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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冷酷、残暴是江青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文革中，曾同江青共事多年的陈伯达，对江青的性格也十分了解。1979年10月，他在交待中评论江青说：

    “她善于隐蔽，善于向人展示献媚，趁文革动乱之机，使用一切奸计，凡是阻碍她的，触怒她的，不论什么人，她都视为大逆，都想加以消灭。”

    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讲：“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我不胜荣幸之至。人家把我比做武则天，我政治上比她进步，我的才能不如武则天、吕太后，但我抓阶级斗争比她们强。我是个过河小卒。我这个小卒可以吃帅呢!”

    江青多次自鸣得意地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上海秘密抄家

    江青把她30年代在上海政治上、生活上的肮脏经历，看成是自己的脓疮。因此，她对当时同她有过交往，了解她那一段历史的人，总想“一网打尽”。

    1966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紧急召见了电影导演郑君里，警告他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些信件等放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

    郑君里回家经过一番清理，于1966年7月17日写信给江青：“……清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还有几张你在延安和北京时送给我们的照片，我们仍保存着，……至于张春桥提到的几封信件，实在没有保存下来。”

    江青要寻找的一封信，是江青托郑君里转给她前夫唐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

    叶群为帮江青寻找这几封信的下落，在1966年10月初的一天，突然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立即转告南京空军政委兼空四军第一政委江腾蛟，来北京接受任务。

    过了两天，江腾蛟乘夜航机到北京，住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当天晚上七点多种，吴法宪和江腾蛟俩人一同来到钓鱼台，碰到叶群正从江青住的11号楼下来。叶群和江腾蛟早在“四清”期间就打得火热，一见面，叶群就单刀直入地说：“有件事要你办。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

    叶群再三叮嘱：“要绝对保密，不要害怕，这是为了保卫江青!”

    江腾蛟表示：“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向空四军文化处长张彪、空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世英等五人，传达了叶群的指示。

    他们经过精心准备，仔细侦查了郑君里等人的住址，研究了行动方案。决定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为名，欺骗一些不知内情的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共四十多人，假扮红卫兵，分成五个小组，于10月9日凌晨一时，分乘五辆汽车出发。当天夜里分别搜查了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赵丹等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对这件事，1980年12月特别法庭在审判中传唤证人到庭作证。头一个出庭的是江腾蛟。他对所做的事供认不讳。

    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在法庭上作证：

    就在张春桥找君里谈话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家里闯进来一批身份不明的人。这伙人对我们全家每个人进行搜身，从头发搜到鞋子。带头的人对我们训话说：“把你们全家所有首长的文字的东西都拿出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没有文字的东西。”他们不相信，就进行了查抄。把我们家所有的书籍都翻遍了。连君里几十年来积累的文艺创作方面的手稿、资料，几十年的心血，统统给他们搜刮一空啊。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恶狠狠地说，你们要是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江青、叶群、吴法宪组织的这次“秘密抄家”，事先并没有同上海有关方面打招呼。抄家后的第二天，被抄者向自己的单位纷纷反映昨晚的怪事。情况反映到上海市委。1966年上海市委印的一期《文化大革命动态》，记述了这一夜发生的事情：

    “10月9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抄文件文物，不抄其它，行动秘密。郑君里被抄去重要内部材料。九日凌晨一时许，约有十多名挂‘红卫兵’袖章的人，年龄都在25岁至30岁左右，他们进入武康大楼后，就锁住了大门，管住了电梯司机，控制了电话，其余人就上楼，进入郑君里家里。这些人动作和讲话声音都很轻，直截了当地告诉郑要搜文件和机密文件。他们搜查得十分仔细，不仅房间各个角落都搜遍，而且搜了郑的全身衣服和鞋子。搜的动作也很熟练。他们临走时不准郑把被抄的情况讲出去，否则就要你的脑袋了……”

