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      弟

3月中旬，二伯的骨灰飞过台湾海峡，送到长沙，又由堂姐接回老家安葬。离乡背井50多年的二伯终于回来了。等了二伯多年的父亲，最后连二伯的骨灰都没有等到，已于去年3 月离我们而去，他们的灵魂能够相见吗？

父亲临走前的一个月，在患病多年几近失语的境况下，却吃力地告诉母亲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他的父亲和二哥。我想，他一定是为当年没给祖父母送终、如今未见二伯一面而一直心存遗憾吧。他一定是又回忆起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往事了。

那是1948年的10月底，父亲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完成了辽沈战役中最艰苦的黑山阻击战。当时任28师政治部敌工科长的父亲接到了师长的命令：敌军正在溃退，要做好接收俘虏的工作，组织成立解放军官连（专门对被俘国民党军官进行教育后再释放的组织）。父亲立即着手准备，借好房屋，烧好火炕。刚安顿好，师教导队便押来了第一批被俘军官。

在借用老乡的房屋设立的审讯室里，父亲开始对被俘人员逐个进行审查。审到第二位时，他看了一眼名册，例行公事地喊了一声：“带斩浮青。”随着喊声，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服的人被带了进来。父亲定睛一看，眼前的这个俘虏竟是与他离别多年的二哥。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事实，不由心中一颤，一句话脱口而出：“怎么，你也来了？”

父亲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家有兄妹四人，父亲因是家里的小儿子，很受父母及兄长们的宠爱。大伯读了几年私塾后便帮祖父打理生意。二伯和父亲则进了洋学堂。他兄弟俩更亲近，二伯处处让着父亲，还常带他到同学家或郊外去玩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年12月，23岁的二伯靳光增告别父母，抛妻别子，在济南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战地服务团。翌年2月，18岁的父亲靳光明也参加了抗日英雄范筑先领导的第六游击支队，后来去了延安。从此兄弟俩断了联系。

二伯出来后改了名，登记俘虏名册的人又把他的姓写错了，所以父亲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他见二伯对他没有任何反应，便又问：“你认识我吗？”二伯抬起茫然失神的眼睛望了下父亲，摇摇头说：“不认识。”父亲抑制着激动的情绪，开始了审问：“你现在是什么职务？”“副官。”“你出去十来年了，怎么才是个副官？”父亲觉得他没讲实话。“抗战期间我父亲去世，我就回老家去了，等十四师到东北后我才又找来的。”父亲说：“你父亲去世时是给你去过信，但当时日本鬼子还在，你没回去，也不可能回去。”二伯惊慌地看了下父亲，又把头低了下去。父亲急切地问：“你真的不认识我了？”二伯抬起头来又神情沮丧地看了父亲一眼，仍说：“不认识。你……是我的同学？”父亲终于忍不住说：“二哥，我是光明呀！”二伯震惊地抬起了头，呆呆地看着父亲。父亲那时年虽不到三十，由于环境艰苦，人又黑又瘦，唇边颌下还留着长长的胡须。二伯终于从这张特别显老的脸上认出了父亲。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审判官竟是自己的亲兄弟。百感交集的二伯开口叫了一声“兄弟”，眼泪便流了下来。父亲忙走下审判桌，上前搂住二伯起伏不定的肩膀，劝他：“别哭了，我们能相见不就好了嘛。”

等二伯渐渐平静下来后，父亲再问他：“你真的是当副官吗？”二伯连说：“不是，不是。”父亲又问：“你真的回了老家吗？”二伯又连说：“没有没有。”二伯告诉父亲，他出来后，从济南转到了河南禹城第五战区抗敌军团战地服务团。这个团多由流亡学生组成，其中有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们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敌后参加了八路军。他却分配到了国民党第54军，现在已是团中校政训处主任了。

