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母 亲（4）
明
回想起来，从小到大我真没少给母亲添乱，虽然我已为人之祖，但九泉之下的母亲肯定还是对我放心不下。
一九五一年，母亲经原来同在务本学校教书的父亲的远房兄弟介绍，被聘到三十里外的李镇完小教书。刚参加工作不可能把我们三姐弟都拖拉着去，于是，将大姐送到姨妈家、二姐送到在县城教书的姑妈那里、让我寄居在余韵湾满叔公家。
满叔公是曾祖父续弦的夫人所生，比我父亲大不了几岁。他是做毛笔的师傅，过去没有田土，家庭成分是贫农。满叔公有六儿一女，其中满叔满姑比我还小。由于人口多，叔奶奶不可能对我作特殊照顾。我白天在年纪相仿的几个堂叔后面当跟屁虫，也免不了因为给他们添了累赘而遭嫌弃。所以，尽管每天晚上满叔公都是抱着我睡，把我看得特别重，我还是时时刻刻盼望母亲接我到她身边去。
大概两个月以后，母亲终于把我接去和她一起过学校的集体生活了。回到母亲身边真好，想什么说什么，没有拘束，还可以撒娇，唯一害怕的就是再离开母亲，因而有了“跟脚”的毛病。母亲无论去哪里我都要跟着，她上课我都要守在教室外面。老师们常常利用这—点来逗我。吃饭的时候母亲先吃完回房去了，就有年青老师故意走到校门边高喊：“傅老师，你上街就帮我带盒火柴回！”我就会立马饭碗筷子一丢追出门去，硬要等到母亲跑出来叫我，我才会打转回来。
我的“跟脚癖”给母亲添了不少烦恼。她每次出门开会、做家访都要先跟我做很多思想工作。有年冬天，天下着大雪，母亲和同房的那位女老师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学生，特地给我安排了一个烤火的烘篮，好说歹说总算让我留在家里等她们回来。我抱着烘篮等着等着，突然想出个主意，要给那女老师的被子烫穿个小洞洞，晚上让一线风窜进她被窝里去。于是从烘篮中夹出一根又细又红的木炭插进了她的新棉被，结果被褥由里向外烧着了，幸亏母亲回得早才没有引发火灾。我当时吓得躲进二楼一间教室的讲台里，等到天黑了很久肚子饿得慌才爬出来，却不知全校老师都在找我，母亲早已哭成了泪人。后来母亲找到姨父想办法才赔偿了女老师一套被褥。虽然闯下大祸，母亲仍然没有打我骂我，但她受气着急的样子至今还刻在我脑子里，一想起来就有负罪感。
上中学前，我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母亲自已一针一线缝制的。记得上三年级那年的秋天，母亲把自己的旧毛衣拆了染成橙色跟我织了件桃形领的毛衣，穿起来特别神气，那时候毛线衣在乡下算是稀罕的奢侈品了。母亲说毛衣容易脏不能敞着穿，非叫我外面穿上罩衣不可。我却偷偷敞穿着新毛衣到小伙伴中去显摆，赢得了大家的羡慕。但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却故意扯着我的毛衣说：“到底是地主崽，有绳子衣穿”，引得大家对我一片声的耻笑。我的自尊心受到莫大打击后哭着跑回去脱下毛衣摔向母亲，发誓不再穿了。母亲弄明白经过后楼着我没说一句话，只流了好久的泪。
读小学六年级时，是一个姓朱的家庭出身地主却入了党的老师当班主任、教语文。有次他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同学们给长辈写一封信。我便想象着父亲还活在大西北，向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很亲切地向他问候，向他汇报学习情况，诉说对他的思念，还表达了盼望早日和他团聚的心情。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篇作文竟然惹下大祸，给自己小学毕业的品行鉴定招来了这样的评语：“该生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年纪虽小，但十分留恋已经死去的反动父亲”。结果尽管我升初中的语文、算术和常识三门功课的考试分数分别为九十八和两个一百分，却未被录取。母亲打听到原因后没有责怪我，但我发现她一连好多晚上等我睡下后都在偷偷哭泣。幸亏第二年白云中学春季招生，我才获得了进中学的机会。