    上海抄到的材料，很快送到北京，由他们亲自监督，在林彪家后院的熊熊大火中烧毁了。

    抄来的材料烧毁了，江青该放心了吧？不，在江青看来，他们人还在，有嘴巴。于是继之而来的是残酷的迫害。

    1967年11月26日，张春桥为讨好江青，亲笔批示把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顾而已等18名三十年代在上海搞过文艺工作的人，全都拘留、隔离审查。后来，这些人都给戴上“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种种罪名，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身患肝癌的郑君里惨死在病床上；顾而已也被迫害致死。

    抓人的全权代表

    1968年1月，江青又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有人在上海街头散布她的历史材料，要求碰头会讨论处理。

    碰头会当即讨论决定，首先，把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黄赤坡、梁国斌、王鉴等人拘押到北京。因为他们都曾接触过所谓“通天”材料。

    碰头会还决定派吴法宪去执行逮捕搜集散发江青材料的任务。理由之一是，吴法宪是空军司令，“来去方便”。

    吴法宪对执行这一任务，既高兴，又有疑虑。他装出为难的样子，伸出两个巴掌：“我不了解情况，我说话，上海的人也不会听的。”

    陈伯达马上为他壮胆：“给你写一个授权的全权证书，代表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权处理这件事。”

    江青表示同意后，陈伯达当场亲笔写了一张授权的全权证书。所有参加碰头会的成员都签了名。

第 2 楼

    第二天晚上，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某省代表。吴法宪在东大厅同江青走在一起。吴法宪说：“我明天去上海。”

    江青一边走，一边手里拿着一本事先准备好的小说，指着作者孙峻青的名字说：“此人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你到上海要找到此人，同他当面谈，要他到北京来。我要找他谈话，但又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人知道。”

    吴法宪说：“我不认识此人，不一定能找到，我在上海又不熟。”

    江青说：“你通过上海空军的人去查询嘛。”

    吴法宪说：“好，我一定设法找到此人。”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乘专机到了上海。他先去见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把中央文革小组授权证明书给他看了。

    吴法宪说，我情况不熟，很难完成任务。要求张春桥全力协助，并在市革委会领导之下办好此事。

    张春桥满口答允，并要负责专案的王某协助吴法宪工作。

    他们很快在两天之内，拘押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黄赤坡等十多人，并把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昔日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旧报刊剪报等“通天”材料，在两个晚上，由专人分乘两架飞机，负责送达北京西郊机场，转交中央文革。

    与此同时，他们还分别逮捕了公安部以及浙江、江苏、山东等地的公安干部二十多人。他们的罪名都是接触过“通天”材料，知道江青的一些情况。

    住在上海空军招待所的吴法宪，对他能在两天内就打完一场“保卫江青”的“歼灭战”，十分满意。每天都向北京汇报进展情况，但是，他要找的孙峻青在哪里呢?

    孙峻青被抓

    第三天晚上八时，一个身穿灰棉袄的老头，被人抓到空军招待所，走进吴法宪的屋里。

    1968年2月27日下午六时左右，靠边站的上海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家孙峻青回家时，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突然被一个戴口罩的人挡住。来人指着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的小卧车，要他上车。

    据孙峻青写的揭发材料说：当时孙峻青十分惊疑，问他是什么人?来人说，姓张。

    孙峻青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张说：“你知道。”

    孙峻青更惊奇了：“你到底找我干什么?”

    张说：“你自己清楚嘛!”

    这位来人叫张彪，拐着腿，是空四军文化处长。他立即把穿一身灰棉袄的孙峻青弄上车，带到空军招待所，由吴法宪、江腾蛟、张彪三人和孙峻青谈话。

    吴法宪第一句话就问：“你向中央写过信吗?”

    孙峻青说：“没有。”

    吴法宪不信。他反复问孙到底写过信没有。

    孙一直坚持说：“没有写过。”

    吴法宪以为孙峻青有顾虑，假装关心地说：“你想想，你我素不相识，我来找你干什么?我是受委托专找你的。你到底向中央写过材料没有?”

