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受迫害的将军们

    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军委、总政为稳定军队曾经做出的许多规定，完全按照“16条”的规定，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于是，军校师生纷纷冲破所谓束缚群众的“条条框框”，走出校门，外出串联，到社会上参与造反夺权活动。各大军区、总部机关和军队负责干部，连连遭受冲击和批斗。11月，涌进北京的十万军队院校师生，有少数人开始了对国防部首脑机关的围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将领受到诬陷、诽谤和残酷迫害。1968年7月21日，康生按照江青的要求，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

    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庞大名单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人，有88人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

    在这个名单中，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民解放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61人，除六人已经去世外，有37人被点到。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彭德怀、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王树声、许光达、肖劲光、罗瑞卿、徐海东、粟裕、谭政；上将王震、乌兰夫、邓华、叶飞、吕正操、刘震、苏振华、李志民、杨勇、杨成武、肖华、肖克、宋时轮、宋任穷、张爱萍、周桓、洪学智、钟期光；中将万毅、王尚荣、王恩茂、张经武、廖汉生。

    被诬陷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有李达、徐立清、唐天际、贺诚、傅连〖HT5，7SS〗日〖KG-*1/5〗〖HT5，6SS〗章。

    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诬陷迫害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还有：王铮、肖望东、阎红彦、傅秋涛、刘少文、梁必业、刘志坚、李聚奎、饶正锡、李耀、彭嘉庆、汤平、赵尔陆、肖向荣、王平、蔡顺礼、刘道生、杜义德、陶勇、方正平、徐深吉、成钧、张廷发、聂凤智、吴富善、吴克华、欧阳毅、程世才、顿星云、崔田民、傅崇碧、庄田、晏福生、陈再道、钟汉华、杨秀山、刘培善、刘转连、黄新廷、郭林祥、甘渭汉、袁升平、秦基伟等。

    在一次又一次的“横扫一切”、“大批大罢”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极“左”行动中，人民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在一个时期内几乎被险恶风浪冲垮了，许多指挥员被诬陷、迫害了。

    据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庭起诉书》列举的第32条罪行，在他们制造的大批冤案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有八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

    八年抗日战争，我军在战场上牺牲的将军，有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和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军在前线牺牲的也只有炮兵司令朱瑞将军。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自相残杀的内战里，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元帅有贺龙、陈毅及高级将领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HT5，7SS〗日〖KG-*1/5〗〖HT5，6SS〗章 将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将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将军等许多优秀的军队干部，都在法西斯的残酷摧残下献出了生命。

    射向贺龙的毒箭

    1966年8月25日，总参出现“炮轰”总参领导的大字报。带头在大字报上签名的是一位部长，原是“二方面军”的，是贺龙的老部下，而总参的领导又是林彪所信任的。林彪一伙由此推论认为，这张大字报是贺龙支持的，是贺龙想夺总参权的一个信号。

    于是，策划了一系列陷害贺龙的活动。

    1966年9月，林彪主持召开军委常委会。他说他是奉毛主席指示，就贺龙问题向大家打一下“招呼”。林彪打“招呼”说，有“证据”证明，贺龙有野心。他列举了一些大字报的材料说，贺龙想在军内伸手夺权。

    对林彪的“招呼”，参加会议的人都感到很惊讶。贺龙未参加会议，已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了。

    贺龙发现自己处境反常，打电话给林彪，想找他谈谈。林彪鉴于毛主席对贺龙的方针是“一批二保”，就答应贺龙来当面谈谈。不料这件很平常的事，却把叶群吓坏了。

    叶群马上找来林彪的警卫秘书，要他马上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叶群说：“首长召开军委常委会，就贺龙问题打了招呼，能有不透风的墙吗?贺龙想见首长，准是为这事来的。他一定恨死了首长，见面后动了火，谁能保证他不先动手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首长的安全有了一差二错，怎么向主席交待呢?”

