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台还是补台 余秋雨的悲哀
读余秋雨的文章，满脑子里只有一个短语：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歌。
不知从哪天起，以中国传统文化“救世主”自居的余秋雨，出去走了一圈，作一番“文化苦旅”，来个“文化寻根”，可惜只拾得几许无奈，不行了，“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便躲进“山居笔记”中做回“鲁迅第二”，撕下几片“文明的碎片”，不曾料到的是，批判随之而来，我们的“大文化论散文家、寻根问底文学思潮的集大成者”秋雨先生便坐不住了，便随凤凰卫视走了一遭，吃饱喝足后，舔舔嘴上的油，作“幽思千古”状，来个“千年一叹”，证明着：瞧，我余秋雨还存在着！
不同于韩少功的追慕着楚文化的绚丽狂放，贾平凹的迷恋秦汉文化的朴实深重：阿城、李杭育的对老庄、禅以及种种非规范的民间文化表示喜爱，张炜的为儒家精神与人格理想所感动；张承志的不顾一切地投入草原，投入一片回族的黄土高原，郑万隆的坚定的根植于他的“那片赫赫山林”，余秋雨迷恋的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封存久远的内涵就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
余秋雨心中的传统文化是与文人士大夫连在一起的，但，所谓的传统文化到底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还是民间文化？孰大孰小？
刊发于1985年第6期《作家》上的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反复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同时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要寻根：“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表现。”诚如此，文化的根，或可以说是民族的根，应在民间，但到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文化的根便到了文人士大夫中去了。诚然，余秋雨反思过王道士的悲剧，寻找过阳关雪，凭吊过柳侯祠……但自始至终，我却找不到一个词：人民（农民）！满篇只是在慨叹着文人士大夫而已。
余秋雨逃避了一个问题：农民，正如中国历史一样，中国农民创造了中国历史，却被中国历史无情的嘲弄着！
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生生息息，中国农民就这样走过了5000年，5000年不长，只是余秋雨笔下的一句慨叹而已。跪天跪地跪父母，当跪旗事件出现后，我不知道余秋雨是否想起这“下跪”是不是一种最原始的冲动，一种最原始的“根”！我不知道余秋雨路过淮北平原时，会不会记起九亿中国农民中，因反映农民负担问题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淮北利辛县农民丁作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可我们的农民就这样走过了5000年，为余秋雨们提供着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粮食，这是不是民族最原始的“根”！看看你所停留的大城市里漂泊的农民工兄弟，留心那枯涩的眼神，是不是5000年的漠视所造成的！那干涩的双手，为余秋雨们托起一座座“山居”，可以让其舒适地在此写下几句称农民工为“盲流”的“文明的碎片”，这是不是民族最原始的“根”！可通读余秋雨的文章，看到的尽是做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口号般的词眼。不必去作四处寻找状，看看身边的农民工兄弟，我们就会明白，中华民族的根到底在哪里！
“80年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使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的评价重新凸现，一些作家不仅体验到‘文革’等现实的社会政治的问题的压力，而且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现代化’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感受到更为广泛、深刻的‘文化后果’的压力。他们会认为，如果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将寻找自我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本原’性（事物的‘根’）的东西，将能为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能的根基。”于是，余秋雨去寻找，给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是政治补台，尽量的去补台。
鲁迅先生查遍中国的陈年旧帐，总结出了“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相更替的独特历史规律，在此，我不无怀疑地认为余秋雨想做奴隶而不得，又不敢战斗，惟有去补台，“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与那个》）查遍整个中国文化史，惟有一人够得上称为真正的“战士”，那就是鲁迅先生，余秋雨做不到，便只有小心翼翼地去补台了。