    孙峻青坚定地说：“没有。”

    吴法宪犹豫起来。他晃了晃脑壳，看着江腾蛟，对张彪说：“奇怪!不对头哇，是不是搞错人了?”

    吴法宪又问孙峻青：“上海还有第二个孙峻青吗?”

    孙峻青说：“我不知道，但是上海作家协会只有我叫这个名字。”

    吴法宪立刻板起脸说：“中央首长要你到北京去一下。”

    孙峻青说：“去北京?要通过上海组织，否则，我不去。”

    3月2日，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厅主任找孙峻青谈话，通知：“中央有个专案，要你去一下，马上动身。”

    当天夜里，孙峻青被送上飞机。据说是因跟“文艺黑线人物关系密切”，在北京关押了五年多。

    杀人灭口

    吴法宪交待说：1968年2月的一个晚上，江青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我30年代在上海工作时，有一个名叫秦桂珍，又名阿桂的人照顾我的生活。她知道我三十年代的情况和活动，为防止被扩散出去，要弄来北京。”

    碰头会对江青的要求，没人提出异议，并且一致同意由吴法宪去办。吴法宪把协助他办事的空军干部张晓山介绍给江青。

    临行前，江青再次对吴法宪、张晓山交代说：“找到秦桂珍，要秘密把她弄来。她家里有我和毛主席的照片，要全拿回来，你们可以对她说，江青想你，请你到北京见见江青。”

    空军干部张晓山带人飞到上海。他们通过上海市革委会，在市区寻找了三四天，终于在一个街道居委会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孤苦的老太婆秦桂珍。她穿件洗得挺干净的退了色的蓝布褂子，脸上布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闪着一双和善的眼睛。

    张晓山开门见山地问：“你认识江青吗?”

    秦桂珍答：“认识，二三十年前，我当过佣人，照顾她生活。”

    张晓山告她：“首长很想念你，请你到北京会一会她。”

    秦桂珍一听，高兴得很，满脸笑容地说：“我天天想她呢!”

    秦桂珍当即回家收拾衣物和一些照片，手里摇着红皮《毛主席语录》，走上夜晚十时起飞的专机。飞机上只有秦桂珍和两个接她的军人。她一到北京，马上受到贵宾一样的待遇，住进铺红地毯的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

    第二天，陈伯达、叶群、吴法宪相继来到招待所，专程看望秦桂珍表示慰问。

    吴法宪向江青汇报了找秦桂珍的情况，请江青安排时间接见她。

    江青一听，脸色马上变了。泼妇骂街似地嚷起来：“什么?要我见她!我找她来是怕她泄露我30年代的情况。现在，你要写个报告，要把秦桂珍监押在北京。我不再见她了。”

    秦桂珍在招待所住了五天，第六天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了。

    12年后，1980年11月21日，当笔者和秦桂珍见面的时候，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作为江青罪行的历史见证人，被特别法庭人员请来北京，住在京西宾馆。

第 3 楼

    她谈的被捕经过，同吴法宪的交待完全相同。当她谈到被捕后受到法西斯酷刑和非人的虐待时，手捧着保存的血衣，失声痛哭起来了。

    秦桂珍是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人。母亲生下她那年，家乡闹水灾，母亲逃到上海当奶妈。她跟着妈妈，靠稀饭米汤喂大。后来，她寄居在婆婆家，直到十多岁还没穿过鞋袜。

    13岁那年，婆婆送她到上海一位姓许的人家当佣人。不久，蓝苹和唐纳结婚，在许家二楼租了一间房子。阿桂见蓝苹常常没有吃饭钱，偷偷地给蓝苹送菜送饭送蛋，主动帮助蓝苹洗衣服、擦地板，从没要过一分钱。

    蓝苹常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蓝苹唐纳婚后常常吵嘴打架。一天半夜，住在三楼的阿桂，听到蓝苹呼喊：“阿桂呀，救命，救命!”

