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农场的107个长沙知青中, 命最苦、境遇最惨的，大概是周友爱。她仍在桂阳乡下一个比我们当年下放的樟市更为偏远落后的村庄当农妇，据在县里当上了教育局纪委副书记、到过所有的乡镇中学巡视、并顺便看望过周友爱的我们同一批的知青伙计黄俭说，周友爱的生活，即使比一般农村妇女，也要差得多。唉！
虽然我、我们农场的大多数人也一样，从1968年撤了农场分散插队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周友爱，但周友爱当年的样子，我还是能回忆得起来。
周友爱是从岳麓区下乡的。当年我们农场107个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有志青年”，至少有90个是地、富、反、坏、右、资、黑的“狗崽子”，但周友爱不是。不过，“成分”不差，却在文化大革命前下了乡，如果不是“思想”特别好，那就是家庭特别无人脉无背景了。现在分析，周友爱似乎属于后者。
农场撤销后，周友爱分在并不算偏远的许家生产队。这是一个有好几十户人家、自然条件也不错的大村子。当时的情况多是一个队分去两个知青。不过由于有人转点走，最后到生产队的，可能就只有一个人。周友爱就是这种情况，她一个人来到了许家生产队。
周友爱不象我们这些喜欢玩的人，有事没事常常趁赶墟的日子到集市上去碰碰自己的知青伙伴，然后坐在饮食店扯扯乱谈。许家生产队离墟上虽然只有五里路，但我们从没见过她来赶墟。因此对她在许家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然而在撤场不到一年，我们突然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周友爱在许家生了个崽，是有家室的副大队长许××所为。许××已承认，撤了职。县里已将周友爱安排到县办的国营大邱农场当了职工。不太久，又听说周友爱嫁给了大邱农场的一个当地职工。
××大队的副大队长许××我也认识。是我下乡八个月时被派到位于许家的王延春搞的“首长工程”万山水库水管所时认识的。许××当时三十几岁，人很精干，穿得干干净净。他家的经济条件较好，因为他老婆没生育过，他家四只肩膀就抬着两张嘴巴，生活当然比一般人家好多了。
周友爱到许家生产队后，作为副大队长，许××十分关心她，常常为她在生活在排忧解难。许副大队长甚至将自家灶屋（在当地又兼作客厅，一个家庭所有吃的和烧的生活资料全放在灶屋里）的钥匙也给了周友爱，说是你生活中缺点什么只管自己去拿了用！鱼儿就这样一步步上了钩。据说一天在许大队长的灶屋里，许大队长突然抱住周友爱，就在灶屋宽大的长条凳上，周友爱失了身，……。
周友爱到大邱农场后不久就嫁给了农场的一个职工。她生儿育女，生活有一段较为平静。县办国营农场虽然也苦也累，但毕竟一个月有二三十元工资，比在生产队好些。只是她那男人据说有些变态，常虐待她，尤其是当她与其他男人讲话以后，多半会遭一顿好打。据说她脸上常有伤痕。为此，作为原知青伙伴的县教育局纪委副书记顺便去看她一次也得小心翼翼。但是周友爱似乎有嫁鸡随鸡心理，很认命。
改革开放以后，周友爱不属于享受到了成果的那一类。她们那家国营农场垮了，她家虽然承包了土地，但经营得并不好，收入微薄，生活十分艰难。她的儿女都没读什么书，能力也不强。虽然仍在桂阳稍微混得好点的知青伙伴为她的儿子介绍过打工的工作，但都干得不长……。
啊，真不知道要几辈子，周友爱和她的家庭才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