    警卫秘书本不相信，经叶群这么一说，他就按叶群的指挥布下埋伏了。

    贺龙平静地走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同林彪面谈以后，又从容地走去。在这当儿，叶群却如临大敌。她要警卫秘书带几个警卫埋伏在大厅的幕后，说：“你们几个躲在这里，把手枪拿在手里，把子弹推上膛。谁也不准咳嗽，谁也不能露一点动静。我在幕布的夹缝观察动静，一发现反常，我就一挥手，你们就赶快冲出去!”

    叶群紧张得脸都变白了。直到贺龙大步走出，她才松了一口气。

    警卫秘书对秘书们发牢骚说：“纯粹是吃饱了肚子撑的，没事找事!”

    贺龙的外甥廖汉生是原“二方面军”的老红军，任原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1967年2月8日下午三时，突然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家，连同他老伴扭送卫戍区司令部关押起来。

    与此同时，北京军区贴出了由解放军报一位副总编辑和总政文化部长联名写的揭发廖汉生的大字报。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位都不是北京军区的干部，并且对廖汉生一向都很陌生，他们俩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大字报呢?

    原来这两位头发已经花白的军人，是在叶群专门指使下写的。叶群把两人召见在林彪的台球室里，要秘书将一大包揭发贺龙的材料交给他俩。叶群说：“这一包材料，就是炮打贺龙的重磅炸弹。首长信任你们，把重担交给你们，回去后，好好看看，归纳一下，明天把烧廖汉生的火点起来。”

    两人果然欣然遵命，连夜赶写出大字报，把北京军区的火点燃了。

第 2 楼

    1967年3月，全国解放军几乎全部卷入“三支两军”工作，为交流“支左”的情况与经验，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在汇报会上，听到不少同志建议，希望军委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

    当夜，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顺便提了军队干部的建议。毛泽东当场批准周恩来的建议。第二天，周恩来亲自给林办打电话，要秘书转报给林彪，林彪也表示同意。

    叶群借此又煽起一场风波。

    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秘书说，她正在钓鱼台11楼和8楼，同江青、康生商量一件事情。她听说，总理向主席建议要开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然后，总理才把这件事报告首长。这样做，就把首长架空了。叶群说：“首长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又是国防部长，军内要召开这样大的会议，为什么不先经首长同意后再找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先报主席，后报首长，那还行吗?所以康老说，此例不可开。我也同意康老的看法。”

    叶群要秘书马上报告林彪。叶群回到毛家湾，立即又找到林彪。两人商量后，叶群随即找到康生，两人一同到毛泽东那里告总理一状。

    毛泽东没有深究此事，只是说：总理是应当先向林彪同志通通气。

    周恩来听到信息，特意写信给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和林彪的批评。周恩来说明当时的客观原因，开会的事是在向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出来的，当时林彪已休息，不便打扰，但作为他是不可原谅的。周恩来在信中保证“今后决不重犯”。

    林彪听秘书念了周恩来的检讨信，当即口授了一封复信。大意是：“看到你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应当向你的谦虚精神学习……”

    林彪还告诉秘书：“叫叶群再看一看!”

    叶群看了林彪口授的信稿，立时火冒三丈：“开玩笑!写什么信?最多打个电话应付了事，为什么给人家留下文字根据呢?”

    “千年文字会说话。”在叶群的执意坚持下，林彪同意将信作废，改由叶群给周恩来打个电话，表示一下安慰。

    秘书们告诉笔者，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夫人专政”的深刻影响。作为国防部长、副统帅林彪，能指挥千军万马，但在家里他却受老婆的指挥。“9·13”林彪可耻的叛逃，叶群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第一个战斗号令”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为缓和边境局势，中苏两国政府商定，要在北京开始举行两国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的谈判。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1969年10月，党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形势，怀疑苏联政府可能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加强全国战备工作，“以防患于未然”。毛主席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号召全国“准备打仗”。