    阿桂急忙跑下楼，只见两人正在扭打。唐纳骑在蓝苹的身上，对阿桂说：“你不要拉，我不会打死她!”

    后来，蓝苹离开上海的时候，她把演《大雷雨》、《王老五》的剧照，送给阿桂留作纪念，当作对阿桂恩情的报答。

    阿桂也买了一本相册送给蓝苹。她紧紧地抱住阿桂说：“你真好!你真好!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1946年，阿桂收到一封来自重庆的信，内装一张蓝苹抱孩子的照片。她不识字，请东家一念，才知昔日的蓝苹，改名成了江青。她随着来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的毛泽东，带着女儿李讷到了重庆。

    1950年，秦桂珍带着东家的孩子到北京看病，住在北京大学的亲戚家。谈起往事，她请人代笔写了“毛泽东转江青收”的信。

    过了一个多月，她被一辆吉普车接进中南海，见到了离别多年的蓝苹。

    江青问她有什么要求?

    秦桂珍说，我没有文化，可是有力气，我要参加工作。

    1951年，秦桂珍被介绍到北海幼儿园当保育员。以后又转到上海机关幼儿园，直到1966年退休，在上海里弄参加街道工作。

    1968年3月2日傍晚，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住宿的秦桂珍，突然被上海市革委会的一位女干部叫住了。她拿出介绍信，很客气地对她说：“请你跟我去一趟市革委会，有点事情。”

    秦桂珍坐进一辆漂亮的小卧车，到了市革委会的办公室，见到了空军的张晓山。几句问话过后，当晚两个人乘一架专机到了北京。

    秦桂珍随即跌进了火坑。秦桂珍热泪横流地说：“我一被捕就受到酷刑拷打，打得几次死去活来。他们逼我承认是特务，是反革命，跟香港有什么关系。我死不承认是特务，他们又打，我说，你们打死我吧!我拿着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是江青对我下毒手啊!毒蛇心肠的江青，全不念我过去对她的恩情，为杀人灭口，连个老太太也不放过!”

    秦桂珍不是政治要犯，却被送进秦城监狱，关了七年零两个半月。

    秦桂珍坚强而善良，她坚信一个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她终于等到黑夜过去，迎来了光明和希望。

    1980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乘波音班机飞来北京，请她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开始公审前的一天，一位法官来到秦桂珍的客房里，对她说：“关于对你的残酷迫害，我们提审了吴法宪，他承认了，做了交代。可是江青矢口否认，态度非常恶劣!”

    秦桂珍火冒三丈，愤怒地说：“这怪妖精……”

    法官接着说：“江青想赖你这笔血债。我们估计，她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不承认。我们想请你到监狱去，去看一看江青!”

    法官还拿出一本旧相册，上面贴着蓝苹的许多照片。秦桂珍立刻认出，这就是当年她送给蓝苹的。法官还拿出从秦桂珍家抄去的那些蓝苹的照片。

    秦桂珍登上法官的汽车，向城外奔去。一个个岗哨，一堵堵高墙。这熟悉的地方，不就是秦城监狱吗?

    “是秦城监狱，过去你住过。”法官深情地说：“现在江青就住在这里。”

    秦桂珍激动地说：“我在这住了七年多，1976年5月离开，差一点死在这里。”

    秦桂珍走进犯人放风的高墙圈里。只见一个女人裹着一件军大衣，戴着一副紫色镜架眼镜，闭着眼睛，靠墙角坐着晒太阳。

    秦桂珍悄悄走近跟前，仔细一看，正是那个蓝苹，那个“怪妖精”!

    秦桂珍猛喊一声：“蓝小姐，我来了!你还认得吗?”

    这熟悉的声音，响雷一般把江青惊醒。她突然站立起来，瞪大眼珠，脸色苍白，吃惊地望着眼前的秦桂珍，向她伸手走来，高喊：“阿桂!阿桂!”

    秦桂珍严正地说：“我过去待你那样好，可你把我害得好苦。你也有今天的报应!”

