宗仁在《新疆青年》上看到有关少年大学生宁铂的报道，结尾引用宁铂的一首诗，他读后即写道：“偶读宁铂《报考有感》诗，思潮顿起，何处相诉？步韵和之：平生常怨浓云障，却喜如今日又昭。怀拥春风志常在，身居僻陋步应高。少年幸运心堪羡，中岁宏图念亦遥，争气化为原动力，云泥也有接连桥。”
考大学已超过年龄，钱宗仁决定自学大学课程，报考研究生。
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心血和代价。钱宗仁无法选择专业——没有任何书籍，有什么书就决定他学什么专业。他在近处寻到一本残缺不全的《高等数学》上册，他向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新华书店发出七十多封信邮购，都云无货；他向内地的亲友写信——十年浩劫中使许多人失去联系，而有联系的，都爱莫能助；他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写信，请求购买原来所考专业的教科书——杳无音信；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几本数学书和一本英华辞典。
时间是这样安排的：白天，钱宗仁坚持搞好本职工作，尽量挑重担子，公务活动绝不缺席——防止在所难免的非难；正常休息时间，他非干体力劳动（打家具挣钱）不可，不然他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工资低微，上有老人，下有妻小，都要靠他养活；除了5小时的睡眠外，剩下的每一分钟都要抓紧，吃饭、洗脸、走路、上厕所都算作学习时间，3年之间，他从ABC学起，掌握了5000个英语词汇，演算了上万道算题，身体一天天消瘦，体重一天天减轻，可是顾不上了——这是一个抢时间的特定时期。
沉重的钢铁车身，吭哧吭哧地发出巨大的声响。命运，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无情，难道我朝思暮想的志愿又要被辗得粉碎？我有什么过错，有什么过错？
钱宗仁终于在记忆深处搜寻出一个错误，他少报了两岁年龄，可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考试资格呀。1978年报考研究生年限40岁，1979年和1980年是38岁，1981年退至35岁，而钱宗仁已37岁。他早早地撑出他生命的船到远处漂泊，可时光却在岸边捱延消磨了，这能怪他吗？钱宗仁给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写了报告，述说了自己特殊的经历和求学的心情，他相信能得到同情和谅解。
这个报告钱宗仁已背下来了，此刻在火车上，他又默想了一遍：
“我一生梦寐以求能有进高等学校的机会，哪怕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不是为了什么名利，这对我的经济状况也无所改善，我一生只要求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却渴求一个较好的求知环境。我想实践一下，当国家能满足她的一个儿女渴求学习的心愿时，他的年华能否放出光芒。我愿以两年时间学三年课程，提前结业，以消除年龄矛盾。若在任何时候发现我赶不上其他年轻优秀学生，立即退学……”
回想起到西安复试和刘书琴教授的接触，这位七十四岁高龄的学者了解了钱宗仁的经历，同情他，喜欢他，认为年龄不是原则问题，历年也有超龄录取的先例，建议学校予以破格录取，陈述的理由是：一、该生考试成绩好，据指导教师实测后认为，由于该生是在全无指导下自学应试，其实际水平还高于由考试分数所反映的水平，确有培养前途；二、从该生的经历看，其年龄是被错误路线所耽误，本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补救，纵然超龄，其情可谅；三、该生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都相当差，能如此长期坚持自学，其志可嘉；四、数学系研究生没有招满，既然有培养能力，而国家人才紧迫，不应错过机会。这个建议经数学系讨论书面送交学校。
难道我的请求报告及数学系的建议都未获准吗？当钱宗仁来到西北大学，见到研究生办公室负责人薛某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时，他证实了这一不愿相信的事实。
“你瞒了两岁，这你自己也承认了，我们用不着调查了。我代表学校向你宣布，由于超过录取年龄，不予录取。”
真是劈头盖脸的打击。“你们，就这么仓促地决定了吗？”钱宗仁呐呐地问。
回答依然是那么冰冷，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式：“年龄是死的，我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年龄是死的，人是活的，招生制度是人定的，难道人不能做一些小的更改吗？钱宗仁的心不死，依然存在着一线希望。
他去看望刘书琴老教授，刘老听了很气愤：“我招的研究生，怎么不与我商量一下就不要了？年龄超过就超过了，35岁能当，37岁也能当嘛。你到北京去找教育部，看看年龄问题是否还有活动的余地，我给你带封信，先找一下数学研究所的张广厚，他会帮你的忙的。”
刘老从皮夹里拿出30元钱，让孩子给钱宗仁买了一张去北京的快车票。
张广厚在百忙中接待了钱宗仁，并请他吃了一顿便饭。两人边吃边聊，钱宗仁说：“世界上有成就的人，他们的黄金时代在25——30岁，40岁前出成果的占百分之九十，我是快40岁的人了，但我想可以算到百分之十里去。”张广厚连声称赞：“好，你这个人看来很有志气，每个人都有权利争取进入百分之十的行列，40岁以后出成果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与教育部很少打交道，光明日报和青年报有两个记者我很熟，他们很懂政策，你去找他们试试看。”
钱宗仁带着张广厚写的信找到光明日报，所见记者老林十分热心，当即与教育部研究生处联系，并递上钱宗仁请求当研究生的报告。教育部研究生处批给陕西省高教局：“钱宗仁情况确有特殊之处，望陕西省高教局协助西北大学考虑，是否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钱宗仁满怀希望，回到西安，再次去见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的那位负责同志。回答是冰冷而圆滑的：“教育部让我们考虑，没有说一定录取，我校中文系有一个应届毕业生也是超龄报考，考试成绩过了分数线，本拟录取，却因中文系过分数线的学生人数多于录取名额，这个超龄生没有被录取，为了一视同仁，我们不能录取你。你没有上成大学，‘文革’中又受种种磨难，对此我们表示同情，但这与我们无关。自学成才不一定都当研究生，在新疆也是大有可为的。”
钱宗仁的心凉了，他向刘书琴教授辞别。不想刘老不放他走，“太无道理，你再去一次北京找蒋南翔、华罗庚……”又掏出30元钱让钱宗仁赴京。钱宗仁虽然已感到希望渺茫，但为了不辜负刘老的一片心意，第二次来到北京。
他去找教育部研究生处，那里的同志说，招研究生的主权在学校，如果学校一定不肯录取，教育部也无能为力。他不能在京久留，一天两元钱的住宿费使他几乎囊空如洗。他向热心的记者老林辞行，没想到老林告诉他一个消息，使他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陕西省高教局已打长途电话给哈工大，西大不录取钱宗仁，哈工大表示可以考虑。
钱宗仁在北京耐心地等待了几天，哈工大研究生办公室的回音来了：我校尽最大力量，但我们是工科，钱宗仁同志报的是理科，很难找到适合他专业的指导教师。
多少次希望，又有多少次希望的破灭，钱宗仁的心沉下去了，沉下去了。仅仅因为超过两岁，他奔波行程几万里，历时近百天，破费数百元，倘若能有条件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恐怕也越过了一年研究生课程。
人们为钱宗仁惋惜的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人的价值在人的本身，两岁，这在人生的长河中算得了什么，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却把这微不足道的外在因素看得那么郑重，神圣不可侵犯，而忽视有才华的人本身。多少人才因僵死的人事制度被压抑、被搁置、被埋没，这种束缚人的制度难道不应改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