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幽幽
朝朝与暮暮我切切的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
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丛
花开不多时啊堪折直须折女人如花花似梦
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
遍地野草已占满山坡孤芳自赏最心痛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若是你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
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
缘份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
勤劳的女人快乐多
天山网讯（记者李亚男）２月２８日中午，记者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政治处主任曹岩仑的家，她正在厨房里“演奏”着锅碗飘盆交响曲。
她隔着厨房边与记者聊天，边做着手头上的事。
记者借机环顾着她的家，窗台上一盆盆鲜花中有一株君子兰开得正艳。整洁的屋子、精巧的摆设，无一不显示出女主人的干练和生活情趣。
不一会儿，红烧鸡、素炒莲花白端上了桌。
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我们聊起了天。记者笑着说：“２００２年，我曾见过你一面，觉得你长得漂亮，挺会打扮，所以感觉你不像个会做家务的人。真没想到，你这样的名人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这句话可引起了她的一番感慨：“做女人吗，就得把女人该干的事干好。 如果一个女人连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都做不了，怎么会有能力把单位的事做好呢。”记者问：“你工作忙，还在做家务，不累吗？”她答道“把家里收拾干净，是给自己创造一个享受生活的环境。做家务还是释放精神压力的一个好办法呢。”交谈中，记者得知，曹岩仑的丈夫经常出差，于是问她：“你平时顾得上两个孩子吗？是不是经常由老人帮忙？”原来，她婆婆已去世，母亲虽时常帮忙，但两个孩子主要由曹岩仑带。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是她每天的“必修课”。
说起自己的一双儿女，曹岩仑一脸幸福的笑容。她清晰的记着第一次教女儿做煎荷包蛋的情形。她还向记者夸耀９岁的儿子如何聪明，“发明”了用微波炉暑方便面的“绝招”。她认为一个称职的母亲不是要包揽孩子的一切事，而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做人，培养孩子独立生活能力。
孩子们送给曹岩仑第一分礼物的情景，永远定格在她的脑海里。
女儿１０岁那年，有一天，神秘地问曹岩仑“妈妈，今天是什么日子？”曹岩仑不懈地说：“没谁过生日呀？”女儿又问“那今天你为什么给姥姥买毛衣，还要请姥姥吃饭？”她答道：“今天是母亲节。”这时女儿将一个精致的发卡捧到她面前。
说到这，她起身到卧室，取出一个用贝壳装饰、镶嵌着自己照片的小像框。“这是我儿子金鑫７岁时，送给我的得生日礼物。”
曹岩仑还欣喜地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我了了一个最大的心愿，陪父母和孩子们去南方玩了十几天。看到父母和孩子玩得很开心，我非常高兴。”她扔父亲从没去过南方，多少年来，她一直想陪他们去南方玩一趟，不是经济不允许，而是时间不允许。
采访中，曹岩仑总是一脸阳光，记者不禁问道：“你是怎样理解幸福二字的？”她答道“幸福，就是一家老小身体健康，孩子懂事、争气，夫妻和睦，有一群好朋友。”她还对记者解释道“在大家眼中我是名人，但我一直成为自己是个普通人。比如我也很爱美，有时间在家做面膜、上街买时装，为保持体形，去跳健美操、游泳。”
小档案曹岩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政治处主任。１９９６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２００１年被评为自治区“巾帼建功标兵”，２００３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并荣立个人二等功。
从１９９６起，也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巡警支队女子巡大队工作，这是西北地区的第一支女子巡警队。
知青中的女性
知识青年是当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角色，简称“知青”，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政府组织下从城镇下放到农村、边疆落户的初、高中毕业生，总数约1700余万，其中“文革”10年间下乡的知青1400万，大约相当同时期城市人口的1／10。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
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偃旗息鼓，“知青”早已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这个意义讲，“知青”已是一个历史的名称。问题在于，知青群体在经历20多年的复杂分化后还保留着许多有形或无形的联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批知青（首当其冲是女知青）内退、下岗成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使“知青”问题重新具有了某种敏感性。另一方面，“知青”意识也有抬头和蔓延的趋势，尽管已两鬓白发，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使彼此产生心灵的沟通、情感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很现实的名称。
我过去研究知青史，主要是运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和成果。当然，由于知青中女性问题的突出，我也不能不有所关注，其中如婚姻问题、就业问题、受迫害问题等，在拙著《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都有专门的表述。今年，我在做知青口述史这一课题时，采访了不同类型、不同处境的知青，对知青女性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
“文革”的政治背景和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独特形式，注定了知青婚姻关系的缔结无法依循生活的常规。基于政治需要而鼓励女知青嫁农民，为此还树立了一批典型（以白启娴为代表），并把它说成是缩小“三大差别”的一种途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屈从男权的一种表现。在男权社会中，血胤的延续是以男性为依据的，在农村，许多出身不好的女知青受到歧视，她们为了改换门庭，只好嫁给贫下中农，所谓“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凸显了这种婚姻的政治意义，同样也是女性依附男性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在边疆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内地农村，知青女性遭受蹂躏、迫害的事件屡见不鲜。根据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对24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这就是说，被官方 确认的这类案件就有大约1.6万起。事实上，迫于封建文化传统与专横权力的双重钳制，还有许多知青女性在受到迫害后大多隐忍不发。
“文革”中间，各地插队知青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普遍，招工中的性别歧视也司空见惯，致使大批女知青长期滞留农村，一些地方“女多男少”现象日愈凸显。在吉林省怀德县，1970年至1975年招工中，男知青走了5000多人，女知青仅走了2000多人，占招工总数的28.9％。截至1976年，全县还有下乡多年的老知青45 人，其中26岁以上的大姑娘1010人。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在一份报告中忧 心忡忡地指出：仍旧留在乡间的2千多知青中，女性占2／3，“为什么这么多？主要是历年招工、征兵要男不要女。”
“文革”的结束曾燃起千百万知青追求新生活的希望。他们在经历重返故里的短暂喜悦之后，很快卷入了一场又一场人生的拼搏，待业就业、结婚生子、学习进修、评薪晋级……当这一切似乎接近就绪时，自己已鬓染白霜，精疲力竭。社会角色转换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但对于许多女知青来说，面临的新老问题依旧严峻。首先是婚姻问题。社会上一大批“老姑娘”就出自女知青群体，而已婚女知青的婚姻质量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人说，“在成功的男士背后，总有一个贤能的女性。”而我想说：在一个落入弱势群体的女知青身后，往往掩藏着一段失败的婚姻。韶光易逝，青春不再，回城后再寻觅迟暮的爱情谈何容易？几乎所有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除了极少数例外）都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为结局，至于她们的第二次婚姻，也未必美满。许多 双知青家庭，如果他们的原籍不是同一个城市，也因为政策的翻云覆雨而屡经摧残，真离婚的、假离婚的、离婚后又复婚的、还有虽未离婚却依旧天各一方的。这些问题，在一些大城市酿成了数不清的悲欢离合，恩恩怨怨。其次是失业（下岗、内退）问题。当年的“老三届”女性，如今已是50—56岁左右的年纪，许多都已下岗。许多企业的改革，重点不是放在难度很大的制度改革，而是大刀阔斧裁减员工，首当其冲被“砸饭碗”的就是中年女性，而“女知青”又恰好赶上这个点。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历时最长、涉及范围极广且影响深远的一场运动，它的兴与衰，改变的不仅是一代人的命运，还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社会变革。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目前才刚刚起步。由于相关文献档案浩如烟海，因此，历史学的研究具有一定优势，但与此同时，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展开多角度研究与合作也势在必行。在这方面，性别研究（主要是妇女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摘自女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