    秦桂珍头一扭，上车走了。

    江青还在拖长声音喊：“阿桂!阿桂!……”

    几天过后，法官来到宾馆，笑着对秦桂珍说：“你见了江青以后，她的态度有变化，承认了她对你的迫害……”

    复仇的女妖

    在江青看来，凡是知道熟悉她的丑事的，都是她的仇人，其中之一是孙维世。

    早在1937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孙维世，是周恩来的战友孙炳文、任锐两位烈士的遗孤，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著名演员金山的妻子。

    孙维世14岁曾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工作过，当时蓝苹也在该剧团工作。抗战爆发后，孙维世在周恩来、邓颖超帮助下来到延安。这时江青也到了延安。她俩一同参加任白戈的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扮演资本家大小姐的孙维世，远比扮演资本家太太的江青演得出色。由此她对孙维世也产生了嫉恨。

第 4 楼

    解放后，1949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回国后，江青要孙维世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孙维世没有答理她的无理要求，由此更加深了江青对孙的仇恨。

    1964年，江青大出风头，搞“现代京剧革命”。有一天，她碰到孙维世，故意挑衅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有没有问题呵!这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但是，孙维世依然不理睬她那一套。

    江青特别害怕孙维世说出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因此，她就诬陷正在大庆油田体验生活的孙维世是“特务”，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1968年2月26日，康生批准将孙维世等三人一道逮捕。孙维世同志在关押期间，遭受法西斯式的审讯、迫害，于1968年10月9日冤死狱中。

    三十年代，曾经在上海同蓝苹争演过《赛金花》的王莹，曾是被誉为“中华女杰”的电影明星，15岁参加中国共产党，她的丈夫谢和庚是党的著名地下工作者，曾任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54年夫妻二人同时在美国被捕，被囚于哀离岛，同年，王莹和丈夫谢和庚从美国归来，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后来，谢和庚被划为“右派分子”，王莹和丈夫一块到北大荒劳动。一年后回到北京，住在香山狼见沟，过着隐居的生活。

    红色风暴中王莹遭到抄家。1967年2月1日，王莹同丈夫谢和庚先后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江青为掩饰几十年前在上海的丑行，把王莹诬陷为“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美国特务”，定为“死囚”，轮番对她进行审讯、毒打，下肢瘫痪。她喊着：“放我出去!我不是叛徒特务!”1974年3月3日，她冤死狱中。

    砸烂公检法

    江青、谢富治多次煽动造反派要砸烂公检法国家机关，夺取全国政法战线的领导权。

    1966年12月，江青在北京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诬蔑公检法“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官僚机构”，要由“军队接管”。要把国家机关人员作为旧人员，把他们“扫地出门”或“监督留用”。她颠倒黑白说：“公检法的问题，一定要彻底揭开，害苦人了……主席，林副主席和我走到哪里，他们都盯梢，安装窃听器……”

    1968年2月，江青叫嚷公安机关“十七年干尽了坏事”，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公检法“不是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而是专了我们的政”“比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坏”。她声嘶力竭地喊：“打倒反动的公检法!”“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

    谢富治是“文化大革命”中负责政法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他紧随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旨意，向全国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向公安部全体人员讲话：

    “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

    “不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现在的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讲话后，他指使机关造反派把他的话刊登小报，流毒全国，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公安部，谢富治一伙人制造了“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反革命集团”和“窃听器”、“里通苏修，通敌叛国”、“包庇刘少奇”等冤案。将公安部225名干部、职工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把47位副部长、局长、处长逮捕入狱，把副部长徐子荣迫害致死。

    谢富治等在1968年1月逮捕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的报告中写道：“最近我们发现，凌云伙同徐子荣布置反革命分子王鉴，对我们伟大领袖最好的学生江青同志进行秘密侦察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布置王鉴在上海、北京秘密搜集江青同志的材料，调查江青同志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检查江青同志的信件，并对江青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真是罪该万死。”

    谢富治为此逮捕了公安部及上海、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和办案人员30多人。

    公安部“18号”案，原是一起匿名信案的保密代号。但是江青却硬说这个代号是立她的专案，大发脾气，扬言要“算账”。

    1968年4月2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姚文元，急急忙忙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专案人员。会上，康生说：“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要用脑子思考问题，脑子里要有敌情观念，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陈伯达说：“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18号’案是整江青同志的。”

    江青说：“所谓‘18号’案，是整我的，怎么还用18号?你们是在公开地合法地在为我立案。要立就立吧，我不怕!”