白云中学离李镇有三十多里路，当时每天有一趟汽车可乘，开学报到我是坐汽车去的。虽然上中学很有新鲜感，但才去一个星期就只想回去看母亲，而母亲有嘱咐在先，不准我想家，要一心搞学习。好不容易天天扳着指头捱过两周后，我还是迫不及待地跑了回去。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我快到李镇完小时，老远就看见母亲站在校门口眺望，可等我兴高采烈地跑近她时，母亲竟然满脸不高兴，而且第一句话就是责怪：“才去了几天就跑回来干什么？”我本来一路上都在猜想母亲会怎样高兴地款待我，可她这句冷冰冰的话一下子就把我的快乐全都赶跑了。结果那次回家既没吃上好吃的，也没要到钱坐汽车，母亲硬是催我第二天吃过早饭就走回了学校。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老想着要回家了，不是农忙假和寒暑假都不回去，甚至寒暑假还要先到同学家玩上几天才回去。但后来听李镇完小的炊事员彭伯伯告诉我，每逢星期六，我母亲都要到校门口去望我回家。现在回想起这些，我真恨自己当时为什么那样不懂事，为什么不理解母亲的心其实一直在遭受着思子之苦和望子成材这对矛盾的撕扯。
如果说那时候我是年幼无知情有可原，然而直到高中毕业乃至参加工作以后，我仍然给母亲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增添了不少的忧虑。
文化革命初期，学生大串联，到处去“点燃造反烈火”。我当时居然和几个同学跑到母亲任教的学校搞造反演说，而且慷慨激昂，洋洋自得。导致的后果是母亲遭到“保皇派”的狠狠批斗，说她怂恿儿子“反攻倒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想翻天”。母亲向我隐瞒了自己挨批斗的事，只是叮嘱我：千万别参与派性斗争，更不要云里雾里出风头，千万别做引火烧身的傻事。听了母亲的话以后，我就再没有参与过什么辩论、演说、串联之类的活动，专门去写语录、画领袖象，打造“红色海洋”。因为干这些是有报酬的，所以后来又被指责为“搞经济主义”。但毕竟没有“反攻倒算”和“翻天”的罪名可怕。
我下放农村当民办教师的时候，接母亲去过插队的地方。有天中午几个十来岁的男学生偷偷下河游泳，我把他们叫上来，罚他们在操场上赤条条地晒太阳，不晒干头发不准穿衣服。这场面刚好被母亲看到了，她立即找到我，头一回当着旁人指责我，说我是体罚学生，是违法，还逼着我当即把孩子们叫到办公室穿衣服，和风细雨跟他们讲不能偷着游泳的道理，当天晚上她还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通。在我记忆当中，母亲那是唯一一次干预我的工作，唯一一次不顾忌我的面子，也是唯一一次向我发那么大的火。
我下放农村整整当了十年知青，回城时已经年满三十岁。当时有行政单位要我，还有县一中要我，一个是干部岗位，一个是上讲台。在我做选择时，母亲总希望我去教书，但她只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当干部会当坏人”。
母亲是从来不乱发一句议论的，可她为什说当干部会使人变坏呢？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想要母亲说个明白，但母亲说那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我便不以为然，没去多加思索就选择了行政单位。母亲过世之后，我被调动了几个行政部门，还几度被破格提拔。随着干部资历的加深，对母亲那句话的含义也渐渐觉悟，暝暝之中竟变成了常鸣耳畔的警钟，又如同挂在胸前避邪的平安符。我真应该感激母亲的告诫和警示，要不然我就有可能做不到一直问心无愧，甚至连退休金也会领得不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