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一九七五年我们过了一个热闹年，那年我们喂了两头猪，小猪七十多斤，大猪有一百八十斤。在这偏远的山村，一百八十斤的猪算是大家伙了，我们决定杀这头猪过年，留下小的喂到明年送“派购猪”。
下放到这山村十年了，基本上混出了点名堂，住进这港边上的新屋后，生了三个儿子，七四年我当民办教师，翘妹子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比在生产队出农业工要“土松”得多了。细牙子多，口粮也多，当教师和赤脚医生的工分都比较高，年终分红还进了一百多块钱。记得杀猪哪天正好离过年还有二十天，我们实在喂不下了，两头猪每天要吃两桶食，天冷饲料也难寻了，反正迟早也要杀的，主意一定，决定下午杀猪。
队上的两位副队长就是杀猪能手（我自己到底没有当年陈家坪操刀的那鼓勇气），一听说下午要杀猪，可把那些队长队委们乐坏了，下午准备到田冲去检查积冬肥的情况都不愿去了。大家都来帮忙。烧水的烧水劈柴的劈柴。磨刀啦，借屠盆啦，反正把猪杀了肯定有餐饱肉恰，我还让翘妹子去代销点打酒去了。水一会儿就烧开，大家一齐把猪从圈里拖了出来，提的提尾巴，按的按脚，一刀就捅翻了，还接了一大盆猪血，忽见公社王干部（公社在我队登点的干部）
朝这方走来，本来他已经安排好今天下午去田冲检查的，大伙都在帮忙杀猪他心里肯定有气。去年我队来了一位黄干部登点，他是林学院毕业的知识份子干部，在我队干了一年，把生产队屋前屋后的大古树都下令砍倒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在这里发起，田冲里都种上“双季稻”。全队人辛辛苦苦累了一年，结果只增了几千斤扁壳谷，他本人到捞了政治资本------光荣加入共产党。
今年又调来眼前这位王干部，他是长沙师范毕业的，戴了一副髋边眼镜，人称他“王眼镜”。这王眼镜脾气特别怪，在公社和公社的大多数干部都吵过架，就连从地区派来的宣传队队长他也同他吵过架。那位工农兵干部段队长就因开会时讲了一句“鸡巴毛”就让这王眼镜钻了空子，他写了几张大字报“鸡巴毛何解”？王眼镜会写会分析，他从三大纪律读起，从八项主义里去分析，弄得那位段队长下不了台。
今年他又调到我队来登点，他整天不干活，就是爱训人，开口就是“资本主义”“阴谋诡计”那一套话，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会议听他讲当前的大好形式。他操着那口“湘乡“口音，不管社员们听不听得懂，他照样的讲，照样的念文件。今天他肯定又要训人，因为队长队委们都在我这里帮忙杀猪，他早已安排的检查工作大家都不愿意去。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到我们面前：“今天下午的检查工作不去了，在这里杀猪，搞这些资本主义。”大家都不理睬他，专心专意的杀猪刮毛。他更气了，两边嘴角上立即涔出了白泡子。他走到我面前：“你一个知识青年，在这里扎的什么根，尽搞这些资本主义，影响学大寨。”我本想还他几句嘴，但想起今天杀猪是一件好事，万一和他吵起来扫兴。于是忍了忍没有还他的嘴，便走进屋里拿东西去了。只听见他在骂：“你们满脑子的资本主义，革命工作不去干，你们要好好的”斗私批修。”
大家还是不理睬他，他见我走出房门，又冲到我面前：“今天晚上学习，你不能耽误大家，不然的话我就要追究你的责任。”我望着这迂里迂气的“夫子”又好笑又好气，我还是忍着不做声。大家已将猪修好，只听操刀的副队长一声吼：“站开些，要动手开边了！”大家也一齐喊：“开边了”！便将修白了的猪一抬而起，挂在了早已准备好的横杠上。王眼镜这一下觉得自己太孤立，站在旁边有些尴尬，便气呼呼地走了。
猪一下就开成了两边，大伙人帮着挤肠子洗肠子，煮猪血，刮肚子，忙得不可开交。
社员们都围拢来看热闹，都夸我们的猪喂得壮，喂得大，肉一定好吃些，有一社员提出来借几斤肉吃，我答应了，谁知道这一答应个个都提出来要借几斤。来山村十几年了，个个都有面子，何况大家都开口，借一个不借一个讲不过去，我和翘妹子商量后决定每户都借上几斤。这一下可好了，一阵工夫就借走大半边猪。要得呢，杀猪就是喜事。尤其是这大肥猪，大家尝一尝也好，反正过些天都要杀猪过年了。跟着就能还回来。