    为审讯这个案子，他们在北京制造了“以冯基平(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邢相生(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案，有72位公安干部被捕入狱，1600人受到迫害。

    在上海，他们制造了“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集团”等冤案。在这些冤案中，有2890名干警受迫害，78名干警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

    在浙江，大批公检法干部受到迫害。1968年4月，江青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说：“浙江省公安厅……我走每一步，他们都有监视，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还坏，法西斯!”她要浙江造反派“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公检法”!

    对“砸烂公检法”，毛泽东1968年7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这样说：“第一个提出砸烂公检法的是谢富治。他领导的公安部三千多人，现在剩下80人。北京公安局有两万多人(包括民警)，弄出900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占5％，因此，他们提出要砸烂，我说，好!”

    被砸烂的公安部，一下被轰走几千多人，作为精简对象，分配到104个农场监督劳动。

    他们还大办所谓“干部子女学习班”，对局、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65名子女，加上“企图外逃投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

    被砸烂的北京市公安局，一下子轰走900人，送到良乡劳改农场。对待这些干部如同对待犯人一样，在他们周围架起铁丝网，架起机关枪……

    在砸烂公检法的同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康生等，疯狂推行什么“群众专政”、“群众审判”、“民办劳改”，任意抓人、关人、打人、杀人，私设公堂和监狱，搞法西斯的刑讯逼供，在全国煽动“打砸抢”之风。

    “红都女皇”

    在外事活动中，江青也是“无法无天”。

    “九大”以后，任职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的江青，总是伺机表现自己，争取能出风头、在国际舞台上扬名的机会。

第 5 楼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兴起访华热，许多美国朋友都想来中国看一看。其中一位34岁的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维特克，希望专门了解有关现代中国妇女的革命史料。

    7月19日，维特克参加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来到中国，受到热情接待。

    在烈日炎炎、挥汗如雨的日子里，她游览了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特别使她难忘的是会见了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者邓颖超、康克清等人。接着她又提出想要访问江青，这个在当时最有权势最有地位的女人!

    周恩来看了要求江青接见的呈件以后，在呈文上批道：“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把接见外宾看作是她在国际上露脸的好机会。外交部闻讯以后，立刻做好江青会见维特克女士的准备。

    8月17日下午三时，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她上身穿件尼龙短衫，下身穿西式纱裙，足蹬白色凉鞋，手挎白色提包，手摇一把檀木扇。她嫌檀香木还不够香气袭人，又在扇柄上拴了一串茉莉花。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今天又特地搽了许多头油，越发显得闪光了。

    江青双手握着维特克的手，赞美地说：“你真年轻、真漂亮。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我不见，就有人会说我骄傲啦。……你看，我是为了你才留下了的，专机等着我哩，要到南方去休养。但为了你，我留下了。”

    维特克受宠若惊，专心听她滔滔地讲。谈到采访计划，她说她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江青兴奋地说：“很好呀!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说过，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我提供你材料，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以前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诺德加·斯诺，他在三十年代，写过毛主席，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晚间，江青在江苏厅举办的宴会上，滔滔不绝地向维特克献殷勤。她说：“今晚的菜谱是我亲自定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不会讲究吃。尽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很有科学性的，营养价值更甭提了。我们还讲究食物治疗，喏，这个炸童子鸡，不能是冷冻的，完全新鲜，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半。否则太老。喏，这个鱼，我最爱吃活鲫鱼了。全是从河里抓来的。每条只有半斤多。还有这个烤鸭呀，不油腻。不能用太肥的鸭子，并且把油都取掉了。哈哈，嘻嘻，你还年轻，胆固醇对你没有威胁性。”

