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母 亲（7）
善
母亲的人生是极为坎坷、极为悲凉的，即使给予再多的同情和怜悯也难以抚平她心灵的创伤。然而，事实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母亲从来都是拒绝怜悯和不愿意被人同情的。与之相反，她还总是以燃烧自己所产生的热能去温暖别人。
我的大叔公家里也是地主，但大叔公死得早，堂伯父无可推卸地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堂伯父也是一介书生，在暴风骤雨中不堪一击便乌乎哀哉了。留下那位最被我祖母欣赏的能干堂伯母拉扯着五个子女。到了六十年代末，堂伯母两个女儿已及早出嫁，三个儿子有两个在青春年少时并非正常地离开了人世，只剩下光棍大儿子和她相依为命。母亲有生之年，一直挂念着堂伯母，总要找机会去看望她。在我两个姐姐都上了免费的师范学校以后，母亲就开始对堂伯母有所接济。堂兄身体不好，患哮喘病，母亲多次给他买药。只可惜母亲逝世不久，堂兄又得了肺癌。我遵照母亲生前“要尽量帮帮他们”的叮嘱，送他进院治疗，但没有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堂伯母后来在女儿家里活到八十九岁才寿终正寝。我驱车百里去参加吊唁，堂姐捧着我的手说，老太太生前总是念记我的母亲。
我的姑母今年八十七了，她这一辈子也活得不轻松。风流倜傥的姑父死于肃反年代，留下一个女儿。姑母原本在县城教书,后因受人诱惑而身陷囹圄，刑满后改嫁他乡从事体力劳动。母亲念及姑嫂亲情，曾带我到劳改工厂去陪姑母过春节，之后又带我寻到外乡看望她。说实话，我总觉得连对亲人、至甚对自己也缺少责任感的人难免薄情寡义，而母亲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为什么还能有那样大的包容性和同情心。
我的前任姑父是县城颇有名气的富家之子，家里曾为他收娶童养媳。姑母和姑父结婚后，那位童养媳被姑父家以养女之名嫁出，庆幸的是她丈夫后来当了国家干部。我在县一中读到高二时，母亲突然要我去看望一个该称凤姑的亲戚。原来凤姑就是那位童养媳。我不清楚母亲是怎样认识凤姑的，但发现她们俩有着亲如姐妹的情感。母亲叫我去看望凤姑时，凤姑的丈夫刚病逝不久，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她孑然一人，十分孤单。于是，我给凤姑送去热闹，凤姑则为我补充营养，渐渐地我成了凤姑的常客。
上过学的凤姑对什么事都有自已的看法。她对我说：“你妈妈真是为难，土改那时候她要是撒手不管，还可以得个背叛地主家庭的评价，但你们就会流离失所，会成为社会的包袱；她那样吃苦受罪，背起了这个包袱，而那年反右时又被批判为愚忠愚孝，甘当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要不是没有别的辫子可抓，差点划成右派。”我问凤姑：“要是换成您，您会怎么做？”凤姑说：“那我还真没想过，想起来都会害怕，世上有几个象你妈妈那么命苦哟！”
苦命的母亲从来不主动去交结别人，尤其不愿意与条件好的同事多打交道，她怕自己的政治背景连累别人，但她私下还是有一些心心相印的朋友。
在土改时迁居和文革中遣返的所在地干塘坳，母亲与一位我喊爱姑的邻居很要好。爱姑是被一位铜匠师傅娶回的异乡女人。她知书达理，娘家可能也发生过重大变故。爱姑常常佯装提水，提点菜蔬来和母亲聊天，给了母亲很多安慰。母亲则当了她的女红老师。
母亲在李镇教书的时候学校有位气质高雅的曹老师，听别的老师说，她是大地主家的千斤小姐，到了三十几岁也没有谈婚论嫁的意思，反右时曾因此受到批判，指责她“对现实不满，悲观厌世，有尼姑思想”。她和母亲平常交谈并不多，但我看得出她们心有灵犀，常常一个眼神就能互相心领神会。曹老师调走的前一天晚上，和母亲促膝交谈到深夜，我在床上朦胧听得曹老师的嘤嘤哭声，第二天母亲送她送了好几里路。
干塘坳还有个从余韵湾安排来的五保户李奶奶，她儿子病故，儿媳改嫁，丢下一个年幼多病的孙子陪伴她的风烛残年。一九七0年我从插队落户的洞庭湖区回干塘坳，到贴着“老实改造，重新做人”的绿纸门联的破屋内陪母亲过春节。我带去了户主给的腊肉和鲜鱼，还用一年的工分所得买了些南杂食品。母亲征得我的同意后请李奶奶带孙子和我们一起团年。那个除夕之夜的团年饭让我一直记忆犹新。
被母亲搀扶进门的李奶奶满脸皱折和褐斑，稀稀拉拉几绺头发象灰色麻网罩着黑鱼鳞似的头皮，昏花的眼里噙着浑浊的泪水。她身后瘦小的孙子佝偻着背，菜色的脸上深嵌着两个大眼窝，一进门两个黑眼珠便围着桌上的鱼肉直打转。李奶奶客套了一番之后便招呼孙子一起狼吞虎咽起来，母亲自己很少动筷子，一直欣慰地看着那两婆孙大快朵颐。饭后，李奶奶千恩万谢，出了门还在自言自语：“好人啦，真值得立牌坊咧……”
母亲虽然“稳口深藏舌”，但为人极为随和友善，所到之处都受人尊重。一九八二年逝世时，有数百人前来为她送葬。这两年我退休得闲，到李镇去过两次，母亲很多当年的学生和一些学生的家长都清楚记得母亲的音容服饰，不少人还能回忆起一些母亲的故事。一位老复员兵告诉我，说他当兵时，他给老婆的信是排长代写的，老婆给他的信是傅老师代写的。一位当过乡妇女主任的退休奶奶说，她当年上扫盲夜校特别积极，傅老师在她坐月子的时候还上门跟她补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