    林彪提出“战备是最大的政治”，“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衡量一切，检查一切”。

    10月1日国庆节前夕，林彪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到毛家湾来。林彪说：“今天谈一下战备问题，这个 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打起来的准备，明天是国庆节，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也是星期日，人们在欢庆节日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苏联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几百公里，飞机用几十分钟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

    林彪当即做出具体布置，要北京附近机场的飞机，除了作战值班外，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机场上，要设立障碍，防止敌空军空降……林彪说：“关键是十月一、二、三日。一日又是关键的关键，只要这关键的几天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当天夜里，北京空军的飞机全部开始转场飞行，轰隆隆的飞机声，震响着机场的夜空。好像战争明天就要打响了一样，林彪和他身边的人都没有睡觉。

    这时，林彪突然头脑一热，要警卫参谋向周总理转达了一个可笑而又十分危险的命令。他吩咐说：“你马上给总理去个电话，就说为了防备敌人飞机轰炸，造成水库决堤，我建议连夜把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的水全部放掉。”

    周恩来在电话上当即表示反对。联想到1938年蒋介石在花园口制造黄河决堤造成的人间惨剧，周恩来果断地说：“千万不能这样做，如果把这些水库的水一夜间放掉，下游的几十个县都要受淹，人民的生命财产将无法保证。”

    正是周恩来的冷静与勇敢，才制止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国庆节三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林彪提出要坐飞机从空中视察五台山、雁门关、张家口一带的地形。飞行的这天，有三架“子爵号”飞机，载着林家全家人马，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视察了未来的“战区”。

    秘书张云生告诉笔者，10月16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一到苏州，在18日就向他口述了五条关于防止苏联突然袭击的紧急战备命令：要全军各部队立即疏散；各种设备和重要目标都要隐蔽和伪装；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兵工厂要抓紧武器、弹药生产；二炮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

    秘书立即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命令。总参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在向下传达时，借题发挥，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号令”，下达全军。

    从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百万大军在夜幕掩护下，离开营地，紧急疏散向山野，进入战备工事里，风餐露宿在旷野里。这时，疏散到武汉的毛主席，看了叶群用电话记录形式向汪东兴转报的“命令”，只说了一句：“烧掉!”

    我军一级战备的举动，震动了世界。沿中苏、中蒙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休假，频繁调动部队，有些部队似乎在向我边界推进。这时，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相应地进入了全面戒备，调动了舰队。台湾和金、澎的国民党部队，也进入了戒备。一时间，我国上空战云密布，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似乎马上就要爆发了。

    一个月后，形势和缓了，天也变冷了。疏散在野外的部队，吃、住和训练都遇到了新的困难。各部队首长纷纷来电反映遇到的艰苦情况。秘书根据各军区的反映，及时报告了林彪。

    “部队可以回营房了，可以停止疏散了。”林彪要秘书打电话给黄永胜，“让他们研究一下”。

    秘书建议说：“部队是按首长的命令疏散的，如果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回营的决定。”

    林彪同意结束部队的疏散，开回营房过冬。

    但是这个决定却受到叶群的阻挡。她说：“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放回来一旦战争爆发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叶群的一句话，又使百万大军多受了几个月的冤枉苦，坑苦了广大官兵!

    事实证明，“一号战斗号令”是一场虚惊!

    这场虚惊的引起，在于毛泽东过分严峻地分析国际形势。他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争论演变成国家争端，夸大了战争到来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九大政治报告里，写进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核战争的内容。战备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无法计量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浪费在全国“深挖洞”的战备工事里了。

    笔者在北京军区同志陪同下，曾参观了通县东部的“堆山”工程。这座可以容纳一个炮兵营的火炮堡垒，是林彪导演的战备工程的缩影。

第 3 楼

    血染“5·13”

    1967年上半年，上海、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的夺权，实际上变成了两大派之间的相互争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国务院的各部委的千万个大小单位，两派群众组织都在相互争权、夺权。由于席位分配不均，直接涉及各派的利益，争端就更加尖锐起来。

