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看到知青茶座里天凉好个秋的一篇文章《那年九月九》，勾起我对一件往事的回忆，遂也将它记录下来，往事不能如烟啊，这好像与天兄讲的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的事情。  

   一九六八年的九月，夏天已经过去，但气温还没能完全降下来，刚经历过文革血腥武斗的长沙城，空气里残留着浮躁和余热，随便一点躁动的火星就有可能引发出武斗的火灾，人们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惹火上身。
   “红一线”知青文艺宣传队早已被迫解散了，满街的标语时时在提醒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街道主任天天上门来“坐”，弄得全家不得安宁，在长沙的家中是呆不下去了，往哪儿躲呢？回大围山吗，知青组没人，听说组上的小萝卜头带了几个造反派，拿着武器逼着队上的农民把我们的口粮都担到粮站卖了，回去也没饭吃，大家都在长沙家中耗着。
  “跟我们到江永去吧，”  G哥对我说，他刚从江永回来没几天，这便又准备走，因为知青们在长沙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为了遣送大批滞留在长沙的知青返乡，市领导作出免费送知青回乡的慷慨决定，使得你没有滞留在城市的理由。  “江永风景好美的呢，你肯定会喜欢。”  我没去过江永，但从G哥的水彩画中领略过江永的风景，实在是有挡不住的诱惑，当然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我们那没有公开的恋情。  妈妈开始是死活不同意我去江永的，后来禁不起G哥及小哈、达夫子等几个小伙子花言巧语的游说，加上看我那魂不守舍的样子，只好勉强同意了。在母亲的千叮万嘱声里，我欣喜万分地跟着G哥、小哈、达夫子还有左一心等人，于九月初的一天踏上了去江永的路程。

   凡是下江永的老知青都知道，那个时候到江永一路上是个什么滋味吧，清晨从长沙乘火车出发，晚上到冷水滩住一宿，次日又继续乘坐整整一天的汽车，反正我的印象中只记得坐了火车坐汽车，下了客车换棚车，一路上经过了哪几个县，停了多少个站，傻乎乎的我一慨搞不清白，颠颠簸簸，摇摇晃晃，从来不晕车的我也晕得一塌糊涂，终于在离开长沙三十多个小时后，好像是第二天的傍晚，只听得有人喊一声：“到了！到了！” 我顿觉精神一振，忘记了一路晕车的难受滋味，也兴奋起来。

   车子停在了江永县城，窄窄的街道，凌乱的房屋，街上也没看见什么店铺，下得车来，就近在一个小铺子里胡乱吃了一点东西，达夫子等人就各自回队上去了，剩下我和G哥要从县城赶往七里地外的农艺队，G哥背上行囊，对我一甩头说：“走吧！”我怀着兴奋与新奇的心情跟着他上路了。
   一路上，G哥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着沿途的风景，远处那是什么山，近处的是什么河，他说他常抽空到山那边去写生，也常到那小河去游泳……，那是我第一次欣赏江永的风景，竟是在这样的夜幕中。

   莫约走了二三里地，上了一座小木桥，迎面碰到了几位别队的知青，一见我们，他们连忙告诉G哥说早几天县里来人到农艺队捆了人了，好像是说要查什么窝藏的武器，没查到，可能还会来。我听说后，心头一下子不免有些紧张起来，G哥安慰我说：“冒关系，他们要来就来咯，反正我又冒藏武器。” 但是与那几个知青分手后，他竟没了话语，眼睛只是看着前面的路，脚步踩在沙石马路上，发出“嚓、嚓、嚓”的声音，我知道他心中也在忐忑着，那个时候背着出生不好的“狗崽子”的包袱，即使没做什么坏事，倒霉的事也会找上门来的。我紧跟在他的身后，脚步也踩出“嚓、嚓、嚓”的声音。

   农艺队的房子就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这是一幢两层楼的砖瓦房，是农艺队的二十多位知青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一块石头一块砖地辛辛苦苦地垒起来的，在这以前，他们是住在一个不能避风挡雨的茅草棚里，现在能住上这样的两层楼的砖瓦屋，而且每人都有自己的小房间，真是让好多插到生产队的知青羡慕死了！