开饭了，我请来“干亲家”（原大队书记）掌瓢，我让他炒了一大锅颈圈肉，炒了那笼小肠，煮了一大锅猪血。十几个人围在火塘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恰得好开心喔。
队委们个个都恰得酒醉饭饱，会议室的王眼镜吹了三轮哨子，我催他们快去开会，我还要忙着检场。夏姐还要帮我做香肠。做米粉子肉。。。。。
会议室里时而传来一阵阵笑声和喧闹声，肯定是那些队委们在撒酒疯。第二天清早我挑着水桶正准备去担水，王眼镜早已等候在门前：“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酒给他们喝？我看你这家伙别有用心。”他说着还用手指着我。这一下我在也忍不住了，我把肩上的水桶望地上一放，拍开他手指，大声吼到：“你一开口就骂人，你是什么家伙？”
翘妹子从房里冲出来：“你是什么干部？你凭什么骂人？”说完冲到他面前，双手拍起巴掌：“你怕我们是四类份子，随你来骂，随你来训哦！”
“你在公社里和干部爱吵架，又爱骂人，下乡来你哦实还不改？天天骂人，你算老几哦？”
“你读了十几年的书，是从尾巴里读进克的摆？”我两口子一个一句指着他鼻子骂，把他逼到大门角里，他可能是被我们两个突然爆发给吓住了，退到门角边一句话都说不上，只是用手指着：“你们要干什么？”
这一下围来好多社员看热闹，大家都在帮我们的腔：“各是什么鬼干部，天天就只晓得骂人。队上的人个个都被他骂到！”
“你那天还骂了我，骂了我还要骂我的爹爹，碰到我奶奶又骂我奶奶。”妇女队长好气愤的说。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这平时会骂人会训人的王眼镜居然答不上一句话，灰溜溜的走了。
翘妹子还不甘心，追上去说了一句：“你回去过年咯，帮你的婆娘做点事咯。”我又加了一句：“天大的事明年开春再说，现在是过年的时候。”他头也不回，气冲冲的走得好快！
第二天他真的打起背包走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这个队上的正气树不起来-----”
王眼镜走后，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很快出来，大家分了红，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到了三十那天，大家借去的肉都一一还来，我那火塘上又挂满了肉，我望着那一串串的肉，心里乐融融的。这时我又猛想起七三年一桩事，那年我和翘妹子带着两个孩子回城，本来打算过了年再回乡。谁知道那天晚上一阵踢门声把我们惊醒。我妈妈把门一开，闯进来一伙人查户口，为头的居委会主任卢子英只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乡？一位操乡里口音户籍质问我们是否报了户口，什么时候回乡？不要逗留城市，我当时真的气得要死。想当年，我们下农村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好光荣。没想到，我六年才回来探下亲却遭到如此辱骂。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我那时恨长沙，恨长沙的这些畜生们，尤其是那位卢子英，她的为人我最清楚，没想到这号女流氓她也能当居委会主任。那位乡田口音户籍明明自己是乡里人偏偏可以安排到城里来工作，还来催我们到乡里克。真是岂有此理。我们一气之下，第二天就回乡了，回到乡里比城里心情好，只要自己勤劳，一样的混得不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直起腰杆做人。
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我今年一定要热热闹闹过个年，我杀鸡，杀鸭，蒸扣肉蒸粉子肉，炖猪腿，炸肉丸，闷香肠，炒肉丝，还把社员送给我的“穿山甲”肉也炒上，足足办了十几个菜，铺满一大八仙桌。晚上我又叫来“干亲家”陪我喝酒，三个儿子围着桌上边转，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真的痛痛快快过了一个三十夜。