    夺权中，是不是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又是两派争夺的焦点。什么你“保”我“革”，我“保”你“革”，相互争论不休。不同观点的争论，认识上的分歧，加深了两派的对立。两派的群众组织之间，常常由嘴头的争论，发展到拳头动武，以至大规模的武斗流血，

    连林彪也惊奇地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军队参加“支左”，由于分辨不清谁是“左派”，常常变成“支派”，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混乱。一些造反派肆意冲击军队，又致使军队和激进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相继发生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年1月26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石河子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进入汽二团，因争夺枪支，双方发生枪战。农八师的部队亦与造反派发生冲突。这次双方前后打死24人，打伤74人。接着，四川成都发生了“二月镇反事件”：2月23日，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

    湖北、内蒙、广东、河南、湖南等地，也都相继有部队“支左”支持了所谓“保守组织”，犯了“路线错误”。

    这里，特别值得一叙的，是发生在北京的“5·13事件”。

    1967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纪念日。

    如何纪念这个《讲话》?4月20日晚，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代表。鉴于当时军队内部文艺群众组织也发生了对立和分裂，周恩来提出“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要联合演出”，并且说，只有联合演出我才去看，不联合演出，中央领导就不去看。

    总政文化部向军内的各文艺团体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战友”文工团按照指示组织了五一节文艺演出，周总理观看后，表扬他们联合演出好。但是事过不久，他们就分裂为“老三军”和“新三军”两派。

    5月13日上午，总政主任肖华打电话给军委文革小组，通知海军、空军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请他们劝说要求演出的文艺团体，不要演出或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当夜，立即向有关单位传达了这个指示。

    空军文工团有位女演员，常到中南海参加舞会，“5·13”这天，这位演员在同毛泽东跳舞时，汇报说文艺单位要联合演出。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且指示秘书打电话给叶群，支持他们演出。叶群叫来这位演员，问明情况后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

    这位演员说：“我们想与他们搞联合演出。”

    叶群说：“干什么要找那些反对你们的人呢?人少，可以到海政、总政的左派去串联。”

    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得知肖华不让演出的指示，立即报告林彪。林彪一听发火了。他让叶群打电话告李作鹏、吴法宪。叶群说：“林彪讲，肖华算老几?不要听肖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让宣传毛泽东思想，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呀!我看谁敢动?谁动，我打断他的脊梁骨!”

    李作鹏、吴法宪向老“三军”的全体演出人员，传达了林彪的讲话。大家雀跃起来，说，有林副主席支持，怕什么呀!

    当晚八点开始，一直演到12点，都很顺利。叶群不断在电话上讯问，吴法宪说，很好，没有什么问题，请放心!

    深夜12点半，随着一阵马达声，新“三军”的几十辆汽车，开到了展览馆，冲进剧场，打碎玻璃，双方在舞台上搏斗撕打起来，一些演员受伤。

    一位海军同志告诉笔者，李作鹏接到吴法宪告急电话，立即召集海军直属单位的“红联总”，动员大家到现场支援。他说，海军要和空军联合起来，反对肖华!并立即动员数千海军人员，赶到展览馆现场撵走了新“三军”派，抓了一些人。

    陈伯达和肖华听到双方发生武斗的消息，立即赶到现场。他们看到被砸烂的乐器、道具和受伤的演员，十分生气。肖华当即把两派的人召集到一起，痛心地说：“前几天，总理建议你们联合演出，你们不听，那你们就不要演了么。我提醒过你们，可你们置若罔闻，老子天下第一，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现在可好，流血了，打起来了。让地方学生插手，给解放军丢透脸了……”

    肖华的讲话，立即被李作鹏、吴法宪支持的造反派抓住，当晚就轰闹起来。

    海直“红联总”连夜在大街上，到处张贴：“火烧肖华”、“重炮猛轰肖华”的大标语。与此同时，空军、炮兵、装甲兵、铁道兵、北京军区、通讯兵等军兵种的群众组织，纷纷上街贴反对肖华的标语：“打倒5·13事件的黑后台肖华!”“肖华是5·13事件的罪魁祸首!”“肖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从此，北京地区的海陆空三军，明显地划分出反“肖”的“老三军”派，同保“肖”的“新三军”派。许多军事领导机关卷进派性斗争的旋涡。

