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 牢
开春以来“三清三反”风声日紧。合议多次，犹豫数日，终于作出决定：把这盒子弹直接交到县武装部；那里的解放军肯定比大队公社干部懂政策。
子弹的来历很简单，文革中玩过枪的学生为数不少，“九五”命令时，枪统统上交了，惟独留下这盒金光灿灿的五九手枪子弹，算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点纪念，当然其中少不了小布尔乔亚的烂漫情怀。
可是，这说得清吗？这符合逻辑吗？第一个问题便是：子弹在，枪呢？你越想说清楚，可能惹来的麻烦就越大。
至于为什么不把子弹扔到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去，或者深埋地下？人不知鬼不觉的，肯定一点“事”也没有。现在想来，这样的想法似乎处于当年我们的思维死角。为什么那样蠢？不知道。
这天，天气寒冷，雾雨迷茫。吃过早饭，原打算带队的林敏突然病倒，我、葛油、兵游带上子弹，还有连夜赶写的犯错误经过和深刻检讨，绕过大队、公社，直奔县城。
一路上的话题似乎一直围绕着植物学土壤学之类，当然也就有了生产队光辉灿烂的明天。三个人都有一种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冲动。谈到激动处，简直是摩拳擦掌了。
进城时天已擦黑，我们又累又饿，在国营饭店里每人干了两碗面条，按照服务员的指点，几经周折找到了县武装部。
未及说明来意，值班室的解放军叔叔就像当年接待红卫兵一样热情欢迎我们。弄得我们作贼一般心虚。赶紧报告情况，我们语气沉重，态度诚恳。解放军叔叔收下子弹，匆匆看过检讨，就渐渐严肃起来：“你们能主动来交子弹，现在还为时不晚，否则就要犯大错误了！但是为什么不相信大队支部公社党委呢？你们到县里来，经过了哪一级领导的批准？开了证明没有？”
当然没有，这样的证明开得到吗？我们跟队长说的是进城去看《红色娘子军》。设想是今晚就在武装部的随便什么地方坐一夜，比如这间生着火炉暖烘烘的值班室，明天一清早就回去。
“你们的身份没法证明，武装部不能接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解放军叔叔越说越气，指着门，“现在就走！”一腔被我们蒙骗了的愤怒。
天地良心，这不是逼我们流窜街头吗！那年月没有证明，你就离阶级敌人不远了。况且到处密布警惕性奇高的革命群众。
我们苦苦求情，终无济于事。这时，老曾进来了！
老曾是县里派到我们大队搞运动的工作队长，也算是老熟人了。我们如同遇到救星，立刻迎上去：“老曾，我们……”都要哭出来了。
“坐，坐！”老曾热情洋溢与我们一一握手，“怎么进了城也不到我家……”老曾很快觉察到解放军叔叔一言不发，且神色严峻。
于是事情又被我们陈述一遍。
老曾勃然大怒，凶神恶煞：“好家伙，好厉害！连我都差点受了蒙蔽！你们这帮造反派还想到武装部来刺探军事情报？！”
我们懵了，无言以对，哭不出，笑更不合时宜。
“先关到纠察队去！”老曾大眼瞪着我们，余光还在琢磨着解放军叔叔，“先关起来再说，看你们还……”
我至今不明白，老曾为什么会有那么激烈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狂躁。至于吗。
我们被几名手臂上箍着红袖章的执枪者押着，在县城停了电的街巷里七弯八拐，终于到了有一张黑漆大门的纠察队。外面已是夜深人静，里面却人声嘈杂。一长队人在贼亮的汽灯下被挨个搜身，钱粮烟火柴皮带鞋带，都归纠察队保管。搜毕李队长训话：不许乱说乱动，凡事要喊“报告”。让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犯人的感觉。
一个大院，两侧各是一溜小房间，关人。尽头是一间高大宽敞的殿堂，原来似乎是菩萨们的居所，现在是大小便和洗漱的地方。
葛油首先被推进一张门，我和兵游刚想跟进去，李队长一声断喝：“一人一间！”怕我们攻守同盟？