   农艺队有好多人都曾在“红一线”宣传队，所以我和他们都很熟悉的，没有一点拘束的感觉。 虽说当时的政治气氛有点紧张，可年轻人一转背就会忘掉那些烦恼，何况农艺队那都是爱好文艺的非常活跃的一群年轻人。每天一早起来，总会听到向宝那悠扬的笛声、佩琪姐那柔美的二胡声、何济公那激情的三弦；还有邱放的女高音，郑华、共鸣的男低音在那边“啊——，咦——”的练声……，嗬嗬，俨然有点像专业的文艺团体呢。 因为将近国庆了，大家还在抽空排练节目，准备到邻近的生产队去演出。

   我住在农艺队，被他们的歌舞升平的文艺氛围包绕着，感染着，平时我就帮厨，还同他们一道到瓦扎湾去打柴，暂时忘却了当时所处紧张政治局势。

   晚上我和农艺队的达莉睡在一起，因我们在红一线相处了一段时间，很熟悉了。她常给我讲农艺队里的一些故事，什么演出时在舞台上出的一些笑话哪；什么晚上大家爬起来捉贼哪；还有什么哪个小伙看上了哪个女孩子哪……两个小姑娘在被子里嘀里咕噜地说着话，讲到好笑的地方还会呵呵的笑起来，可是怎么会想到，厄运会在黑夜里降临呢？

    那天，睡到半夜的我们被一阵狂躁的摩托车、警车的声音惊醒，两人不约而同的弹坐起来，达莉脱口说：“要出事了！”两人顿时紧张地穿起衣来，衣服扣子还没扣好，警车已到了路口，紧接着是急促跑过来的很多人的脚步声，手电筒光在乱晃着，惨白的灯光映照在窗子上，一霎那间，粗暴的敲门声、汹汹的吼叫声响彻了农艺队：“砰砰砰！”“起来起来！快点快点！”“全部都出来集合！”“快快快！”

     所有的人都被赶到农艺队前面的小坪里，我看到大约有十来个农民模样的人，气势汹汹的围着我们，还有几个在二楼走廊上站着，居高临下的看着大家，在火把和手电筒的映照下，那些人的脸上显得十分狰狞，我挨着G哥站着，似乎壮了一点胆，这时有一个为首的人长得极像瘦猴，他用江永话大声喊道：“你们这里有人窝藏了武器！我们今天就是来搜武器的，有藏了武器的自己赶快交出来哈！”大家都看着他，没有人吭声，瘦猴老羞成怒的吼了一句：“不说呀？搜！”即刻农艺队的每间房子里都有人进去乒乒乓乓翻箱倒柜起来。

   突然有个农民看见了我，可能是发现农艺队知青中有陌生的面孔，凑到瘦猴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于是瘦猴喊道：“农艺队的都站前面来！不是农艺队的站后面去！”农艺队员被他们排成了两排，而我和另外三个知青被晾倒了一边，我的心猛跳起来，我听到它在“怦怦怦”地好像要窜到身体外面来。

  瘦猴走到我面前，用手电筒朝我脸上晃着“哪里来的！”“我，我……”我躲避着刺眼的光柱，一时紧张地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眼睛求助的在寻找G哥，“她是我妹妹！”G哥的声音，“妹—妹？”瘦猴不怀好意的看看我又看看G哥, “是我表妹，”G哥走过来：“养崽，这是我表妹，刚从长沙来的，是来看我的呢。”那被称为养崽的人抬头看看G哥, 脸上露出一种不屑的表情：“没听见讲过你有个什么妹子呀？”“是他妹妹呢，我证明咯。”一个男低音，这是农艺队的队长郑华,他走过来，拍拍养崽的肩膀这样说，养崽见队长这么说，瞪了我一眼，就暂时把目标转向了其他的三个知青身上。