    14日下午，叶群为扩大“老三军”的影响，带着李作鹏、吴法宪和中央文革的关锋等人，到海军、二炮医院慰问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她假惺惺地挤出几点眼泪，拉着关锋的手，一边给武斗伤员戴毛主席像章，一边说：“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木家!”他们还将慰问照片印出大量海报，吹嘘：“叶群同志和三军造反派一起战斗在第一线。”

    海军政委李作鹏支持一派演出，有预谋地压制另一派。他在接见造反派时说：“三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以5·13流血事件，而开始划清了谁革谁保的界限。凡是支持三军演出的是革命造反派，否则就是保皇派。5·13事件不但解决了三军群众站队问题，同时也解决了领导干部的‘亮相’问题。”

    事后，支持单独演出的这一派，就成为“林副主席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被赞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支持下，牢牢地掌握了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海军、空军的领导权。

第 4 楼

    过了三年，1970年5月13日，叶群邀请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带着老婆孩子，同游万里长城，互赠了礼品。为纪念“5·13”三周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人还联名给叶群写去致敬信，肉麻地吹捧叶群、吹捧“5·13”：

    “叶群同志：

    今天是‘5·13’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三年前的今天爆发的政治流血事件，是一件大坏事，但也是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揭开了砸烂以肖华为代表的总政阎王殿斗争的序幕，加速了三军的革命大联合，促进了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的直接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指战员、革命群众并肩战斗……”

    “砸烂总政阎王殿”

    1982年11月31日7点30分，前来参加五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兰州军委政委肖华同志，在京丰宾馆11楼接见笔者。

    这位68岁的老将军，满脸喜色，声音宏亮，言词锋利，文思敏捷，是著名《长征组诗》的作者。当他谈起“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怎样合伙“砸烂总政阎王殿”时，他时而愤怒地斥责，时而仰天哈哈大笑，时而满眼含着泪水，低下头来陷入巨大的悲痛……

    肖华说：自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军队院校就纷纷外出串联，参加造反夺权，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这还像解放军吗?我找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商量，要把来京串联的十万军事院校学生集中起来，开个会进行教育，把院校稳定下来。其他几位老帅也都同意开会，我并且报告了林彪。

    1966年11月13日这天，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

    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会上讲话，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不正常现象和错误做法提出了坦率的批评，苦口婆心地劝告同学们要冷静思考，不要盲目，不要冲动，不要失去理智。

    陈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年轻的师生们不要在“文化大革命”中乱搞，不要闹，不要把军队搞乱。同时提醒大家，路线斗争中“可能犯大错误”。陈毅坚决反对冲中南海，冲国防部，不要图报复，要团结同志，要讲道理，要掌握界限。

    陈毅尖锐地指出：先要给那些头脑发热的同志“泼冷水”。他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

    徐向前讲话时，再次提出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战斗状态。他说，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影响军队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他提醒同学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动：“究竟对革命有利呀，还是有害?”他要求军队院校要做出好样子，不要损害人民解放军的形象。

    叶剑英讲话指出，不允许军队院校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军队的优良传统。他说：“冲我们最高统帅部，冲我们国防部，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作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比这更错误啊……严格讲起来，这就是反革命。”他说，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即使毕业也不能担任军官。

    叶剑英讲话时，有人递条子给肖华，提出挑衅性的问题：你们今天的讲话，是否经过林副主席的批准?

    叶剑英大义凛然地回答：当然是经林副主席批准的。他叫写条子的站起来，那个人不敢站。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一次尖锐的公开的批评。会议也给狂热的军校学生以压力，帮助他们重新思考。有些觉醒早的同学退出了“造反”的行列。

    林彪、江青对工人体育场的大会，对几位老帅的讲话极为不满。江青说，这次会议，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同中央文革小组闹对立，是在另外组织一个司令部，“是在唱对台戏”?!

