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 溜 票
“呜——”经过几次换道的剧烈震动，列车徐徐驶进了怀化站，终于停住了。
毛毛细雨已不知下了多少天，把站台淋得湿渌渌的。我和巴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十几件笨重的行李从窗口递了出去。当我们肩挎手提一人拿好七八个兜袋时，旅客们差不多已走光了，铁指的学生们也早已排好了队，正在出站，我和巴子排到男生后面，他们中不少人都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巴子也许胸有成竹，我却心跳得厉害。站口，铁指的连长和检票员一起清点人数。
其实在长沙上车前，大庆就满不在乎的对我说，根本没问题，只要上车后跟连长打个招呼，就算是铁指的学生了，修铁路的坐火车还用买票吗。上车后，我们倒是和他们坐到了一个车厢里，巴子自然不想事，反正他是大庆的哥哥，我呢，什么也不是。从长沙到怀化足有十几个钟头，却始终未见巴子去打招呼，我想，大约是他妹妹去打了，大约也帮我打了，但心里终不踏实。连长坐得离我不远，我老忐忑不安的盯他，他也偶尔看我几眼，那眼神实在看不出招呼是打了还是没打。反正我就是不敢上前去说一声，究竟怕什么呢？几十年后我才看透自己这个致命的毛病：害怕被拒绝。自然就死要面子，还以为是自尊和清高。
队伍向前移动，我心跳加速。连长犹疑的眼光已在我和巴子的脸上扫过好几次。当队伍全部通过，只剩下我俩时，连长有点迟疑的开口道:“这，两个，不是的。”检票员立刻变得恶狠狠的，用力把我俩拽到一边，吼着:“把行李放下！别跑!! 补票去!!!”
我的头顿时大了，脸也涨得通红，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听见巴子结结巴巴的说:“我，我是李大庆的哥哥。”
连长有点尴尬，忙说:“哦，这个是的，这个是的。”
巴子就这样出站了。我还木木的呆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去，去！到那边补票去!”检票员还是凶狠的吼着。我把行李全放下，心情复杂的跟着往票房走。
房间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售票员，正埋头写什么，见我进去，头也不抬，心不在焉的问道:“从哪上的车?”不是长沙话，我又增加了一丝失望。补票吧，实在不甘心，也没这个预算；开溜吧，倒不难，可那七八件行李怎么办？干脆一声不吭，慢慢磨吧。那女人也不再问，大约是这类事情见多了，还是继续写她的。
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进来了,“从哪上的车?”依然是那样漫不经心。
“我，买到了辰溪。”那人一边慌慌张张从口袋里掏着，一边说了一大堆极难懂的话。女人停住笔，查看一张什么表,“嗯，从辰溪到怀化一块六毛。”农民应声就掏出钱来。
忽然大庆进来了，神色有点紧张，问我:“行李呢?”我和她一起出去，那几个包还堆在出站口。“这是谁的行李?”一个穿制服的跟了过来，十分警惕的问。我心里一动，道:“我只有一个书包，其余都是她的。”制服满脸狐疑，但也没阻拦，让大庆把包全拿走了。我背起书包，松了一口气，看看四周，好几位制服都在注视我，我只得悻悻的回到票房。
那农民的补票手续还没完，我靠在门口，四处张望，旅客全走光了，车站里冷冷清清，真的，现在要逃走是不难的，可万一被逮住，岂不更糟？犹豫之中，农民补好了票，走了。
女人抬起头，慢悠悠的问:“从哪上的啊?”我刚想学农民的样，说是从辰溪上的，那个检票员急急走进来，大声嚷道:“他是从长沙上的！补票啊！怎么不作声?”也不是长沙人。“他一声不吭。”女人说。
我这时下了决心，和他们磨，反正钱是搜不到的。
“拿钱来嘛，十块零两毛!”检票员已很不耐烦。
“我是知识青年。”我终于开了口。
“知识青年？有证明吗?”男人问。
我掏出证明给他们看。
“知青路费是有报销的吧?”男人没有把握的问。
“他们有什么报销，做一天，得一天的工分。”女人倒还了解情况。
“没有，真的没有报销，生产队大队公社都没有这样的开支。”我说。他们对中国农村也太缺乏了解了。
“你还有多少钱呢?”女人说，口气已完全不同了。
“只有到靖县的车票钱。”我毫不犹豫撒了个谎。
他俩互相望了一下，我又说:“就是因为钱不够，我才和铁指一起走。”
“那他们怎么不认识你呢?”检票员马上问。
我一时语塞，又语无伦次的撒了一连串不合逻辑的谎。
“哎，你在车上这么久，也该和连长认识一下嘛，其实，出站时，只要他点下头，你不就没事了。”女人满腔同情，完全在替我着想了。
“是啊，是啊，对，对。”我一个劲的点头，作恍然大悟状，心里直骂自己窝囊。
女人一边把我的证明往本子上登记，一边说:“下次一定要联系好，弄出麻烦来多不好。”口气象是对一个孩子说话（其实她决不比我大），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检票员态度也缓和下来:“好吧，这次就算了，下次可别再糊涂了。”
“那，你走吧。”女人说，声音温柔得使人想哭。
我拿回证明，连谢谢都忘了说就冲出了票房。
车站门口一派寂静，铁指的学生早已离去，只有巴子守着一大堆行李在等我。见我出来连忙问怎么样，我苦笑着说:“没补票。”就什么也不想说了。心里一直很沉重，好久好久也放松不下来，仿佛事情还远远没有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