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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插队，中国惨痛的年代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伤中，遇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全国小学毕业生达二百六十万人，要继续升学者八十三万余人，而初中所能容纳的应届小学毕业生有限，与要求升学者的数目相差较大。据教育部统计：如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的毕业生计算在内，以后四年高小毕业的人数估计将达一千七百万余人，而全中国的初中只能吸收五百万人升学，还剩余一千二百万人不可能升学。
一九五五年，中国国内的合作化运动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地帮助青年人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广大知识青年提出下乡的号召。九月初，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九月四日，毛泽东对另一篇文章感到极大兴趣，他继续发挥上述观点，批下了后来多年中被广为宣传的名言：“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马上做出反应，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下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首次出现了“下乡下山”的概念。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开始精简下放人员知识青年下乡的事情再次被提出来“大跃进”运动受挫，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中国有二千六百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中国进入全国调整阶段。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在“大跃进”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三年内吃商品粮的人口猛增三千多万，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致使交通、住房、教育、食品供给等状况日趋恶化。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在此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又成为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全国共减少职工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毛泽东闻知此事后兴奋地说：“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中国的经济刚刚走上好转的轨道，毛泽?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六十年代插队人潮滚滚十年累计突破一百万人大关六十年代，正是中国和国际上的多事之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这无疑向广大知识青年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对于那些充满幻想、满怀政治热情的青年更具有吸引力。到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年中累计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突破一百万大关。后来，红卫兵运动兴起，“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被卷入了运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悄悄聚集在圆明园，宣告载入中国史册的中国”红卫兵“诞生了。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很快被卷入了红卫兵运动。一九六七年一月，各地知青组织代表汇聚北京，要求回城参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号召广大知青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红卫兵”时代的结束使得下乡又时兴毛泽东为次发表最著名的讲话红卫兵历史使命的终结，为上山下乡运动再次吹起号角，毛泽东抓住时机，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由红卫兵时代转向工人时代。
一九六七年七月，北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曲折（这是插队时改的名字）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三百余人报名参加。但正式决定“上山下乡”时，几百人只剩下了十个人，他们被安排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
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此事被视为“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决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要求红卫兵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的发表，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国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六十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腾飞，城市极大地吸收了来自第一产业的人口。然而就在此一时期，有位美国人却惊奇地发现，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反，“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将波及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家庭的近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历史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学生下乡国家为次花费无数但是回收却没有什么有人概算，仅十年内中国共拨出知识青年安置费近一百亿元人民币，约占国家总支出的百分之一点二。这还不包括知青探亲报销的路费、口粮及生活困难补助、因重病及重伤给予补助的医疗欠款、每年举办的各级各类知青会议及培训班的支出、各级知青机构的开支等等。 然而，巨大的财政投入却没有带来什么经济效益。
当中国人处在世纪交替的门坎上时，不难发现，上山下乡运动使中国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物质，而是人才。到本世纪末，中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将有百分之八十到了退休年龄，接替他们工作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十至五十岁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知青中的部分幸运者虽然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教育中出现的难以弥补的断裂，以及过早地涉足社会与政治，使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鲜有成就；虽然，有的人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甚至成果颇丰，然而就这一代人应该给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讲，是大打了折扣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痛的代价。
向當年曾經下鄉的知青們致敬 ,您們辛苦了!!
一九五五年，中国国内的合作化运动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地帮助青年人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广大知识青年提出下乡的号召。九月初，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九月四日，毛泽东对另一篇文章感到极大兴趣，他继续发挥上述观点，批下了后来多年中被广为宣传的名言：“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马上做出反应，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下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首次出现了“下乡下山”的概念。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开始精简下放人员知识青年下乡的事情再次被提出来“大跃进”运动受挫，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中国有二千六百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中国进入全国调整阶段。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在“大跃进”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三年内吃商品粮的人口猛增三千多万，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致使交通、住房、教育、食品供给等状况日趋恶化。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在此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又成为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全国共减少职工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毛泽东闻知此事后兴奋地说：“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中国的经济刚刚走上好转的轨道，毛泽?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六十年代插队人潮滚滚十年累计突破一百万人大关六十年代，正是中国和国际上的多事之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这无疑向广大知识青年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对于那些充满幻想、满怀政治热情的青年更具有吸引力。到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年中累计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突破一百万大关。后来，红卫兵运动兴起，“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被卷入了运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悄悄聚集在圆明园，宣告载入中国史册的中国”红卫兵“诞生了。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很快被卷入了红卫兵运动。一九六七年一月，各地知青组织代表汇聚北京，要求回城参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号召广大知青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红卫兵”时代的结束使得下乡又时兴毛泽东为次发表最著名的讲话红卫兵历史使命的终结，为上山下乡运动再次吹起号角，毛泽东抓住时机，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由红卫兵时代转向工人时代。
一九六七年七月，北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曲折（这是插队时改的名字）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三百余人报名参加。但正式决定“上山下乡”时，几百人只剩下了十个人，他们被安排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
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此事被视为“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决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要求红卫兵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的发表，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国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六十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腾飞，城市极大地吸收了来自第一产业的人口。然而就在此一时期，有位美国人却惊奇地发现，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反，“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将波及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家庭的近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历史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学生下乡国家为次花费无数但是回收却没有什么有人概算，仅十年内中国共拨出知识青年安置费近一百亿元人民币，约占国家总支出的百分之一点二。这还不包括知青探亲报销的路费、口粮及生活困难补助、因重病及重伤给予补助的医疗欠款、每年举办的各级各类知青会议及培训班的支出、各级知青机构的开支等等。 然而，巨大的财政投入却没有带来什么经济效益。
当中国人处在世纪交替的门坎上时，不难发现，上山下乡运动使中国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物质，而是人才。到本世纪末，中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将有百分之八十到了退休年龄，接替他们工作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十至五十岁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知青中的部分幸运者虽然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教育中出现的难以弥补的断裂，以及过早地涉足社会与政治，使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鲜有成就；虽然，有的人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甚至成果颇丰，然而就这一代人应该给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讲，是大打了折扣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痛的代价。
向當年曾經下鄉的知青們致敬 ,您們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