    肖华回忆说，玉泉山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面对许多地方冲击军队事件，我站起来说：“中央文革的一些人，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搞垮了，谁来保卫祖国……”

    会场上许多人也都愤愤不平地喧嚷起来。这时，叶剑英双手向下按了按，说：

    “各位请熄心头火!我知道大伙心里难过、憋气，但我们是党指挥的军队，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不可轻举妄动……”

    1967年1月19日下午，肖华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陈伯达、江青带着中央文革的一大伙人来到会场。

    江青大发雷霆说：“肖华，你们公开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是对左派群众泼冷水，不经林副主席批准，违反组织原则。”

    陈伯达怒气冲冲，大骂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玩阴谋，耍花样”，为贺龙涂脂 抹粉，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推到第一线。他要肖华当天晚上到万人大会上去检讨。

    叶剑英把“打倒肖华”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要保肖华。今天晚上，不能开万人大会批肖华。

    周恩来在凌晨召开造反派头头会议，传达毛主席保肖华的指示，不要冲击军队。他并下命令说：抄走肖华的文件，一份也不能少，必须全部追回。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总政机关干部的万人大会。周总理深情地说：肖华从小参加革命，是我和毛主席看着他在红军里长大的。

    叶剑英说，肖华南征北战几十年，久经考验。绝不能打倒肖华，不能把总政搞乱。

    7月25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援“7·20”事件的武汉造反派。林彪在天安门上接见造反派头头。林彪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坚决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林彪讲话在总政机关造反派中做了传达。形势突然大变。

    从八一建军节这天起，全军造反派开始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轮番批斗。海、陆、空造反派轮流对他进行“实战演习”、“喷气式”、“地毯轰炸”，搞逼供信、大批判、游街，连续120多次。

第 5 楼

    “连续的批斗，搞得我死去活来。直到1968年把我关起来。”肖华沉痛地说：“造反派把我关在总政院内的一间小屋里，窗口、门缝全都用纸糊起来。每月只有12元的伙食。家属五年没见过。我的老伴也是个红小鬼，是个老红军，也被株连关了两年。”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总政治部被砸烂了。1968年10月，建立了总政军管小组，对总政实行军管。军管期间，他们诬陷总政保卫部是“保卫蒋介石的”；联络部是“联络敌人的”；宣传部是“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文化部是“文艺黑线专了政”；“叛徒特务成堆”，是“一筐烂梨”……总政机关900多人中有600多人参加学习班，“弄清思想，交待问题”。

    黄永胜在1968年12月5日军管小组会上诬蔑说：“总政是水浅王八多”，“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用了很多坏人，干了很多坏事”，对他们“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根据这个方针，总政的几位领导人都被戴上“阎王”的帽子。他们宣布肖华是“大阎王”，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袁子钦是二、三、四、五、六号“阎王”；宣布给正副部长戴上“牛头马面判官”的帽子。给一般干部戴上“小鬼”的帽子。总政机关的47名正副部长以上的干部被反复批斗，被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长期关押、审查。袁子钦被迫害致死。

    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的767名干部受到审查，有17人被迫害致死。总政95％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单位机关干部被赶出总政，分散处理到全国各地。

    “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强调：部队文化大革命很重要，要搞好，搞彻底；部队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但阻力很大；机关、院校要同地方一样搞，要坚决支持部队左派，在军队内部也要搞大民主。林彪说：“机关要彻底搞。主要一条是革命，把革命摆在第一位，战备和其他工作要照顾一下。”他说：“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还要烧焦……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贴大字报，有的一般的开会批评。”

    林彪在这次会上，宣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并让他管军报。

    1月10日后，关锋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在钓鱼台六号楼，召集当时的中央宣传小组组长王力，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开会，传达林彪的指示，研究军报宣传已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有个改进才行。

    会上研究几条改进军队宣传的意见，给全军文革和林彪写个报告。关锋接着说：“解放军报要指导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军内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要统统揪出来。”

    关锋当即让胡痴记录，几个人议一条，由胡痴写一条。“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

    胡痴写材料证明，这几句话，完全是关锋讲的。

    几个人当场凑了五条。最后念了一遍，又做了一些修改，当即由关锋、王力、唐平铸、胡痴四个人共同签名，送全军文革报林彪副主席。

    1967年1月10日下午三时，他们几个人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把《关于解放军报的宣传方针》打印出来，分送在场的领导人。

    江青看了一遍，对关锋和胡痴说：“这是有关军队的事，赶快送林副主席市审批!”