我是最后一个被推进一张门的。门里漆黑一片，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我摸索着，一股霉、臊混合气味扑鼻而来。脚下触到一堆软东西，似是铺盖，我心中一喜，就想钻进去。
“挤不下了！”突然有人说话，透出刺骨的厌恶，“两个人才一床被子！”我顿时气晕，可实在连喊“报告”的气力也没有了。我忍气吞声，和衣挨着那堆东西躺下。身体极度疲乏，大脑依旧亢奋，还头痛欲裂。半醒半睡中只觉得左脚越来越冷，好容易才明白是套鞋漏了，袜子已经湿透，寒气从左脚升起，顽强地向全身渗透。当墙壁缝里泄出一线晨光时，我感到每一个细胞都僵硬了。
天亮了，我看清那堆东西中挤着的两个犯人，一胖一瘦，脸色灰黄，年龄不小，大约都是历史反革命。
“你们睡够了，让我也睡一下！”我艰难地站起身，叉着腰，恶狠狠地说，“还不起来，我喊报告了！”胖子不作声，望着瘦子，瘦子冷冷地打量着我，我不示弱盯住瘦子。对峙了半分钟，他俩慢慢吞吞爬起来，瘦子说，“那边地上太脏，你喊报告拿扫把来。”“关我卵事！”我纹丝不动，露出从所未有的蛮横。瘦子屈服了，抽出他们身下仅有的一床乌黑的棉絮扔到我脚下说：“哼，就算老子发扬风格！”后来我才知道，坐这民办牢房的都得自带铺盖，若人多被少，则由纠察队强制“按需分配”。
（当我翻到当年的这段日记时，猛然一惊：我也曾这样下作过？历史不会撒谎，却已被我遗忘殆尽。）
三人终日无话，互不理睬，目光偶尔相遇，只有戒备和敌意。我们都认定对方才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无话可说，更无事可干，就只惦记着那一日两餐——早九点、晚六点——的牢饭。饭一小钵，菜一调羹，望眼欲穿盼来，匆匆赶进喉咙，肚子里却找不到感觉。比起在队上吃红锅子菜，还要饿得发慌发堵。难怪小时凡有吃相不雅，大人总要训斥：“饿牢里放出来的！”
吃过饭，就看满墙壁的报纸，横的竖的斜的倒的全看个遍，一字不漏。报纸看完，就练气功。那时气功远未象前些年这般轰轰烈烈人人皆练，尚处初级阶段，我也只知道意守丹田。一会儿肚子竟热乎起来，于是再“守”左脚，不久也有了温热的感觉！虽然右脚依旧冰凉，心境倒是平和下来，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坐回把牢也是难免的。革命先烈还要把牢底坐穿呢，如此这般，还生出些英雄豪气来。
第三天傍晚，我刚钻进棉絮，外面哨声骤起，叫得人心惊肉跳。瘦子和胖子一蹦就出去了。“集合！全体集合！立——正！”这才反应过来，我不也是“全体”吗？我赶紧窜出去，心里骂：这两个贼X的，也不叫我一声，分明是阶级报复！待跑到院子里，我才发觉没穿棉衣！不一会儿全身就抖瑟起来。
李队长的训话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只顾缩起颈根，咬住牙关。偶一抬头，那暮色朦胧的天空中竟然飘荡着两只风筝，无忧无虑，逍遥自在！一个从不经意的字眼闪电般迸了出来——自由。我鼻子一酸，泪眼模糊。
第四天早饭后，李队长把我们三个知青叫到纠察队办公室。先结帐：每人五餐，每餐一角三分，四两粮票，共十五餐，钱一块九角五分，粮票六斤。太便宜了，这牢饭！我心跳如急促的鼓点，自由了，马上就要自由了！葛油和兵游手都在发抖，数钱不清。
剩下的钱物一应退还我们后，李队长才和颜悦色开口道：“你们主动来交子弹，肯定是革命行动。关进纠察队，完全是因为你们没有介绍信，身份不明。已经和你们公社联系上了，搞清了你们的身份，也就没有必要再关你们了。”
老曾呢，难道他不能证明……此时，我们当然不会斤斤计较了。
千恩万谢出来，在难得一来的县城里一刻也未耽搁，我们高高兴兴，脚步如飞，归心似箭。
回到队上方才得知，当我们三人狼狈不堪地在县城里蹲大狱时，大队的全体知青和民兵们在工作队的坚强领导下，雄赳赳气昂昂，把地主富农的家全抄了个底朝天。什么原因，记不得了，运动嘛。
二十多年后回靖县时，我特意到县城里去找过纠察队旧址。到处都是曲拐的街尾巷角，到处都有朽损的黑漆大门。终于没有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