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走上讲台

接替母亲的语文教学

大队学校本是一座小学，却办了个戴帽子高中班。何谓戴帽子？这是文革后期的创举，即是学校没有具备办高一级班的条件，却硬要办，便叫“戴帽子”。停课闹革命了这么多年，当年的孩子们都已长大了，还能不让他们读书吗？办高中班这也是势在必行的事。其时的教育是不管质量的，可想而知，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一律靠边站，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教师基本上是贫下中农子弟，有些本身就是半文盲，要办高中谈何容易！由大队革委会派定，语文由我母亲教，数学由一位叫张极山的老教师任教。张老师原是浏阳五中的高中教师，也是因为家庭成份高，被清扫出来放到跃龙小学的。物理、化学便由其他的两位老师教。母亲却因病痛加剧不能上课，该班的语文便没有人教，学生只得上了一个多月的自习。最后经大队革委会的慎重研究，便要我来接替母亲的语文教学。

语文课本其实就薄薄的一本，不少是毛主席著作里面的文章以及毛主席诗词，再加上鲁迅的几篇杂文，有一本教学参考书，照着讲就是。在那个年月也只能照着讲，千万不能自由发挥，稍一不慎便要犯大错误的。作文课却是没有教材的，必须由自己编，这就可以由我自由发挥了。

教了没多久，学生的作文居然有了明显的进步，学生高兴，我自己也感到欣慰。我便主动包了出学校的黑板报，在黑板报上刊登学生的作文，因此黑板报前总是围了好些学生，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有些老师不满意了，认为我是在出风头，学生不可能写出这么好的作文来，一定是我帮他们写的。于是，学校搞了个突然袭击，全校语文考试，我不能进教室，必须由别的老师来监考。结果，卷子出来了，学生写的作文又令他们吃了一惊，不知道这些学生是怎么写出来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我是在认认真真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学有所得。要教好学生，自己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我是在人家休息的时候拼命地读书，以补充自己的知识不足。而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有许多人是无法懂得这个道理的。

也许是学生传出去的，也许是老师传出去的，不久，便有附近一些学校的老师前来听课。继而，公社文教办还组织了全公社的语文老师来听课；后来，官桥公社文教办也组织了他们全公社的语文老师来听课。

母亲自然为我感到高兴，却又不免忧心忡忡，她对我说：“记住，千万要谦虚，不要遭人嫉恨，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得罪人家的，也得罪不起。”

我的心便变为沉重。这晚上，我辗转反侧，乡野的沉寂，天空的湛蓝，都变成了铅铁，重重叠叠地压上我的心头。

不过，我却也悟出了教学其实是一门艺术，一门很精湛的艺术。马克思说：“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392页）。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的人的再生产的问题，但是，他却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衍发达，必须把“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作为“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培养出来。这是人类进入了近代文明社会之后，对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问题，提出相当高的要求。要真正掌握这门艺术，这就需要我努力地尽可能多地去掌握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努力去探求走向社会人生之路的通行规则。

睡不着，便索性披衣坐了起来，把已备好的课再重新备一次，力求备得更好一些，我不能去告诉别人，也不能去求得他人的帮助，就像深秋里落下来的一片叶子，只有自己记得自己的苦辛。

值得骄傲的学生们

有人说：“农村的孩子不如城市的孩子，城市的孩子聪明些，农村的孩子要笨一些。”我以为这话有失公允，这是毫无科学依据的，农村的孩子与城市的孩子是一样的聪明，接受能力是一样的强，思维是一样的活跃，而且一般来说，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要勤奋一些，要刻苦一些，只是他们受的教育是极不公平的。

因此，我倾尽全力地关爱他们，我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尽可能多地传授给他们，为此，我常常熬夜。

同学们也不仅把我当作老师，还把我当作了他们的朋友、兄长和父辈。送走这一个毕业班，毕业典礼上，罗校长要我这个语文老师又兼班主任的给大家说说话。说些什么呢？要说的太多太多了，我看着他们，他们也全都看着我，好像各自都要把对方的面貌吸进脑子里去似的，牢牢地关住。我说了与大家相处的那些日子，说了他们学习的勤奋，还说了他们的种种调皮……事先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要我来发言，也就没有准备讲稿，我只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说着说着就激动得不能自已，心里像泛开了潮水似的，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说着说着，眼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没想，同学们也跟着哭了，先是哽哽咽咽地低泣着，接着是连成一片的哭泣。

不知是谁说过“没有热爱就没有教育”，我心里忽然就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这些学生，现在都在各条战线上奋斗着，并且干出了可喜的成绩。他们会不时走进我的梦里，与我一起交谈，和我一块疯闹，我就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似乎永远也长不大了。

有一位叫罗格的学生，虽是单单瘦瘦的身个，却往高里长，因此排座位时便安排坐在后面。这是个秀外慧中有才气的学生，才思敏捷，一双明亮的眼睛总是充满了刚毅的神色，透出了必胜的信心。他特别用功，下完课同学们都喜欢去做各种运动或各种游戏，他根本没有这些兴趣，他最喜欢的是念书。后来，他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后来，他居然在国防科委里成了一位副司长、司长。

