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里常饱含着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题记·艾青

　　陕西人有一句话——陈谷、陈糠、陈忠实。

　　陕西人有两种骄傲——老腔和秦腔、秦人陈忠实。

　　在《艺术人生》六百平方米灯火辉煌的演播室里，他们的行头和家当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然而他们的声音却不能被任何一个人所忽略，那些由一句句大白话大实话堆叠的歌词、那些酣畅淋漓到近乎撕心裂肺的唱腔、那些原汁原味不经雕饰的表演方式……一切的一切都向人们展现着关中人世代相传的骄傲——老腔。而这种骄傲全心全意想要映衬的，则是陕西人民的另一个骄傲——陈忠实。

　　如果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长篇小说中选一部作品作为标志和高峰之作，陈忠实的《白鹿原》当之无愧。大气磅礴、颇具史诗品位的《白鹿原》通过描写生活在白鹿原上的白、鹿两家国恨家仇的故事，不仅折射出中国农村社会近半个世纪的深刻变革、透视出凝结在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同时也凝聚了陈忠实对农村、农民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分析。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

　　一部《白鹿原》，不仅陈忠实推到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也让陈忠实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成为《艺术人生》开播六年以来迎来的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嘉宾——秦人秦腔陈忠实。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亲都是地道的农民。读了几年私塾的父亲一直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多读些书，走出农村，将来出人头地。

　　1955年，陈忠实的哥哥要考师范了，但是，父亲靠卖树( 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块五毛钱) 供两个儿子同时进行学业实在难以为继。春节过后的一天，父亲和陈忠实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面带愧疚之色的父亲对儿子说：他实在没办法了，家里也没有什么可卖的了。他无法负担你兄弟两个读书了，你年龄小，先休学一年，让他先把你哥供到考上师范学校后，你再去读。在陈忠实的印象里，父亲从不在人前哭穷。所以父亲这样一说，陈忠实立刻决定休学一年，以便万般无奈的父亲实现一年后让他哥哥投考师范再腾出手来供他复学的谋略。

　　可他和父亲都没想到，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

　　1962年他二十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1961年这个学校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一年之隔，四个班考上大学的人数却成了个位数。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他们全班剃了个光头。

　　这次雷霆般的沉重打击，粉碎了陈忠实从大学中文系学生到职业作家的绚丽规划，并将他抛掷回出生和成长的黄土高原上的乡村。然而，也正是这40年的农村生活，为《白鹿原》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真实素材，根植了坚实厚重的文化底蕴。

　　这一年，改变了陈忠实的人生，但他却从一条更艰辛也更曲折的小路上，走回了最初的理想之门。原来命运是一个圆。

　　当个农民又如何？

　　高考结束后陈忠实经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几十个日夜的惶恐紧张等来的是一个不被录取的通知书，所有的理想前途和未来在瞬间崩塌，少年陈忠实进入了六神无主的失重状态。已经记忆不清究竟有多少个深夜，他从用烂木头搭成的临时床上惊叫着跌到床下。

　　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始担心儿子“考不上大学，再弄个精神病怎么办？”，后来就很认真地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当个农民又如何啊，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

　　一语惊醒梦中人，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二十岁的陈忠实选择了到村小学当老师，也从此开始了在陕西的乡村里走过的第二个漫长的“二十年”。

　　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在一个破屋子里，窗户纸被西北风吹得一个窟窿接一个窟窿，一张古老而破旧的小圆桌用草绳捆着四条腿，桌上放着一个煤油灯，用废弃了的方形墨水瓶制成……度过了痛苦彷徨期的陈忠实看着所有曾经的欲望和设想远去的背影，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的努力。

　　年轻时性子颇为急躁的陈忠实知道自己并不适合教师的工作，但这却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选择，它意味着陈忠实不会如其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般在晚饭过后就疲惫地倒头便睡，他将白天的时间全部给了孩子们，而晚上的时间则属于他和他顶礼膜拜的文学。

　　大学中文系的理想之路不通了，他就通过自学来完成这个理想，大量的阅读和造句练习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老屋颜色晦暗的墙上，陈忠实写下了他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陈忠实真正对文学创作强烈的、虔诚的追求，从20岁启航。

　　不求而得的无价之宝

　　陈忠实并不缺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因为他一直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从1962年他高中毕业到1982年调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他一直在农村。