    维特克吃得很有滋味。不时停下筷子刀叉，夸耀江青：“江青夫人，你真是了不起，你对中国什么都懂。这几个小时你教会我很多东西。”

    江青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她自我陶醉地像演员表演那样，一会说到样板戏，一会说到数十年前的事情。自己打扮成在青年时代对“王明路线早有察觉和抵制”的文艺战士，和鲁迅一样受到了围剿和迫害。

    周恩来听了汇报，指示要她只谈文艺问题，不要谈其他方面的问题。接待人员向她转达总理指示后，她大发雷霆：“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

    江青在第一次谈了六个小时之后，又于8月18日乘专机来到广州，住在豪华的山间别墅里。她特地又把维特克从上海接来广州，继续没完没了的扯淡：“我是不是马列主义者呢?是的，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我政治、经济、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还特别谈到陕北战争。她佯装成军事家，胡乱指划着陕北战争示意图。

    8月25日，她谈到西北战场情况时，自吹自擂地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你知道，撤离延安的时候，所有女同志都离开了作战部队，先过了黄河。只有我一个女的始终留在西北战场，继续参加战斗。那时我时时要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军队消灭。然后我们过黄河……”

    江青指着战争时期的几张图表，对维特克说：“这些图表部是为你准备的，你可以带走。”

    江青立即将《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括图》、《平津战役概括图》、《淮海战役概括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重要图表，拱手送给了维特克。

    陪同人员提醒她，并且劝阻她把话题移开，可是江青仿佛根本没有听见，继续信口开河，东拉西扯。一会谈到战争，一会谈到政治，一会谈到艺术，一会又谈起狗呀、猫呀，显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是行家。

    “我还养猴子哩，猴子呀，最富有人情味儿。动物界中，除了人就数猴子最有灵性，你知道，猴子还懂得吃醋哪，就是嫉妒。这是动物最高级的情感。”

    江青又谈到狗：“我还养狗，狗也是很忠实于主人的，我喜欢大猎狗，哈巴狗没有意思。我拿牛肉喂它，别人给食它都不吃的，这是最好的狗。只能我喂它，多么警觉呀!”

    江青说到她在上海的艺术表演：“我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其实我不想当电影明星，一举成名。电影老板都来找我，订合同……”“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江青连自己也觉得说的太离谱，又连忙说：“最主要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候鲁迅是革命文艺旗手。我想你一定读过鲁迅的著作吧!了不起呀，喏，我送给你的书中就有一套《鲁迅全集》。鲁迅对我是很赏识的，不仅对我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这个人，鲁迅说我是个真正革命的女性……”

    江青为了在维特克面前显示“女皇”的身份，不仅每天要宴请一次客人，而且每谈一次话，就要换一个客厅。她还同客人津津有味地谈到《红楼梦》、《武训传》等等。

    江青一连六天，同维特克谈个不停，持续时间达60个钟头。谈话结束的时候，江青向维特克赠送了珍贵礼品，其中一部精装《二十四史》，是极珍贵的珍品。

    江青不仅广泛谈了许多不应当谈的问题，而且还提供了照片、作战地图、总部番号，其中有很多涉及国家机密。

    毛泽东知道以后，非常生气，指示要收回江青谈话全部记录，并且严厉批评江青。毛泽东说：“我是军委主席，对战争只能了解大的部署，下面具体事我也不了解，她还能了解?”接着说：“江青是我的老婆，我要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批评她。”

    维特克回国以后，依照记录写了题名《红都女皇》的书，大肆吹捧江青，并且歪曲描写革命历史，在国外造成极坏影响。有关方面为挽回影响，不得不花大量外汇，购买了该书的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