    他们还在报告上特别写明：“林总，江青同志瞩你速批。”

    1月11日上午，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在电话上通加：林彪11日批：“完全同意”。

    “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以派”的反动口号，就这样出笼了。

    从此，打倒革命老干部的烈火，烧进“钢铁长城”，把人民解放军搞乱了。

    1967年1月14日，《解放军报》社论公开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社论提出：“这种阻力(笔者注：指阻碍“文化大革命”开展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过去，他们曾经施展过种种卑鄙伎俩，进行捣乱。现在，他们还在耍出各种花招，进行新的反扑。”

    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毒全国。

    1967年“7·20”事件的第二天，首都各界群众和造反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打倒谁!”“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

    8月1日，《红旗》杂志刊登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说：“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毛泽东看了这篇社论，连夜和江青通了电话。毛泽东说：“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军内的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嘛，提党内的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会乱了军队，使军队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毛泽东要江青注意这个问题，要纠偏。关锋和王力，还有戚本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们再搞小集团，要给他们打预防针。

    毛泽东当即在《红旗》杂志上作了批示：“还我长城。”严厉批评乱军的阴谋。

    “向《解放军报》夺权”

    为夺取《解放军报》的领导权，1967年8月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中央军委看守小组组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要他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那里去接受任务。

    吴法宪按时到达，正遇江青和叶群在研究一份打印的稿子。江青把稿件修改完后，对吴法宪说：“这是我女儿肖力写的一张大字报稿子，肖力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她领导的一个突击队组织，要夺解放军报的权，打倒赵易亚。赵易亚是在国民党干过事的小职员，曾在国民党浙江省某县当过报纸编辑，而且又是肖华调来的人。你们军委看守小组要帮助肖力夺权。”

    江青还具体指示吴法宪要帮肖力办三件事：

    一、帮助肖力抄写大字报并帮助在解放军报社张贴；

    二、立即从北京军区、海军、空军、二炮调三十名办报的干部，到解放军报帮助出版报纸，并接受肖力的领导和指挥：

    三、看守小组要支持肖力夺权，并宣布以肖力为首的突击队领导解放军报。

    吴法宪表示一定坚决照办。他肉麻地吹捧江青：“你是中央文革的政委啊，我绝对听你的指挥!”

    江青得意地说：“好啊，你就叫我政委好了，你要听我的话啊!”

    回到空军司令部以后，吴法宪立即要秘书替肖力抄大字报，于黄昏时分派人到解放军报社，张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

    吴法宪随即又来到京西宾馆军委看守小组，对后勤部长邱会作等人传达江青指示，连夜向各军兵种抽调骨干，于当晚一点前到达军报报到，筹备第二天报纸。

第 6 楼

    吴法宪于当晚12点赶到解放军报社开会，向突击队长肖力介绍调去的各军兵种的干部。同时，又在深夜召开全报社军人和职工大会，向他们宣布肖力是新任命的报社领导。人人都要听从这位年方二十几岁的女青年的领导。

    散会以后，军报的大院里立刻翻腾起来了。各种各样的拥护肖力和打倒赵易亚的大字报，贴满大楼和院落。仅仅只有五个人的突击队，一夜之间夺了中央军委机关报的领导权。

    第二天，陈伯达立即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到解放军报社，表示对夺权的祝贺，对肖力的支持。

    林彪也立即写信，支持肖力夺权。说什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过了一个星期，江青突然找到吴法宪，要他交出肖力大字报的底稿。江青怒气冲冲地骂：“肖力的大字报底稿哪去了?你把肖力的底稿贪污了。想抓肖力的辫子吗?量你也不敢有这个狗胆!”