　　1962年9月至1964年8月：西安郊区毛西安公社将村小学任教；1964年9月-1968年7月：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教，团支部书记；1968年12月至1978年7月：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工作；1978年7月至1980年3月：西安郊区文化馆副馆长；1980年3月至1982年11月：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1982年11月至今：陕西作家协会工作。

　　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陈忠实，除了人事组织工作，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他统统都要管。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完全可以说是直接的执行贯彻者和参与者。特殊时期学校停课以后，陈忠实投身于真正属于农民的田间劳作，翻地、拉车、割麦、打场……他成了生产队最壮的劳力。 1977年夏他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去实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1978年上半年他组织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八华里的河堤，现在还发挥着挡水护田的作用。因而，对于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陈忠实可以说不经意间就谙熟于心，对农村的各色人物由于经常厮混在一起，自然也和对自己的身边人乃至家里人那样熟悉。

　　站在中国当前文学创作制高点上的陈忠实回眸过往岁月，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他在农村，尤其在公社工作那十年，实际上孕育了对他的创作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因为他对中国农民，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和了解，正是这十年完成的。

　　好的作品源于作家的深入生活，上个世纪50年代陈忠实颇为敬重的作家柳青也曾挂着县委副书记乡党委副书记，都到长安农村去深入生活，但是他走到哪儿的人都认识他是一个作家。而二三十岁的陈忠实在基层里面没有多少影响，农民不会把他当个作家，只当成干部，也因此使那一段体验更为直接和自然。

　　如今再回过头来以一个作家的眼光，去回看那一段生活和历史的时候，那些生活经历已在静默中成为无价之宝。

　　忏悔的应该永远是我自己

　　1981年，陈忠实刚拿了一两年稿费，一千字十块钱的稿费可以说刚刚开始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75岁的父亲突然就身患癌症。

　　食道癌对于患者是一种巨大折磨，吃不进任何东西，输液一直输不进去，血管都关闭了。老人弥留之际对陈忠实说，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对不住你的事。陈忠实全然不解，老人闷了半天才说，不应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父亲近乎忏悔的自白让陈忠实瞬间无言以对，1962年高考失败以后最郁闷而痛苦不得抒的心境下，他曾经在父亲面前暗示过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不休一年学，就跟着1961年高考了。” 20年过去了，血气方刚时痛苦产生的埋怨早已经在陈忠实的记忆里褪去了颜色，却让寡言少语的父亲愧疚了一辈子。

　　作为一位为儿女操劳一生的父亲，在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坦诚地为了一件在他看来给儿子造成人生灾难的事，对自己的儿子忏悔。陈忠实的痛苦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故：“我怎么能接受父亲的忏悔啊，忏悔的应该永远都是我自己。”

　　成名无非是换一根结实的绳来捆桌子腿

　　早在《白鹿原》写成之前，陈忠实已经是陕西颇有名气的作家，1982年，陈忠实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正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这次转变对陈忠实来说最致命的意义，最具有意义的价值，不是举家变成了城市户口，不是西安作协家属院里两室一厅的新房，而是他终于得以摆脱那些或多或少的行政事务，自主自由地支配时间了。

　　那个时候的陈忠实又做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他回到了乡下的老家。“我想找一个一个人能够静下来，跟文坛能够相对保持一个若即若离这么一个关系、一个环境。还不能全离了，因为我还需要文坛，但不能离得太近，不要牵扯到某些是非里面去，就保持这样一种关系。既要接受文坛的新的信息，而不要受到一些是是非非影响。”

　　还是那片土地，还是那个破屋子，还是那个用姥爷留下来的用绳子捆着的小圆桌，陈忠实开始了更上一层楼的文学创作。而身份的改变和渐渐崭露头角的声名只改变了一样东西——捆桌子腿的绳子“我无非就是把它再换一条绳，把它捆得更结实一点。”陈忠实的“无非”里，有壮志满心的豪情，更有淡泊功利的平和。

　　一把燎原火，五年寒窗路

　　1987年，陈忠实先后到西安近郊的几个县城收集资料，从县志、县史中，他共摘抄了30多万字的资料，他看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在各县的生动反映和具体投射，他的思绪在一次次的震动中变得更加深刻和沉重。这次的史料查找和寻访调查使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得以延伸，他对历史的思考和洞察因之愈发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