三十二年过去，弹指一瞬间，回城后，每到过年我总回味着七五年那年过年，我终生难忘！
下放到这山村十年了，基本上混出了点名堂，住进这港边上的新屋后，生了三个儿子，七四年我当民办教师，翘妹子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比在生产队出农业工要“土松”得多了。细牙子多，口粮也多，当教师和赤脚医生的工分都比较高，年终分红还进了一百多块钱。记得杀猪哪天正好离过年还有二十天，我们实在喂不下了，两头猪每天要吃两桶食，天冷饲料也难寻了，反正迟早也要杀的，主意一定，决定下午杀猪。
队上的两位副队长就是杀猪能手（我自己到底没有当年陈家坪操刀的那鼓勇气），一听说下午要杀猪，可把那些队长队委们乐坏了，下午准备到田冲去检查积冬肥的情况都不愿去了。大家都来帮忙。烧水的烧水劈柴的劈柴。磨刀啦，借屠盆啦，反正把猪杀了肯定有餐饱肉恰，我还让翘妹子去代销点打酒去了。水一会儿就烧开，大家一齐把猪从圈里拖了出来，提的提尾巴，按的按脚，一刀就捅翻了，还接了一大盆猪血，忽见公社王干部（公社在我队登点的干部）
朝这方走来，本来他已经安排好今天下午去田冲检查的，大伙都在帮忙杀猪他心里肯定有气。去年我队来了一位黄干部登点，他是林学院毕业的知识份子干部，在我队干了一年，把生产队屋前屋后的大古树都下令砍倒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在这里发起，田冲里都种上“双季稻”。全队人辛辛苦苦累了一年，结果只增了几千斤扁壳谷，他本人到捞了政治资本------光荣加入共产党。
今年又调来眼前这位王干部，他是长沙师范毕业的，戴了一副髋边眼镜，人称他“王眼镜”。这王眼镜脾气特别怪，在公社和公社的大多数干部都吵过架，就连从地区派来的宣传队队长他也同他吵过架。那位工农兵干部段队长就因开会时讲了一句“鸡巴毛”就让这王眼镜钻了空子，他写了几张大字报“鸡巴毛何解”？王眼镜会写会分析，他从三大纪律读起，从八项主义里去分析，弄得那位段队长下不了台。
今年他又调到我队来登点，他整天不干活，就是爱训人，开口就是“资本主义”“阴谋诡计”那一套话，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会议听他讲当前的大好形式。他操着那口“湘乡“口音，不管社员们听不听得懂，他照样的讲，照样的念文件。今天他肯定又要训人，因为队长队委们都在我这里帮忙杀猪，他早已安排的检查工作大家都不愿意去。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到我们面前：“今天下午的检查工作不去了，在这里杀猪，搞这些资本主义。”大家都不理睬他，专心专意的杀猪刮毛。他更气了，两边嘴角上立即涔出了白泡子。他走到我面前：“你一个知识青年，在这里扎的什么根，尽搞这些资本主义，影响学大寨。”我本想还他几句嘴，但想起今天杀猪是一件好事，万一和他吵起来扫兴。于是忍了忍没有还他的嘴，便走进屋里拿东西去了。只听见他在骂：“你们满脑子的资本主义，革命工作不去干，你们要好好的”斗私批修。”
大家还是不理睬他，他见我走出房门，又冲到我面前：“今天晚上学习，你不能耽误大家，不然的话我就要追究你的责任。”我望着这迂里迂气的“夫子”又好笑又好气，我还是忍着不做声。大家已将猪修好，只听操刀的副队长一声吼：“站开些，要动手开边了！”大家也一齐喊：“开边了”！便将修白了的猪一抬而起，挂在了早已准备好的横杠上。王眼镜这一下觉得自己太孤立，站在旁边有些尴尬，便气呼呼地走了。
猪一下就开成了两边，大伙人帮着挤肠子洗肠子，煮猪血，刮肚子，忙得不可开交。
社员们都围拢来看热闹，都夸我们的猪喂得壮，喂得大，肉一定好吃些，有一社员提出来借几斤肉吃，我答应了，谁知道这一答应个个都提出来要借几斤。来山村十几年了，个个都有面子，何况大家都开口，借一个不借一个讲不过去，我和翘妹子商量后决定每户都借上几斤。这一下可好了，一阵工夫就借走大半边猪。要得呢，杀猪就是喜事。尤其是这大肥猪，大家尝一尝也好，反正过些天都要杀猪过年了。跟着就能还回来。
开饭了，我请来“干亲家”（原大队书记）掌瓢，我让他炒了一大锅颈圈肉，炒了那笼小肠，煮了一大锅猪血。十几个人围在火塘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恰得好开心喔。