    吴法宪满头冷汗，连声说：“我找!我找!”

    吴法宪回去，要两个秘书找了一夜没找到。后来，终于在军委看守小组的秘书那里，找到了大字报的底稿，一场风波才停息了。

    向军队指挥权伸手

    江青担任军队文革小组顾问以后，越发胆大妄为，不再满足只当“顾问”了。妄图直接伸手军队的指挥。

    1967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以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身份，首先提出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安排问题。并通过了江青提名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邱会作、李作鹏为成员的军委办事组名单。

    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中央军委名存实亡，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

    据吴法宪交待：黄永胜上任两个月后，江青对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开始不满。有一天，江青来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她指着自己的鼻子，十分骄横地说：“你们军委办事组，目无党中央，封锁我的消息，太无组织纪律了!”

    这次江青发脾气，是因为军委办事组要调动一个营的部队，写报告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每个成员，请他们划圈批准。

    对此，毛泽东亲笔批示说：调动部队的报告，不要写那么一长串名字，今后只写报告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就行了。要保守秘密，不要给“中央文革”的每个成员都写报告。

    从此，军委办事组就不再给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送报告了。

    江青看不到报告，就对军委办事组大发脾气。

    江青大骂后，当场宣布给军委办事组的人三条处罚：

    一、要周恩来、康生、姚文元二人找黄永胜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谈话，给予批评警告；

    二、停止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叶群、温玉成继续参加；

    三、原定黄永胜率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现在江青宣布：不准黄永胜参加了。

    周恩来看到江青干涉国家外交事务，于是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气愤地说：“不要理她，黄永胜继续去阿尔巴尼亚。”并且说，要开会批评江青。

    黄永胜从阿尔巴尼亚归来以后，周恩来为了协调“中央文革”小组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关系，他亲自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

    江青一看黄永胜等人来了，不等周恩来说话，又大骂开了：“你们军委办事组目无党中央，你们穿着军衣，戴着五星军帽和红领章，不觉得可耻。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忘了本，你们当军委办事组成员，是我给你们争来的!”

    周恩来示意黄永胜等人忍耐，不要讲话。

    江青继续讲了一阵，接着宣布：恢复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资格，同时要他们继续反省，清理思想。

    两天过后，周恩来通知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按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江青。那时，已是深夜三点钟了。

    江青在会上说，她有错误，对待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的三条规定不妥当，是她病中发高烧脱口而出的，要黄永胜等人原谅，不要计较等。

    汪东兴当场批评江青，他特别提出：中央常委不要怂恿江青。对江青不对的，应该多作批评。

    吴法宪轻描淡写地说，江青爱听一面之词，有片面性。吴法宪还故意献媚说，他要学习江青的自我批评的精神。

    其他人都没有发言。对江青的所谓“批评会”，不到一小时就散会了。

    江青虽然受了批评，但仍继续耀武扬威地四处活动。她两次到空军机场，让部队为她搞军事表演。

    一次早上七点，江青由叶群、吴法宪陪同，乘专机到达空军基地，全体地空人员列队欢迎。她站在主席台上，手拿照相机，让部队在炎热的太阳下，集合、站队、跑战备、起飞。雄伟的四机编队，在蓝天下表演了空中开花、俯冲等特技。

    她又借口休养，来到青岛海军基地。吴法宪、李作鹏及其随行人员，如同众星捧月地围住江青，既殷勤，又恭顺。吴法宪跟在身旁，弯着腰轻轻地用扇子为她扇风，摇扇的手几乎触到了她。

    辽阔的胶州湾海面上，风平浪静。特地从旅顺口来的北海舰队的四只舰艇，按照江青拍照的要求，乘风破浪，在海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江青完全满意了，这才停止了海上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