“在这个‘市场时代’里，在我所熟悉的宁静的生活中，鲁迅还时常被记起，鲁迅的那些战斗的文字还会有人愿意辑出，这真是出乎预料。这就如同在喧腾着繁华的烟尘的都市的夜中，我却记起了女吊和她的唱腔一样，都有些怪异。对于希望这些文字‘早日与时弊同时灭亡’的鲁迅而言，这也许竟是不幸？”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检阅着浩瀚的典籍，“每一个方块字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灵魂”，亦想做一番“寻根”状，用传统文化或系统论去解读余秋雨的《洞庭一角》，但，我只记起了先生的文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很悲哀，我竟想到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为潘金莲正名，为《金瓶梅》正名，也可为金庸正名，甚至叫嚣着为秦桧正名，可又有多少人为我们的农民正过名？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一面总在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一面“前赴后继的战斗”（《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这便是中国人，“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真正的革命是‘永远革命’”，先生倡导的始终是那种不畏失败、不畏孤独、永远进击的革命者。对于这些永远的革命者而言，他们只有通过不懈的、也许是绝望的反抗才能摆脱“革新——保持——复古”的怪圈。面对西方文化，受意识、市场经济等的冲击，余秋雨们无所适从了，于是，“他们返身回顾，寻找中国文化的‘根’希图为中国文学的再造注入民族文化的活力。”也许，余秋雨绝望了，但他只能补台而已，要他去拆台，没有那个勇气，只有永远的革命者才能拆台！其实，“革命，不是叫人死的，而是叫人活！”
这仅仅是余秋雨个人的悲哀吗？它背后隐藏的又是什么？西方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关于民主的名言：“尽管我完全不赞同你所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但在中国，1926年底，先生指出“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同是哀叹“我毫无顾及地说话的日子怕要未必有了罢”（《坟•写在〈坟〉后面》）。十年后，先生还一再强调自己为了避免危险而不敢直言不讳，凡说话做文“只好一味含胡”（《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那么，先生的未尽之言究竟是什么呢？这位中国最敢说话的斗士为什么不能毫无顾及地说个言尽意至呢？
余秋雨不能去做，他只能去庐山讲讲学，凭吊一下古吴越战场的“白发苏州”，去江南小镇坐坐船，体验一下那夜航船的味道……
我们天天喊民主，但在写有关余秋雨的论文时，我却记起了先生的文字。
1932年，先生说到“犯人、疯子、夏瑜、子君这些反抗者都被吃掉了，闰土、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们也给吃掉了”以及对阿Q和小D们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南腔北调集•自选集序》）之后所呈现的面貌，“如果将那刻意装点的欢容删去，而将那刻意删去的黑暗体验如实地展现出来，那将是怎样强烈、怎样浓重的黑暗那？裹挟在这黑暗深处的，又是怎样可怕的结论呢？也许是说，中国人再也没法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了，而只能走向末路。也许是说，这个民族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灭亡是惟一的出路。也许是说，人本身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我们只有等着唱最后的哀歌。”
写余秋雨的论文，竟然记起了这样的文字，真有些怪异。
《道士塔》最后，余秋雨安慰了我们一回“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洞庭一角》中，余秋雨真没有看到八百里洞庭已不再是八百里了？萎缩、污染、岳阳楼的失修，余秋雨就真的看不到了吗？然而，余秋雨只能去补台，作为一个文化寻根思潮的集大成和终结者，给中国传统文化献上最后的挽歌：别了，中国传统文化；别了，中国人——龙的传人！
“鲁迅是深知中国人的脾气的，所以他终于没有道出那浩茫心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而是一面体味着古老文化灭亡的悲哀，一面作着并不是‘希图光明的到来’，‘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两地书•二四》）的‘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那些‘酷爱温暖的人们’便只取‘抗战’二字而抹去了‘绝望’二字，更不愿意承认正是这‘绝望’才是这‘抗战’的最深刻最广泛的动力。直到现在，倘若有人代鲁迅说出他的绝望，怕是仍要被指为对鲁迅最恶毒的‘贬损’了——因为人民总是认为凡是有绝望感危机感的人无疑都是狭窄卑陋的。”余秋雨当然不敢去面对现实，他只能去补台而已！
余秋雨的文章中洋溢着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似乎很有底蕴，然而，他只是在做着“帮闲”似的补台而已。“鲁迅先生是带着对一个浅薄民族的深刻恐惧和同样深刻的不信任而告别这个民族的。”我们没有必要炫耀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余秋雨也意识到了，“偌大的中国，竟然存不下几卷经文！”（《道士塔》）
传统？传统？难道文人士大夫们的传统就真比“礼不下庶民”的“鄙野”百姓们的传统大吗？难道文学的“根”、民族的“根”就真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吗？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面对文化的失落，民族的失落，我们该怎么办？余秋雨献上了他的挽歌，给传统文化最后的挽歌，选择了补台，但他又能怎样？
检阅浩瀚的典籍，来写有关余秋雨的论文，却只想到了中国农民问题，记起了鲁迅先生的文字，很怪异，也有点滑稽！更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掺杂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