   这三人中间有两位女生是江永同山岭农场的知青，刚从长沙回来，在农艺队的朋友这里借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要回农场的，见她俩能说几句江永话，那养崽便也没有多盘问。  另一位男知青是零陵的XFY, 他和我一样是来江永玩的，XFY是“红一线”的舞蹈队员，因又高又瘦，绰号“排骨”，他被盘问着，有点不能自圆其说，这个时候若是说自己是来玩的，可真是有点不识时务呀。问了几句，养崽有点不耐烦了，大喝一声“把这几个都捆起！”立刻有人叫叫喊喊地从二楼上扔下来一捆指头粗的麻绳，又走过来几个汉子，就要动手将我们四人捆了起来，一时间，我不知是紧张还是害怕，感到上下牙齿打起架来，说实话，从娘肚子里出来，还没见过这种场合，更何况是要被人当作坏人一样捆起来！  这时G哥急切地走过来说：“捆不得！捆不得！我这妹子有病呢，一捆就会发病哪！”只见他凑到养崽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这时郑华等人也在帮我说话，养崽看看他们，又看了看我，然后摆摆手，做出一幅救世主的样子说：“好！那个女崽就不捆了吧！” 绳子从我的肩上被拿开了，我的牙齿还在“嘚嘚”的响着，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很吓人的。

   东方泛白了，折腾了大半夜，这些人在农艺队没有搜到什么武器，我们四人便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三个女知青没有被捆，而排骨则着被他们扎扎实实捆了个紧，他们在我们每人胸前贴上一张用白纸写着“外来流窜人员”的牌子，象押罪犯一样将我们押到允山区委，然后又送至江永县武装民兵指挥部临时收容所（记忆中好像是这么一个地方）。在那里我见到了在当晚的革命行动中和我们一样被抓来的许多“外来流窜人员”，有乞丐、有小偷、其中大多数不乏长沙知青。

    第二天，G哥多方打听才知道我被关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县里为我作担保，那收容所的负责人看过农艺队的演出认得他，盘问了几句，遂将我放了出来。见到G哥，我那不争气的泪水止不住的流出来，是委屈？羞辱？我说不清……。 走出收容所时，我们看到“排骨”还在里面，天啦，谁能保他出来呢？

   自那次突击行动的几天后，有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农艺队办学习班，他们让农艺队员们每天学习、讨论、斗私批修，检举揭发，一定要在农艺队闹个底朝天，找出反革命的蛛丝马迹来。

   “9月，一支由贫下中农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工作组以领导一切的身份十分威武的进驻农艺队，说我们农艺队是阶级敌人躲藏的窝子，一定要把隐藏的坏分子揪出来。   一时间，农艺队被一股高度紧张的空气笼罩着，每个人心中都诚惶诚恐，在那个年代，随便一句话就可以给你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任何辩解都是那么苍白无力，何况在农艺队，绝大多数人的家庭出身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工作组进驻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就是学习毛著、斗私批修、开会讨论、检举揭发,自己批斗自己……。  空气已经凝固了，呼吸好像要窒息，谁也不知他们到底想要怎样的结局。    最后，在工作组的刻意安排下,从队中揪出了五个“坏人”，有“炮打三红的现行反革命***”、有“打砸抢的坏头目***”、有“流氓阿飞***”、有“收听敌台里通外国的特务***”……，他们被公安部门带走，后来有一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蹲了五年监狱。”

                           ——引自陈乃广《江永农艺队浮沉记》

   我不是农艺队的成员，被他们安排在厨房帮厨，每天和姿娜姐姐一起洗菜做饭烧开水，有时还挑着箩筐去县城买菜，但凡去买菜总有一位贫下中农宣传队员跟着，监视我们。  

   大约半个月后，我推说母亲有病要回长沙，他们看我一个小姑娘实在也不像反革命的样子，加之我本不是农艺队员，便同意了。  在一个雾气朦胧的阴霾清晨，G哥送我到县城乘上了去长沙的长途汽车，我们没有多的语言，谁也不知往后的日子会遇到些什么，只是默默地用眼睛告别，祝愿对方平安无事。  

   就这样，我离开了第一次接触的美丽江永；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外来流窜犯”的故事。

我以前道听途说点江永,靖县的老知青的故事.潇姐的描述绘声绘色.让我对他们的遭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是狰狞岁月!!所谓"红色"恐怖!!

过去的事情回忆回忆一下,又反复回到了那个青春年代..........

   68年9.9行动以后,知青在长沙呆不住了.回到农村又挨整.那时正是走资派们"秋后算帐"的时候.是知青度"难关".可怜的潇雨,你那个时候往江永鬼窝里窜么子洛.

爱情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