当部队首长得知靳浮青是父亲的亲哥哥后，即让父亲停止了对二伯的审讯，允许二伯和父亲住在一起，暂不回解放军官连。

二伯跟父亲在一起住了七八天，母亲也从部队留守处带着哥姐去驻地看他们。母亲特地为二伯包了饺子。儿女都夭折了的二伯，一手抱着哥哥一手搂着姐姐，很是疼爱。可只有3岁正顽皮的哥哥听了大人的谈话后，拿着木制的小手枪对着二伯说：“我是解放军，专打国民党蒋介石！”接着嘴里便是一阵“嘟嘟叭叭”的“枪炮声”。爸妈赶紧制止哥哥的玩闹。二伯一直情绪低落寡言少语。他对父亲说：“你们是胜利者，我是阶下囚。”父亲则给他讲形势，讲前途，以打消他心中的疑虑。

二伯在解放军官连劳动改造，常与父母通信。他告诉父母劳动很艰苦，父母便劝他安心改造。他还写信让父亲帮他找工作，父亲答应了。1949年底二伯被释放后就去找父亲，因部队换防没找到。他便去河南新乡看姑姑，胆小怕事的姑姑看到二伯后大吃一惊，忙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如找不到我父亲就去台湾。那时开始肃反了，街坊邻居看到姑姑家来了生人，前来询问。姑姑很紧张，忙说是她的二哥，是做生意路过的。二伯只住了一晚，又去武汉看了正在上小学的我的姐姐，以后便再也没有消息。

三中全会后，老家的大伯来信告之：二伯现在在台湾。他通过山东的老乡从法国、美国等地发来邮件，找到了家乡的大伯，并向大伯打听父亲。父亲便立即着手与二伯联系。

从二伯越洲跨洋碾转邮来的信以及两岸通邮后寄来的资料中，我们知道了二伯的一些情况。他是1950年1月与国民党残留部队一道去的台湾，从上尉营政治教官干起，直到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退休。一直孤身一人。

巧的是父亲也曾授上校军衔，1964年转业前也为师级政委。他到地方后干的还是政工。父亲和二伯俩人干的都是政治工作，一个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一个研究的是三民主义。父亲开始给二伯去信曾捎带谈了一点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之类的话，二伯马上来信说莫谈国事，以免信收不到。所以他俩的通信从此不谈政治。

小时候我觉得二伯对于父亲，只是一个故事。一个战争年代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文革时，二伯对于父亲，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直到现在我才感到，二伯对于父亲其实是一份深深的牵挂。拿着二伯先后寄来的几张面部没有一丝笑容的相片，父亲常感叹地说，不知你二伯这些年一个人在台湾是怎么过的。他多次写信希望二伯能回来看看。他怕二伯有顾虑，在他离休后，还向二伯建议俩人同去香港相见。但二伯总说心脏病严重不能远行。

失去儿女没有文化裹着小脚的二大娘独守了47年空房，虽然后来得到过二伯的资助，但直到去世，始终未能再见二伯一面。

1997年7月的一个周末，父亲收到二伯的一封信，信很短，说他心脏手术11年了，最近时感疼痛，已入院治疗并安排了后事。父亲看信后心神不宁，一夜未睡好。我看信后也感不安。打从两岸通邮后，这么多年了，我只听见过一次电话里传来的二伯那苍老的声音，可当时我紧张激动的竟连“二伯”都未喊一声，便把话筒交给了父亲。在他八十寿辰时，我曾受父母之命为他作过一幅剪纸的寿星图，却从不曾给他写过一封信。我想我是否要给孤独的二伯写封信，寄去一点点遥远的亲情。可收信后的第三天台湾来电话，说二伯已于头天下午三时在台北去世。重病的父亲接到电话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母亲捧着二伯的骨灰老泪纵横，为二伯、为父亲、也为可怜的二大娘。

2002年4月17日《湖南日报》C4版[湘江副刊]

这是我们家真实的故事，我姐姐在2002年在把它写出来发表在报纸上。这也是战争年代，众多家庭悲欢离合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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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一直在瞎忙乎,上网猫在频道目未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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