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县往事小记（二十八）

手表

初到队上，很多事都不习惯，最不习惯的是不知道时间。在长沙，家里有钟，师院每天三餐饭时都放广播，不用看钟都知道时间，到时该做什么，总有个时间的概念。到了靖县，没有钟，没有广播，就傻了眼，不知是什么时间了。记得头两天早上，我们是看到屋顶的瓦缝里透出亮光才知道要起床了，而住在楼下的女生们，还是我们叫她们才起床的，她们房里还是一片黑的，唯一的一个窗户和我们的一样让报纸给糊住了。好在那两天没出工，等到要出早工时，就请社员叫醒我们，我们边系衣扣边拿锄头，睡眼蒙蒙的跟着社员出工，所以很不适应，于是向家中发了一个电报，托下一批来的同学人带小闹钟来。钟是带来了，是个旧钟，还修理过的，不知在路上颠簸还是水土不服的缘故，这钟走了两天也就停了，好在不久我们去修312公路去了，那里是过集体生活，无所谓时间了，都由指挥部统一出工收工的。

从修312公路回来后，逐渐适应了这无时间概念的日子，到了早上自然会醒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生物钟了；也逐渐适应了出早工的习俗，早工完后就随社员回家煮饭，吃完早饭出上午工，看到班车开过来了（县城开往新厂的，到铺口一点钟左右），可以收工了。下午，班车返回时，大概是三点多钟，出下午工，天快黑了，就赶紧回家煮晚饭，晚上，磕睡来了就睡觉，有早有晚没一定。当地人会看太阳估时间，我是没学会，我只知道太阳当顶了，就是中午了。在靖县四年，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来，在长沙我家的大门是朝南开的，住了十多年，出门面对南，左是东，右是西，早已成定格了，而住在铺口,房门却是朝北开的，与长沙的正好相反，头脑里的定位系统一时改不过来，所以仍按长沙的习惯定方位，掉了个头。

在靖县第一次见到半导体收音机是在69年，好象是大招工后，舒一队T（外号铁把子）的母亲从长沙来看他，给他带来一台三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是在雪峰山下的塘湾车站附近买到的，体积较大，用四节大号电池。当时半导体收音机是属稀罕物，这东西让他们队上的社员耳目一新，但不多几日他们就兴趣索然了，因为广播里放来放去就是七个样板戏，他们都不爱听了。我去听也只是听听新闻，吃完晚饭就到了八点半的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间了，主要是想听到中苏冲突和美越战争的消息。T的女朋友C是我们舒二队的，T是一队，我们原是一个组的，可是后来分队时，不知他们两个恋人为什么分开了，C和我、大小H四人去了二队，T就留在一队了，他俩虽不在一个队，但仍保持恋人关系，每天晚饭后，T都到C这里坐一会儿，这台半导体收音机不久也就放到C的房里，她一开机，我们住在隔壁也听得清楚，根据广播的报时，晚上的大致时间都基本掌握了。她经常听着收音机就睡着了，好在那时的广播到十二点后就停播了，但是还是有嚓嚓的电波声音，早上五点半就又自动响了起来。

我们大队知青中，第一个带手表的也是T，这手表是他从家中带来的，好象是块旧的罗马表，那已是下放的第二个年头了。有了这块表，他们一队的出工收工，大都以他的表为准，我们二队的出工就看一队的，他们出工我们也出工，但出工不在一个地点，收工还得看太阳或班车。通过他的表，我基本上对每天的出工有了一个时间概念了，以春秋季为例，早工是七点前，九点收工，做早饭吃是九点至十点，十点后出上午工，一点多钟收工，下午三点出工，六点左右收工，现在看来，每天的劳动的时间还不是太长的，双抢和春插的农忙时，劳动时间就长多了，有十一二个小时，两头不见光。T掌握了他们一队的出工权，基本上是准确报时的，个别的误报也是有的，那要看场合，如果他和队上少数几个人被派做另一件事时，他可能就会将表拨快半个小时，他们这几个人就提前收工了。T当报时员的好景不长，可能是他的劳动强度太大了，那块旧表经不起农活的折腾，忽快忽慢，走不准了。太阳老高了，他的表还没到七点钟，太阳快落山了，他的表已是晚上九点了，队上的人迷惑了，对他的表失去了信任，于是，重又回到看太阳估时间的老路子了。

在我们大队的知青中，第一个自己买表的是江湾生产队的X，X是16中初中毕业生，他是68年10月长沙市第一批下放靖县的知青，和表姐表弟一道来到铺口，他们三人原在王家生产队，后来知青分队他们去了江湾。69年9月大招工，他和表弟一块被招走，到了靖县县城里住下，招工单位美名办学习班，其实搞政审复查，复查查出他父亲有点历史问题，没有过关，双双被退回到铺口。那时的人真老实，要他们回来就回来，半句道歉话都没有，害得他俩及他们两家空喜一场，还被我们时常取笑为当了的七天的工人。没多久，他的表秭弟转到离长沙较近的地方去了，剩下他一人在江湾。他们那个队还可以，他本人的农活学得不错，虽然个子不大，但仍被评为全劳力，三年下来他手头就有了一些积蓄，于是就买了一块上海表。X长得挺帅的，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脸上红润长存，都夸他水色子好，他读小学时还是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的。小伙子挺机灵的，能说会道，遭人喜欢，在我们大队男知青中，他的穿着得体，佩上那块新表，显得更神气。自从戴上表后，X的袖子就挽得高高的，人们打老远就可看到他手腕上那块闪闪发光的表，我们也喜欢开他的玩笑，见面就问他几点钟了，他总是乐意的把左手腕一端，来一个标准的看表姿势，向你报出时间。为此，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称他为“X大表”，他也不见怪。72年他被抽到公社新成立的基建队，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将砌墙的手艺学到手了，无师自通。那时在铺口，会砌砖墙的大都是劳改释放人员，在劳改农场学会的，基建队里的泥瓦匠也如此，本地人全住木屋，没人学泥瓦工手艺的，而他却另当别论，在为数不多的砌墙师傅中占了一席。当年秋天，我也去了基建队，我就给他当小工，担灰桶送砖的。基建队里，也只有他一人有表，所以吃饭、出工、休息都是是以他的时间为准。他砌墙时，表仍带在手上的，左手拿砖，右手用砌刀揩灰，只见手表一亮，那块砖就砌稳妥了，不拖泥带水的，手上衣上都不沾泥，他砌的墙如同他本人一样，清澈。在基建队里，我们很和得来，正当他准备把砌墙的技术传教我时，我被招到太阳坪打隧道去了，没有学成这门手艺，很遗憾。过了一年多，他也被招到资江氮肥厂，听说因他砌墙的手艺好，被安排到厂里搞基建，九十年代末，他来长沙发展了，还是很精神的，现仍在长沙承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