2000年5月，他给我写来一封信，其时，他已是一位副司长，主管航天方面的国际事务，他居然还记得我这个乡村的民办教师，这让我十分感动，他在信里是这样写的：

朱赫老师：您好！

全家都好吗？从浏阳乡友通讯录中读到你的两篇佳作，十分高兴。从家乡来的同志们时常提到你的成就和发展，使我感到鼓舞和兴奋。有许多年没有见面和通信了，但时常想到你，我们有一段师生情谊，还有一段战友之情（湘黔铁路），真是难以忘怀！

我来北京工作二十多年了，工作有几次变化，但始终都没有离开航天工作。前年我调到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外事部门工作，仍分管航天方面的国际事务。我亲历了航天方面的许多重大事项，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真是惊心动魄。在中国航天里面，真是文章多得很，但就是没有你这样的大作家，一个“渡口”，一张“竹排”，都写出如此生动的故事，真使我感叹！我记得张扬写《第二次握手》，一个小题目，写出全国闻名的大文章。航天里面的文章太多了，就是没有人能写出精彩的东西，有2个航天题材的电视剧，看了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湖南大作家许多，我呼请包括你在内的湖南作家，是否愿意涉足航天题材的作品？中国航天、中国航天人及其她的精神是十分宝贵的，是祖国的精神财富。不久前江泽民主席号召全国学习“两弹一星”精神，也许你都了解了这些，我就不述了。

其他不多写了，望多加联系，如有时间欢迎来京一叙。

祝身体好，工作顺利！

罗格2000年5月17日

我们生产队还有两个学生考入了大学，一个是养书记的儿子罗检秋，一个是队长细叔的儿子罗少忠。罗检秋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罗少忠现在是长沙市人民政府里的一位科长。应该说，是知识改变了乡村学生的命运，而学生又用知识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养书记和细叔本来就待我很好，有了这一层关系，待我就显得更为亲切，队里的群众，对我也就尊重、亲热了许多。

沐浴在光明之中是人类的希望，我再次感觉到，生命应该是朴素的！它可能卑微，但必是独立；它可能粗陋，但必是真实。在漫长的人生驿路上，我们两脚趟着的经常是带刺的蒺藜；我们分明是在密集的人海里生活，却又像是行进在杳无人烟的荒漠。应该感谢我的学生们，使我恢复了人的知能，让我看见了生活中的曙光。

莫名其妙地成了嫌疑犯

生活中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有人说是因为生活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著名作家冯雪峰写过一篇《狼和山羊》的寓言，文中告诫人们：一些不怀好心、想要陷害他人的人，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的。

这是端午节后的几天。这天，雨后的空气清明如洗，就如同掺了薄荷一样凉丝丝的。

我正在上课，像往常一样讲述着一个个文学作品里的故事，把学生引入一个无比瑰丽的知识世界。我喜欢这些农村的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光总是让人十分感动。

这时，学校一位姓尹的女教师在教室门口叫我：“朱老师，你出来一下。”

我赶忙走了出来，问：“有什么事吗？”

她说：“有人找你。”

我一愣怔，有谁会来找我呢？我一个外地人，在浏阳无亲无友，而且找我干什么呢？

她见我一脸疑惑，便又说：“我也不认识，他们在礼堂等你。”

是两个陌生的男人，一脸严肃得可怕。我心里立刻“怦怦”地直跳，在这么一个非常年月，尽管我们努力地，小心翼翼地活着，但还得随时担心惹来滔天大祸。我怯怯地问：“你们是找我吗？”

其中一个瘦高个的男人说：“我们是县公安局的，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心里倒立时平静了许多。反正我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一个安份守纪的共和国的公民，总不能无缘无故地把我抓起来吧。我便说：“好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都会回答。”

“端午节那天你去了哪里？”两位公安眼睛像刀片一样地瞪着我。

“没去哪里呀，”我说，“学校也没放假，我在给学生上课。”

“有没有去过蒜洲？”

“没有。”

“你要老实交待。我们是公社特别交待来找你的，你没有事公社会要我们来找你吗？”

又是公社交待来的！

我也不想知道究竟是谁指使他们来找我的，谁谁谁实际上对我已并不重要，它也许只是那段荒诞历史中的一个符号一个代码，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疯狂鼓噪像决堤的洪水，早已把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人类文明，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友善冲洗得荡然无存。

我强按压住心头的忿怒，用平静的口吻说：“我一直都呆在学校里，你们可以去问学校里的每一位老师，还可以去问公社是谁看见我去了蒜洲。”

两人绞着眉毛，脸色很难着，相互望了一眼，丢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查清你确实在蒜洲干了些什么，其后果你应该想到的。”说罢便旋身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蒜洲发现了一名持枪的阶级敌人，居然逃跑了，而公社却指使公安人员来调查我，把我也列入了嫌疑犯。

我不好评说公社的某些人，因为用“心理阴暗”、“用心险恶”、“居心不良”这些词汇来进行评说已远远不够，我国的汉语言学在这一刻已显得苍白无力。当八亿炎黄子孙拜倒在“文革”屠夫面前时，可记否，张志新却站成了永恒，她以一个柔弱女子伤痕累累的脊梁，独立地支撑起我们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而我不能，尽管我是一个男人。我为自己悲哀，悲哀自己拥有一个怯懦的灵魂。

于是，我又走进了教室，不过，我已再没有了好的心绪。学生们只是惊诧莫名地望着我，他们不明白，他们也永远不会明白他们的老师近在咫只，就站在三尺讲台上，心里在滴淌着一滴滴殷红的血。

啊啊，我可亲可爱的共和国啊，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共和国啊！