队委们个个都恰得酒醉饭饱，会议室的王眼镜吹了三轮哨子，我催他们快去开会，我还要忙着检场。夏姐还要帮我做香肠。做米粉子肉。。。。。
会议室里时而传来一阵阵笑声和喧闹声，肯定是那些队委们在撒酒疯。第二天清早我挑着水桶正准备去担水，王眼镜早已等候在门前：“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酒给他们喝？我看你这家伙别有用心。”他说着还用手指着我。这一下我在也忍不住了，我把肩上的水桶望地上一放，拍开他手指，大声吼到：“你一开口就骂人，你是什么家伙？”
翘妹子从房里冲出来：“你是什么干部？你凭什么骂人？”说完冲到他面前，双手拍起巴掌：“你怕我们是四类份子，随你来骂，随你来训哦！”
“你在公社里和干部爱吵架，又爱骂人，下乡来你哦实还不改？天天骂人，你算老几哦？”
“你读了十几年的书，是从尾巴里读进克的摆？”我两口子一个一句指着他鼻子骂，把他逼到大门角里，他可能是被我们两个突然爆发给吓住了，退到门角边一句话都说不上，只是用手指着：“你们要干什么？”
这一下围来好多社员看热闹，大家都在帮我们的腔：“各是什么鬼干部，天天就只晓得骂人。队上的人个个都被他骂到！”
“你那天还骂了我，骂了我还要骂我的爹爹，碰到我奶奶又骂我奶奶。”妇女队长好气愤的说。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这平时会骂人会训人的王眼镜居然答不上一句话，灰溜溜的走了。
翘妹子还不甘心，追上去说了一句：“你回去过年咯，帮你的婆娘做点事咯。”我又加了一句：“天大的事明年开春再说，现在是过年的时候。”他头也不回，气冲冲的走得好快！
第二天他真的打起背包走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这个队上的正气树不起来-----”
王眼镜走后，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很快出来，大家分了红，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到了三十那天，大家借去的肉都一一还来，我那火塘上又挂满了肉，我望着那一串串的肉，心里乐融融的。这时我又猛想起七三年一桩事，那年我和翘妹子带着两个孩子回城，本来打算过了年再回乡。谁知道那天晚上一阵踢门声把我们惊醒。我妈妈把门一开，闯进来一伙人查户口，为头的居委会主任卢子英只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乡？一位操乡里口音户籍质问我们是否报了户口，什么时候回乡？不要逗留城市，我当时真的气得要死。想当年，我们下农村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好光荣。没想到，我六年才回来探下亲却遭到如此辱骂。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我那时恨长沙，恨长沙的这些畜生们，尤其是那位卢子英，她的为人我最清楚，没想到这号女流氓她也能当居委会主任。那位乡田口音户籍明明自己是乡里人偏偏可以安排到城里来工作，还来催我们到乡里克。真是岂有此理。我们一气之下，第二天就回乡了，回到乡里比城里心情好，只要自己勤劳，一样的混得不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直起腰杆做人。
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我今年一定要热热闹闹过个年，我杀鸡，杀鸭，蒸扣肉蒸粉子肉，炖猪腿，炸肉丸，闷香肠，炒肉丝，还把社员送给我的“穿山甲”肉也炒上，足足办了十几个菜，铺满一大八仙桌。晚上我又叫来“干亲家”陪我喝酒，三个儿子围着桌上边转，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真的痛痛快快过了一个三十夜。
三十二年过去，弹指一瞬间，回城后，每到过年我总回味着七五年那年过年，我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